近來，人們熱衷於討論新技術的湧現是否可能讓新聞業突破集權政府的管制而朝着更加民主方向前進。10月上旬，Anya Schiffrin編撰的關於世界各地“扒糞”（muckrake，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掀起的一股記者和報刊致力於深入調查報道黑幕的浪潮。其名稱源於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一次演講，將記者比作英國作家約翰·班揚小說《天路歷程》中的一個反派人物，他從不仰望天空卻只是手拿糞耙埋頭打掃地上的穢物。）運動文集的發布會上，我又將這個話題拋向了和我在同一個研討小組的南非、拉美和中國記者們。
Photo by Louis Hines/Library of Congress
1908年，一群童工在美國印地安那州一家玻璃工廠工作。美國的“扒糞者”在20世紀早期促成了勞工改革
我們身處在一個“揭黑”報道的黃金時代嗎？
對此，我並沒有得到一致的肯定回答，他們的回應更類似於“視情況而定”。但毋庸置疑的是，即便不時處在相當艱難的境地，調查報道能仍夠繼續存在，甚至進一步繁榮。儘管技術進步時常被視作現代“揭黑”記者的一項超級武器，然而推進調查報道發展更主要因素似乎是這門行業的傳統。在一些國家，一段驕人的新聞監督史，政治氛圍和能夠支持報道公信力的行業環境這三個因素在維繫調查報道發展方面十分重要。
南非的新聞學教授Anton Harber表示，南非的調查新聞報道發展得非常好，有着一群訓練有素的日報和周刊記者，他們的關注目光上至政府高層的腐敗問題，下至社會服務的慘淡經營。即便是在數十年前的種族隔離時期，一些規模較小但富有激情的南非報紙為曝光陰暗面提供了平台。也正是在那些年，他們投入了大量精力推出深度報道並構建了自己的品牌。
Photo by Louis Hines/Library of Congress
南非種族隔離時期的指示牌
Harber曾經於上世紀80年代在南非“揭黑”報紙《郵政衛報》任職編輯，當時正值南非反抗種族隔離運動的鼎盛時期。他本人曾被多起起訴，其所在的報紙也曾被當局禁止發行一個月。如今枝繁葉茂的南非調查新聞報道正是成長於這種傳統中的土壤。而《郵政衛報》這類報紙也因其有能力做出有分量的揭發性報道而贏得一大批擁躉。
然而非洲的另一些國家則缺少這樣的傳統。Harber以盧旺達為例解釋道：即便盧旺達現在已經政策開放，記者們仍然怯於揭露bian弊案。輿論監督的正當性缺乏歷史和實踐的支撐，可資借鑒的成功案例實在太少。和南非由公民社會和反對黨共同參與曝光行動的情況不同，公眾監督的文化在盧旺達仍未形成。
”傳統“是我們這次研討會上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會議的討論正是基於《全球”扒糞“》這本書的主題。該書回顧過去100年世界各地的調查報道的情況，並試圖解答類似於究竟怎樣的新聞能夠改來社會變革的問題。
這當然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雖然會議的各個小組在一整天的時間裡也梳理出某些共性的東西。揭發性報道通常會對個人而非整個體制產生影響：涉事官員或會因被揭發而下台，但問題的根源並未被觸及。類似於禁止童工或奴役勞工這樣需時數年乃至數十年的長遠改革並不是憑几個記者的力量就能推動，還需要社會人士，政府的改革家以及其他公民的共同參與。
揭發腐敗的報道可能會帶來某些短期的影響，卻極少觸發體制變革。絕大多數報道都會提出具體不法行為的證據並點名當事人，但往往是在腐敗分子受到懲處後，腐敗行為仍會以其它形式出現。
曾經就拉丁美洲調查新聞報道撰文的Silvio Waisbord說揭發性報道就像跳探戈舞。舞蹈中充滿着炫目的動作技巧，但舞者只是在繞圈圈，最終還是回到原點。
隨着上世紀90年代拉丁美洲的一些集權政府倒台，民主得以加強，調查新聞報道在那裡掀起一波浪潮。雖然各國情況都有所不同，但是媒體人開展調查的熱忱極為高漲。紙媒是”揭黑“報道傳統上的平台，同時新媒體則通過嘗試新的敘事方法將這項事業向前推進。
來自薩爾瓦多的El Faro，哥倫比亞的La Silla Vacia 和 Verdad Abierta，墨西哥的Animal Politic以及危地馬拉的Plaza Publica等人將數據、敘事性和互動性等元素融入創新的深度報道之中。另外一些由NGO和記者運營的網站則採用了眾包和跨國合作的形式經營網站，這種方法被喬治華盛頓大學傳媒及公共事務學院教授Waisbord稱之為“混合” 模式。專門追蹤亞馬遜熱帶雨林採伐狀況的Infoamazonia網站則是個中典範。
然而在許多地方，報紙仍然是新聞曝光的主要媒介，尤其是那些關於高層腐敗的消息。在阿根廷這樣一個沒有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law）的國家, La Nacion卻成功地用大量文件和數據製作成了一個互動性新聞網站，還調動了許多讀者參與其中。La Nacion本人也因該項目聲名大噪。
在巴西，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跟蹤該國調查報道狀況的Angela Pimenta表示，該國最大的幾家報紙都在曝光政客腐敗行為的最前沿。他們曝光的內容包括行賄受賄，貪官們奢靡的生活，以及國營石油公司Petrobas向官員們提供回扣，甚至據稱曾在執政黨競選過程中提供政治獻金。
這些引人遐想的新聞曝光引發了公眾的不滿。當然時機也很重要。正如Waisbord教授所觀察到的，某些揭黑報道發布的政治時機是成熟的。仍以巴西為例，該國各政治派系互相競爭，民眾普遍對腐敗和他們自己的生活現狀有所不滿。
最新出台的強有力的信息自由法為輿論監督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也提高了腐敗分子從事違法行為的風險。手機等新技術的出現也令有關政治醜聞的新聞以更快的速度傳播。
中國與巴西的情況有所不同。雖然仍然有一定限制，但是對腐敗和環境污染的曝光前所未有。近來加強的限制的確令人擔憂，但是致力於突破藩籬的記者和公民們仍然為我們帶來了開創性的報道。
中國在20世紀初即形成了報人針砭時弊的傳統，而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市場化改革以及隨之而來的國家對媒體減少補貼的做法撒下了當代調查報道的種子。依靠發行和廣告生存的新聞機構將新聞曝光作為創收策略的一部分。互聯網尤其是博客和微博的出現進一步擴充了曝光的平台。但正如BBC記者倪偉峰所言，許多最為尖銳的曝光行為往往來自於《財新》這類市場化媒體，甚至中央電視台也會有進行輿論監督。
財新《新世紀》周刊2011年關於張曙光的封面報道
2011年導致40人死亡的溫州動車碰撞事件發生後，財新傳媒揭露了在中國建設高鐵過程中的驚人腐敗。旗下《新世紀》周刊揭露了鐵道部中破敗的管理體制，將前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張曙光做成封面報道，披露月入數千元人民幣的他竟然能在美國加州擁有豪宅等事實。張最終被判處死緩。
關於醜聞的報道賣的就是影響力。在許多案例中，官員揮霍無度的生活最終被證明來自於其不法收入—無論是張曙光的美國豪宅還是南非交通部長Dina Pule的高檔紅底高跟鞋，他們作為官員的失當行為最終被曝光。
這雙紅底高跟鞋成為這位南非女部長腐敗的證據
毫無疑問，中國當局容忍甚至鼓勵人民揭發腐敗行為。這成為了發泄公眾不滿的安全氣閥，也有利於執政當局清洗害群之馬。記者們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將官員的不法行為公之於眾，並開展持續的調查。
倪偉峰解釋稱，中國記者將自己視為“啄木鳥”，將這個政權之樹的害蟲啄出而非將之砍倒。但是當啄木鳥也會有政治風險。
總而言之，無論我們是否身處於一個調查報道的黃金時代，無論是當”看門人“還是”啄木鳥“，即便存在挑戰乃至身處最為不利的境況，調查新聞報道目前仍然向前發展。
作者簡介：Sheila Coronel 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務長，並在學院內創辦了斯塔比爾調查報道中心。她同時還是菲律賓調查報道中心的創辦人之一以及前任執行總監。本文轉發自她的個人博客，watchdog watcher。
(譯：Benjamin Zh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