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影响公共政策和问责机制的例子并不少见。从小镇报纸到大城市媒体，充当监督角色的记者们不倦地追问：钱花到哪儿去了？权力是如何行使的？全球深度报道网盘点九大深具影响力的案例，向你展示深度报道的力量。
巴西巴拉那州（Parana）有一千万人口，当地报纸Gazeta do Povo和电视台RPC TV用了两年时间建立国家立法议会公共开支数据库。在调查过程中，他们发现议会从公共资金里有计划地偷走了4亿美元。这一发现在当地引发激烈抗议并推动一系列调查，目前已有30位议员接受调查，15位被判定有罪。
哥斯达黎加报纸《国家报》（La Nación）设立了由资深记者吉安妮娜·塞尼尼（Giannina Segnini）领导的深度报道小组，他们凭借一系列有力度的报道获得了国际关注。报道小组发现三位哥斯达黎加前总统从外国公司收受不明资金，其中包括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制造公司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 。报道促使哥斯达黎加立法议会和检察官展开调查，将前总统米格尔·安赫尔·罗德里格斯（Miguel Angel Rodriguez）送入监狱，并颁布了新的反腐败法。
南非当地报纸《每日新闻》（Daily Dispatch）的三位记者揭露了南非东开普省的Frere医院数百起本不该发生的新生儿死亡事件。他们在2007年发表的报道中指出，一连串可悲的环境因素：疏忽、无能、人手紧缺、设备不足和无力的感染控制，导致了令人惊惧的新生儿死亡数量。报道发表10天后，南非卫生部长发布了一系列针对医院的彻底改革，推出比原标准高十倍的预算和雇佣更多护士和医生的计划。
《恶灵儿童》（Spirit Child) 是一篇关于加纳残疾儿童被残忍杀害的深度报道。当地人视残疾儿童为“恶魔附体”，村里被称为“混合人”（concoction men）的老人会给这些儿童灌下有毒的饮料，将他们杀死。有时，在一个家庭发生不幸时诞生的小孩也被视为“恶灵”儿童，这些孩子也会遭遇相同的命运。杀死“恶灵”儿童是当地一种古老传统。报道在加纳和世界范围引起公愤，当地政府迅速出台禁令，参与这些杀害的人被捕。
英国记者大卫·利（David Leigh）和罗伯·埃文斯（Rob Evans）花费7年时间调查由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公司之一组建的行贿网络。随着调查深入，他们发现英国航太系统（BAE System)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瑞士建立的秘密子公司，这些子公司通过贿赂中东、欧洲和非洲的政治家来获取大宗军火合同。报道由《卫报》记者同瑞典、坦桑尼亚、罗马尼亚和南非的同事合作完成。报道推动了新法的颁布和一轮针对涉外贿赂的打击。
2014年年初，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离开基辅，躲避国内反对他腐败暴政和亲俄政策的浪潮。当他身处外地时，他的职员试图将成千上万份文件丢进附近的水库销毁。一个临时记者小组赶到了现场，并在众多志愿者和积极分子的帮助下挽救了5万份一度是机密的文件。意识到这些文件的重要性，小组迅速成立了亚努科维奇解密（YanukovychLeaks）调查项目，保存、上传文件，并发布一系列极具冲击力的、揭露领导人腐败行为和滥用权力的报道。
水门事件起源于一位保安误入民主党全国总部在华盛顿水门综合大厦的办公室，以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辞职为终点。水门事件的揭露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不懈的追踪报道。今天，水门事件在全世界成为深度报道的象征，“XX门”被广泛用来描述丑闻。
2000年，菲律宾深度新闻中心（The Philippine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发布了持续7个月的、针对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a）不明财产的调查。他未曝光的资产包括：几栋大厦、十几家公司的股权。通过追踪调查和浏览大量公共记录，该中心发现总统和其家人名下有17处房产，总价值超过4千万美元。2007年，法院裁定埃斯特拉达犯有盗窃国家财产罪，判处他终身监禁（同年10月他获得特赦）。
巴基斯坦调查报道中心（The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in Pakistan）创建人奥马尔·奇马（Umar Cheema）取得并分析巴基斯坦446位议员的税务记录。2011年，他发表第一篇报道，揭露该国近70%的议员在全世界税率最低的国家没有申报税款，包括总统和62%的内阁成员也在逃税的行列，90位议员甚至没有税号。2012年发表的第二篇报道发现在上届选举中赢得席位的议员中，近一半没有交过个人所得税。报道在巴基斯坦引起持续热议，2014年，巴基斯坦政府走出大胆的一步：公开纳税记录。在此之前，全世界只有3个国家做到这一点：挪威、芬兰和瑞典。
(翻译：吴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