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次發表於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全球深度報道網獲得授權重新刊登並翻譯。如欲轉載，請與我們聯繫並取得授權。
每一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年度高校排名”都被美國父母頻繁參考，也屢遭媒體嘲笑——“出人意料地”，普林斯頓、哈佛、耶魯再次當選為“最應該送孩子去的學校”。
如果你不是一個急着送孩子出去讀書的家長，而是一個急需政策建議的政府官員呢？該去哪裡尋找建議？今年，你可能會參考一個叫做“2014全球智庫報告”的東西，這份報告本月由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後簡稱“賓大”)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發布。
該報告被標榜為“世界頂尖智庫的最全面排名”，將150所智庫按照地區、研究領域等組別進行排名。當然，還有一個“世界最佳智庫”的部分，專門加冕智庫圈裡的普林斯頓和哈佛——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和卡耐基基金會(the Carnegie Endowment)。
這項調研的負責人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James McGann說，他和同事們聯繫並邀請了上千名記者、政策制定者，對，還有各所智庫，請他們提名候選機構，以此方式獲取數據並劃定名單範圍。在第二輪中，評估者們將候選機構由“最好“到“最差”進行排列。接着，由專家小組根據他們對每個智庫資質的理解將這份名單進行複議並修改。然而，不論是這些專家小組成員的具體身份，還是他們的篩選標準，都沒有公開。儘管這份報告的撰寫者提供了28個標準，並“鼓勵“評估者利用這些標準做決定，實際的排名卻是主觀的。整個決策過程恐怕只有這些“專家”們自己知道了。
不少評論員提出過如何更有效對智庫排名的建議。但我認為真正的問題是更為根本的東西。就好像，《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高校排名常被人詬病用錯了衡量標準——他們用大學新生的SAT成績和人為降低的接受率來得出高校排名，而非教育質量。同樣地，賓大的報告也沒有提到一個智庫應有的最重要的品質之一：研究的正直程度。
去年九月，《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頗為詳盡的研究調查暗示，華盛頓的某些著名智庫接受一些渴望在美國資本中獲取利益的外國政府的資助。這種利害關係並不新鮮。1999年，David Callahan曾在《華盛頓月刊》(the Washington Monthly)發文，強烈譴責一些“右翼”智庫給私人企業當托兒，包括美國企業研究所(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卡托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等頂尖智庫。另一篇發表於2013年9月的文章也被廣泛關注，《大西洋月刊》的記者Molly Ball記錄了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如何從一個保守主義智慧的堡壘轉變為共和黨最保守派系的政策臂膀。(在賓大這份報告的“美國智庫排名”中，卡托研究所和傳統基金會分別排名第八和第九，美國企業研究所排名第十二。)
Thomas Medvetz是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教授，最近剛出版一本關於美國私人政策研究史的書。他認為，人們需要用更多懷疑來對待“智庫”這一概念。Medvetz認為，類似布魯金斯學會這樣的機構有意將自己定位在一個含糊不清的位置——學術、商業、媒介、倡議機構的交叉點。並且，如果沒有任何有力的挑戰，他們只會繼續從這種共生關係中獲利——政治家和記者們都迫不及待地要消費他們的成果。儘管布魯金斯學會使用了代表教育機構的網絡域名“.edu”，但它顯然不是一所大學，也不是象牙塔。
Medvetz認為，賓大的這份報告“將我們最應該問的問題視為理所當然：怎樣才能被認可為專家？”《紐約時報》的調查報道中批評的那些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大西洋委員會(the Atlantic Council)，全球發展中心(the Centre for Global Development)——在這份報告的“美國頂尖智庫“一欄中分別排名第一，第十六，和第二十七。(為了充分公開信息：儘管本人受聘於《外交政策》，本人服務的”民主實驗室”(Democracy Lab)是《外交政策》和列格坦研究所(the Legatum Institute)的合作項目。該研究所也是一所智庫，總部位於倫敦，但它沒有被列入這份報告。)
報告的主要作者McGann堅持認為他沒有“迴避問題”。他說《紐約時報》的調查報道是有失公正且具煽動性的“欲加之罪”。他認為該報道“沒有一點證據”能表示被質疑的智庫由於對外國資金的依賴而在操守上妥協。他強調，他的報告多次參考“研究質量”，也將“獨立性”列為供評審人考慮的28條標準之一。他不接受這些關於智庫未能公開資金來源的批評，認為這種指責將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但是，他也承諾，未來這份報告將會更加全面的衡量智庫的正直程度。
Medvetz也同意，智庫的資金來源只是問題的一部分——私人和政治因素等其它利害關係也可能影響智庫的正直程度。但他高度認可《紐約時報》的那篇文章，稱其為“卓越的調查報道”，認為文中的結論“幾乎毫無爭議”。智庫行業真正需要的是一種轉變，通過“自願透明”的行業規範，推動智庫們更加坦率的面對他們的關係網。一些公民社會組織正在努力，比如美國的“透明化”(Transparify)給智庫的財政透明度打分，就是一個好的開始。
然而，在Medvetz看來，現有的智庫體系已經根深蒂固，所以他很懷疑改變的可能性。在金錢和權利的誘惑面前，智庫和其他任何機構一樣，值得我們保持懷疑。他們也和其他組織一樣，不遺餘力地維護自己已經開拓出來的地盤。
最起碼，記者們可以做好自己的本分，對他們聲稱的“公正性”保持懷疑，並且提供有關利益衝突可能性的信息。而那些致力於研究這些私有研究機構的人，則應採取更多措施正面解決這些問題。作為“首屈一指的世界智庫評估者及數據庫“，賓大的“全球智庫報告”並沒有做什麼打破現狀的努力。除非這種固定範式有所改變，否則，請允許我第一個恭喜布魯金斯學會下一年毫無懸念的勝利吧。
作者簡介
Ilya Lozovsky是“民主實驗室”(Democracy Lab)的助理編輯。在加入《外交政策》之前，他曾任“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歐亞區項目主任，為歐亞大陸上的人權活動者和機構提供緊急援助。Lozovsky能講流利的俄語和德語。他在塔夫斯大學(Tufts University)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學習政治發展並獲得碩士學位。
翻譯：李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