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躍剛 ｜作家、知名媒體人
什麼樣的災害信息有人關心？我們為什麼會關注災害信息，它觸動了我們心靈當中的哪些部分？對於這個問題，新聞界的回答很簡單，首先它是不是新聞。
新聞現在發生了變化，自媒體的出現使之發生了變化，即被分類、被結構化、被多元化。單一視角、新聞媒體精英主導新聞的時代結束了。所以說，我們現在要考慮採取什麼樣的工具，利用什麼樣的分類來傳播新聞。這個問題不是今天的主題，不展開說。
對NGO而言，要知道媒體想什麼，結構性的、分類性新聞指的是什麼？新聞在社會常理或制度限制里是逆反的，只要是逆反的就可能是大新聞。這方面需要NGO人士跟媒體人多溝通，好新聞、大新聞是在溝通里發現的。
我明天要講到NGO的公共性問題。根據我的觀察，壹基金這樣的NGO做了很多工作，這些工作在我看來，對中國社會的建構無論是微觀，還是中觀都有重大意義。畢竟我參與了雅安地震災後重建的全過程，之前也參與執行了汶川地震災後重建的一些NGO項目，抵近持續觀察到了一些現象。
今天，我講的題目是，我們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直討論的大命題：新聞記者秉持什麼樣的職業標準，按照什麼樣的行為準則行動。
（一）災難報道：突破禁忌，報道真相
要討論災難報道倫理問題的困境，其最大的困境是能不能報道。在中國語境下實現八個字——“突破禁忌，報道真相”，這是災難報道倫理的第一點。
在中國語境下行動，有普適的意思，也有中國語境下的意思。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我參與了1987年大興安嶺火災（總編室夜班一版編輯）、1991年華東水災、1998年大興安嶺火災、1998年長江流域水災、2003年淮河水災、2003年SARS、2008汶川大地震、2013年雅安蘆山大地震等自然災害報道。
在中國討論災難報道的倫理問題，最大的困境是能不能報道。每個記者到現場去，第一是看，第二是進現場。看到什麼？報道什麼？就是實物實景。就其性質而言,記者在判斷新聞的時候，進入災難的時候秉持什麼標準。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今天我這個題目是從兩個層次來講的。第一個層次，在中國語境下實現八個字——“突破禁忌，報道真相”。這是災難報道倫理的第一原則。因為沒有真相，其他什麼都免談。連及時傳播災難信息並進行有效的救助都沒有，不要說認識災難原因，更不要說一整套的社會救助、減災防災機制的建立了。
壹基金李健強剛才講了海原地震和關東地震引起社會反思之別。日本是現代國家，有着高度發達的社會治理體系，對人類危害有着快速反應，東亞國家減防災這套意識是從日本開始的，這說明了社會發育或現代文明發育的程度。
我明天會講到從大地震也好、水災也好、火災也好，所有社會自然災害的不可抗力，社會是如何反應的，反應到什麼程度，效果怎樣。這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
還有一個層次就是倫理悖論。我們說的倫理悖論是指什麼？我們經常討論從越南的佛教徒自焚抗議到埃塞俄比亞大饑荒那幅“禿鷲與瀕死兒童”的照片，此時在現場採訪的記者有雙重角色，作為人的角色和作為記者角色，這就出現了倫理衝突，我把它叫做“職業倫理”與“社會倫理”的衝突，相當於韋伯所說的“責任倫理”與“政治倫理”的衝突，即作為一個記者的存在，同時也作為人的存在，專業選擇和人性選擇之間的悖論。
後邊這個問題是一個普適問題。我們現在報道的裡邊有，我本人也遇到過，但是相對於我提的第一個問題，我認為它分量稍輕，或者我們遇到的類似衝突沒有那麼多，因為那個問題在我看來是個體人文價值高度自覺，對人的生命高度尊重、珍視的一個社會整體的反應。
而我們現在處於轉型社會，一個比較幼稚的社會，有類似悖論，但是沒那麼突出。我們突出的問題是能不能報道，報什麼，遇到問題怎麼辦，怎麼規避政治風險，打擦邊球。
比如1987年大興安嶺火災，我作為中國青年報總編室夜班一版編輯，一個月看不見前方火災現場的稿子，大火燒得全世界都知道，主流媒體看不見，燒了一個月以後才有報道。我們刊發的《紅色的警告》、《黑色的詠嘆》、《綠色的悲哀》三篇特稿轟動全國，雖然報道全面突破了禁令，但是總結起來，也是後補的、總結性的、觀念性的，而且是觀念先行的報道模式。
最後從法律上而言，當時被批評官僚主義的林業局長案子都翻了。報道是有問題的，政治正確，政治性遠遠大於法治觀念和現場真實，以社會的流行觀念比如“改革”、“反官僚主義”去套報道災難原因，彌補缺乏現場報道、信息不充分的缺陷。
圖：1987年5月6日至6月2日在黑龍江省大興安嶺地區發生特大火災，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森林火災，又稱為“無聲的戰鬥”。
1991年華東水災，我當時被報社委派中觀協調報道，飛到長江和淮河流域。一下飛機就開始報道，但是也非常有限。很多重大的新聞，不準報道。剛下飛機就接到了中宣部的“八不準”——不準報道災情，不準報道疫情，不準報道為什麼……那去報道什麼？
當時的中宣部某副部長是老左派，他在通氣會上講，記者沒事生事，為什麼要去拍淹沒的民房，為什麼要拍凄慘的畫面。我一聽到傳達，就在電話里大罵，國內部負責水災報道的副主任楊浪很有意思，害怕我罵人的內容外泄，做了一個決定，把我們之間的討論內容從值班記錄本刪除。我們在電話里討論的，就是我今天演講的內容——新聞專業主義倫理問題。
1998年長江、嫩江、松花江大洪水，上面規定了一些專有名詞，比如說“管涌”，出現管涌，報道時，只能說“出現險情”。“管涌”，就是洪水從大堤底部湧出的險情。管涌大，叫“重大險情”。故意模糊災情，限制報道的準確性，誤導公眾的準確反饋。
還有，不準報道大堤決口，特別是長江大堤決口不準報道。當時《人民日報》有一篇報道吹噓九江市防洪做得好，說“九江固若金湯”，挺長的一篇馬屁報道。這篇報道發表沒幾天，長江九江段大堤決口。
這是1998年長江發生大洪水時最重大的新聞。中青報發表九江決口新聞是攝影記者賀延光寫的。天大的新聞，當天央視不報，江西、九江所有的新聞媒體不報！傷天害理。中青報見報第二天央視才報，第三天江西、九江的新聞媒體才跟着報，九江城洪水滔天已經三天了。
突破禁令，九江長江大堤決口是一個標誌，中青報第一時間現場報道是一個標誌。所以當時有一句流傳甚廣話：大洪水衝破了九江長江大堤，中青報突破了水災禁令“大堤”。雖然前期我們已經發了一個星期的水災獨家報道了。
報與不報，在禁令面前，對於記者，對於報社，是非常重大的考驗。為了九江長江決堤報道，中青報負責報道的副總編在中宣部寫了三次檢討過不了關。當然，一個月後形勢突變，賀延光的報道獲得了“九八大洪水”報道的特等獎。
圖：2003年SARS事件
2003年SARS事件，最早先是南都開始報道，瘟疫接着往北走，北京已經泛濫成災了誰都不知道。我有一個朋友的老婆是北京一個區防疫站的，說她供職的防疫站接到的被確認的SARS病人已有十多個，而媒體裡面沒有一個字。
為什麼說胡舒立真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記者、編輯，在歷史轉折這一刻，她做出了決定，她領導的媒體《財經》首先刊登SARS的消息，突破了禁令，維護中國新聞界應該有的專業主義倫理和職業尊嚴。《財經》報道後，緊接着美國《時代》周刊，再往下就是《三聯生活周刊》，全面、充分地報道了SARS。
禁言、突破、挨批、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被肯定，一篇好的災難報道，都會經歷這樣的輪迴，這個過程對於一個成熟媒體或者負責任的媒體而言，作為成熟的記者或者有抱負有追求的記者而言，我認為就是不斷堅守新聞專業主義倫理的過程。
這是我們討論問題的前提。無論我們有失誤還是成功，我們是有案可循的。SARS是1949年以來中國遭遇的最大的一場瘟疫。作為世界的一種新的病毒，我們專業知識不具備。
我花了大工夫，在家讀了一個多星期的世界流行病史，讀完一下就明白了。第一是找到病原體，第二是病源隔離，第三是了解已有治療手段是否有效及是否發現了新的有效治療方法。結論是：人為製造的恐怖，包括向公眾封鎖信息，遠超過了瘟疫本身對人類的威脅。這樣的話，我們就能制定科學的報道策劃，配置報道資源。
（二）災難報道：專業倫理優先
中國社會最大的問題是拆解社會、破壞社會，使得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不像專業人士，專業沒有標準，不以維護這個專業的倫理成為有所作為的恪守準則，這是我們社會的病根所在。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有一個演講，標題是《沒有分工就沒有正義》，就是講分工理論支持的專業主義倫理問題。正義跟專業分工掛鈎具有最原初的意義，是柏拉圖建構的。柏拉圖是正確的。
中國社會最大的弊端是拆解社會，破壞社會分工，使得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不像專業人士，專業沒有標準，沒有專業倫理來約束人的行為。
比如SARS，首先是專業問題，即流行病學的問題，傳染病學的問題，其次才能是其他的問題。防範它，認識它，人類沒有經驗。這是一場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戰爭。
觀察廣東的措施，北京的措施，4月20日開始公開報道，我認為一個月的時間，即5月20日以後疫情將會得到控制，患者曲線會持平，然後逐漸下滑。我這個判斷說出來，很多人包括我的同事取笑我，因為那時正是恐慌高峰，北京空城，全國圍追堵截北京人。
我判斷的依據很簡單：1、病原體已經發現並被命名；2、北京小湯山隔離醫院建立，已經實現物理隔離；3、鍾南山在廣州中西醫結合，已經有臨床治癒案例，北京的相關醫院也有臨床治癒案例；4、持續上升的患者曲線，是因為前期患者沒有得到有效統計，或一些病人沒有得到確證所致，當然也有新增患者。
人類歷史上有一套預防社會瘟疫的方法。我們批評政府的時候，不對的是什麼，對的是什麼，這是一個科學問題，專業問題。專業問題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新聞專業，一是流行病和瘟疫的專業知識。
從正義的角度，災難報道的第一條原則，必須是也只能是“揭示真相”。怎麼報，是另外一個問題，再討論。
第二個問題，災難報道現場，社會倫理與新聞職業倫理髮生衝突的時候，我的觀點：職業倫理優先。
我的理由很簡單，一家媒體派出自己最優秀的記者，赴災難前線採訪、報道，媒體在這個時候為你最大程度地配置了資源，對於媒體而言，它只有一個要求，寫出一流的報道。因為廣大的讀者、觀眾期待着一流的報道。
這是個多維度的問題，實現職業倫理的過程，是一個結構（各種資源的配置）、一個流程（新聞生產的每個環節），不是單純的記者個人表現。這跟社會有關，跟媒體有多重功能多重屬性有關。媒體，既有社會公眾性，也有企業私利性。
我們看到很多案例很悲慘，特別是埃塞俄比亞的案例，拍《蘇丹的飢餓》的那個記者後來自殺了。我分析這個案例，有“道德自責”的情景。
圖：曾獲得過普利策獎的攝影作品《蘇丹的飢餓》
自然災難的報道，也會給報道者帶來嚴重的心理問題。汶川地震後，南方都市報2008年在人大做過一次災害報道的論壇，我有一個發言，主要內容是呼籲建構“災害心理學”，包括回答2008年很多記者看到災難現場以後的悲痛欲絕，被摧毀了作為這個職業的合理性或者作為人的合理性，即所謂“災害心理創傷”，包括災民的生活。但是，我的呼籲，心理學界的回應是非常微弱的。
災害心理在我看來是一個理論，並不僅是一項簡單的工作，不是實務，是理論。研究不同族群，不同地區，不同國家，在自然災害面前的社會心理反應機制。包括新聞記者，我讀了很多案例，在2008年汶川地震報道之後，有記者看到現場後心理崩潰，心理學家也有跟記者談，也有記者因此辭職。
對於第二個問題，今天尚未定論。不過，在我這裡：職業倫理優先。
會場嘉賓討論摘取：
破壞社會與拆解專業帶來的後果——
龍科（原《中國財富》主編）：
非常感謝盧躍剛先生的演講，我是第一次聽盧先生演講，以他業界的經歷，始終秉持他個人作為人的專業體驗過程。我個人覺得非常受益，接下來這個時間大家可以跟盧老師對話，把你們的問題拋出來。這個主題非常有開放性，而且可以跟我們每個人聯繫起來，我們談到倫理的時候它不僅跟人有關，而且跟我們從事的工作有關，是帶着某種信仰、文化和體驗的過程，這樣的過程當中大家一定有想表達的。
王天定（西安外國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盧老師剛才講的中國社會的病根問題，我也有一個觀察，咱們中國現在沒有哪一個職業能夠真正讓人尊敬，可能很多職業讓人很羨慕，但是發自內心讓人尊敬的專業沒有，為什麼中國社會會這樣？
盧躍剛（作家、知名媒體人）:
這是一個政治哲學問題，因為它確實涉及制度結構和統治方式。我們在現實中能夠看見，就是當教授不把好教授作為標準，當醫生不把好醫生作為標準，當記者不把當好記者作為終身追求目標，當法官不可受法律而是聽命於權力……法官涉及正義，教育涉及人心，新聞報道涉及歷史，醫生涉及人的生命，都是社會最重要的部分出問題。後來，我們發現，讓社會碎片化是一種控制方法，從社會轉型看，從歷史角度來看，他們肯定認為這是有效的，我剛才講了破壞社會和拆解專業帶來的後果很嚴重，即社會的潰敗。現代社會有一個基本特點，它是由一整套的政治、經濟、文化建構起來的，無論從社會治理結構理論，還是社會分工體系，都是現代社會的標誌。根本不用討論，是不是好記者一眼便知，是不是好醫生一眼便知。可是好教授呆不住，好醫生呆不住。為什麼?
為什麼社會出現了巨大的結構性的制度性的逆淘汰。從分工理論來講，如果沒有分工，沒有社會治理的專業的行業的自律分工這套體系，就不可能存在社會良善。這是肯定的。
胡舒立討論《新快報》陳永洲案時，提出第一點就是“自律”。沒有糾錯機制，沒有龐大的同業制約，或者沒有標準，有標準也不穩定，那麼整個社會的環節是松扣的，是可左可右的，是可正可反的，是可黑可白的，充滿了不確定性，而不確定性或故意製造不確定性就是當今社會治理的真正病根。
劉萬永（資深媒體人、《仟言萬語》創始人）：
我想問一下盧老師，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我覺得這兩年來關於媒體的爭論特別多，比如馬航，記者說是不是要到現場去？你去採訪，到現場就是到酒店，家屬在那裡，拿着照相機攝像機採訪是不是造成二次傷害，這個爭論就很嚴重，業內某些報道就會出現爭論，比如後來龐麥郎的報道，報道會分成兩撥，這是為什麼?
盧躍剛（作家、知名媒體人）:
我有微博，從來不寫一個字，微信上來以後也非常勉強，但是我上了微信以後，整個把我對中國社會、中國鄉村和傳統這塊的東西一下看清了。原來我對這些新工具完全是排斥的。我的新聞專業主義標準是原教旨的，總體而言比較保守。我認為故事是猜不出來的，一個故事要寫出來，當下人類的行動還很難用千里眼順風耳的方法來完成一次有效的、真實的、有細節的訪問。第二，從人類思維方式來講也是這樣，有些問題片刻可以反映，一些問題要一系列的碎片連成，這是一個過程，一個時段，而不是一個切片。
實際上，在這個思考的過程，也需要有一部分人認真想清楚一兩個問題，在我看，一生想清楚一兩個問題已經非常不得了，而這一兩個問題想的方法一定不是隨機的。
我想說的是，新聞製作的過程，現在雖然已經工具化了，多樣化了，結構化了等等，仍然不能迴避的是，有一些重大的問題，重大的現象，需要有人持續關注和訪問。
像馬航，我覺得一個好記者不是面對採訪對象，騷擾式的訪問不能獲得信任。我看所有的好記者，無論國內外，我見過沒見過的都有一個特點，特別是深度報道，與被採訪對象之間，都有逐漸互相信任，然後拿到獨家材料的過程。
而這個過程不是那一刻就會告訴你，人跟人交流不可能是這樣，特別涉及一些具有公共價值的隱私，這是人的交流過程。
從有效交流而言，我們老講有效採訪，採訪說的話很多，是不是有效？那不一定。所以，我明天會講到這一點，就是災害救助的倫理問題，如果不建構社會的平等對話體系，修復或認知災害救助主體，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有效交流的話，不可能有效地去幫助別人，同時幫助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