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全球深度報道網（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Network）此次將三部分系列報告 Digital Journalism: Making News, Breaking News 中的第二部分分享給大家，此報告由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的獨立新聞和信息項目共同起草發布，濃縮了Mapping Digital Media (“數字媒體圖譜”研究項目，後稱MDM) 的研究成果。MDM是當今全球覆蓋面最廣、由非政府組織研究得出的媒體生態研究計劃，涵蓋了從2011年以來發布的關於50多個國家的報告。該報告關於數字化對媒體自由的影響和通向新聞精品之路的內容都值得一讀。接下來的這篇文章節選自香港大學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陳婉瑩教授的《新聞與數字時代：更廣的覆蓋面，不夠嚴謹的報道》（Journalism and Digital Times: Between Wider Reach and Sloppy Reporting）。
數字化是近年來新聞業產生變革的主要驅動力之一，它影響到新聞價值、職業倫理、工作流程、工作條件、新聞編輯室管理等方方面面。Mapping Digital Media(“數字媒體圖譜”研究項目，後稱MDM)的研究表明，數字媒體不但改變了發達國家的新聞實踐，更深刻改變了新興市場中記者們的工作方式。數字媒體給新聞帶來機會，也帶來了風險和挑戰。數字化為新聞的採集與傳播提供了便利，但並不一定帶來更好的新聞報道。抄襲、缺少求證，和其他不合乎職業道德的新聞實踐在許多國家開始飛速增長。
具體而言，就調查報道來說，數字化為職業記者和有抱負的公民記者創造了新的發布平台與傳播渠道，但大部分國家的調查報道似乎並沒有因此得到更多的社會影響力。有些國家的MDM報告甚至顯示，數字化已經給調查新聞帶來了極大的破壞。
儘管數字化為公民記者和獨立媒體提供了自發進行研究、調查，而後發表和傳播其報道的機會，但在許多國家，這類公民記者所創作的原創內容是否可靠仍值得懷疑。
數字媒體的出現讓弱勢群體也能在公眾舞台上發聲，但它並未改變傳統媒體面對敏感議題時受限制、有偏頗、愛煽情的報道方式。
如今，幾乎所有大選的候選人都會使用社交媒體平台與選民進行交流，卻只有少數幾個國家能因數字化而催生出新的政治參與者。然而，數字媒體已極大地增加了政治討論的體量，勾起普羅大眾的政治興趣。
優質新聞的機遇與風險
金融時報新聞編輯室（來源：Creative Commons photo c/o Adam Tinworth）
數字化給記者帶來的新機遇主要體現在三方面：更快的新聞傳輸，更通暢的信息來源，更多的受眾互動。MDM研究的56個國家中有接近2/3表示，數字化加快了新聞生產和發布的周期時間，在亞洲和美洲的一些國家這種趨勢尤其明顯。研究也表明，在大約一半的國家中，尤其是類似中國、巴西、印度、南非等新興經濟體中，數字媒體給記者提供了更多的信源和資訊。而在幾乎所有國家中，數字媒體都提升了編輯團隊與讀者之間的互動，讓記者更容易了解到受眾的閱讀習慣和興趣。
譬如，在德國，數字技術不但讓記者有可能找到更多信源，也讓他們深入挖掘故事細節，從而提高文本質量。與此同時，在加拿大，數字化促成的大型數據庫和檔案庫讓記者們檢索背景信息的速度比以前快得多。與讀者和觀眾建立更緊密的聯繫也成為數字化帶給記者的最大益處之一：
新聞編輯室及現場報道中的數字化使記者們得以充分利用數字媒體工具來滿足他們的需要。搜索引擎和智能手機提升了他們的信息檢索能力，個人博客和社交網站讓他們找到信源，與新老受眾建立聯繫，並由他們決定應該發表怎樣的報道——這些改變讓身處工作壓力中的記者們得以拓寬信源庫，完善他們的採訪提問。（更多信息，參閱MDM報告“加拿大篇”）
同樣的趨勢也出現在新加坡：“互聯網已經成為新聞故事的重要來源，以及傳播新聞和接收讀者及時反饋的關鍵平台。”
然而，由於新聞周期縮短，數字化也給新聞標準帶來了挑戰和風險，互聯網也讓剽竊變得越發方便。在超過一半的國家中，記者在核查事實和信息來源上花的功夫變少。新聞報道中普遍使用傳聞和已發表的材料的做法已經成為數字化帶給新聞業的“最普遍的威脅”。
在美國、英國、芬蘭等發達國家，以及中國、南非、巴西、印度、埃及等發展中國家，新聞媒體中的原創內容越來越少，複製粘貼式的新聞越來越多。抄襲泛濫，侵犯版權，引用時不註明來源……類似做法也在同等數量的新興市場和發達經濟體的報告中被指出。從北美洲的美國和加拿大，到非洲的埃及、肯尼亞和南非，再到亞洲的中國、日本、印度以及印尼，這類做法在多個國家中普遍存在。
時間壓力和新聞的快節奏也讓記者們更容易出錯。在巴西，“新聞的質量因為采編流程重速度輕準度而受損。追求消息的儘快發布則導致校訂上的不足和事實核查上的不一致，與此同時，人們越來越喜歡依照着像公關稿這樣的公開稿件照搬內容，而非嚴謹地找到信源、核實信息。”
在馬來西亞，報社的編輯們說，利用複製-粘貼功能在網上抄襲非常容易。馬來西亞國家新聞社Bernama的總編Yong Soo Heong表示：“以前，一些編輯會說‘不要讀馬新社的收報機消息’，首先得想想原創的故事。但現在我們也不能那樣做了，因為所有人都可以上網閱讀資料和搜索維基百科或者谷歌。”
Creative Commons photo c/o Chris Potter, StockMonkeys.com
數字化也在數據安全和個人隱私方面構成威脅。在大約五分之一的國家中，數字化讓信息盜取和非法的通話攔截變得更輕而易舉。遇到這些情況的主要是歐亞國家，如俄羅斯、中國、印度等；也有一些對外聯繫比較緊密的非洲國家，如肯尼亞和摩洛哥。在美國，潛在的信息泄露對新聞報道構成的威脅比剽竊更嚴重。美國報告援引“維基解密”(WikiLeaks)公開的美國國務院電報，指出，“很顯然，機構信息即使在非自願的情況下也很有可能變得公開透明，這也使得美國新聞從業者不得不思考如何處理包含大量數據的信源。”
數字化也讓記者的工作條件普遍惡化。隨着新聞生產節奏變快，信息容量越來越大，記者越來越需要延長工作時間，並掌握各種不同的數字技能。數字時代的記者們不但要寫文章，還要拍攝和剪輯圖片及視頻，並管理社交媒體，所有這些都增加了他們的工作量。在財政資源緊縮、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記者的工作條件不斷惡化——他們需要加班並承擔新的角色，以適應數字新聞傳播的要求。
或許，數字化在新聞業中所扮演的最大角色在於新聞採集和傳播，而非關於新聞質量。在法國：
網絡新聞的增加並沒有讓有價值的信息量擴大多少，因為大部分內容仍然基於數字化前一樣的消息來源：新聞機構，記者會，或者內部信源。發生改變的是新聞的傳播體系（多媒體系統）－類似的內容如今通常會放在各大網站上，在博客上進行討論，在推特和臉書上做推廣。（更多信息，參閱MDM報告“法國篇”）
數字化已經成為好新聞與平庸新聞的分水嶺。記者Bernard Poulet說，“數字化之於新聞好比全球化之於中產階級”，將數字化給記者帶來的影響與“中產階級之死”進行比較。Poulet先生預計，新聞從業者將被劃分為兩大群體：大部分是低薪“藍領”記者，執行着常規任務，保持流水線的運轉；少數記者則會因其出色的專業知識和獨特的個人風格而高人一等，他們的名字甚至可能形成品牌效應。
數字新聞尤其在那些新聞審查嚴格的國家中還有可能引發媒體結構變化。在中國，很多媒體在過去幾年間已經從執政黨宣傳工具轉變成半自主的、以市場為導向的媒體。在這種變化下，執政黨的路線被削弱，市場的影響有所增強；嚴肅報道減少，而人物故事、娛樂新聞、八卦消息則急劇增加。這些變化深刻地影響着大眾的新聞需求、媒體的新聞供給和記者的角色定位。
輿論監督
肯尼亞的一位女士在使用Kiwanja手機（來源：Creative Commons photo c/o Ken Banks）
數字媒體帶來的新的發表平台和發行渠道為調查記者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超過60%的國家中調查新聞博客、獨立網站、郵件群組等新的發布平台出現了激增。這些鼓舞人心的趨勢既出現在中國、印度、肯尼亞、埃及、摩洛哥、巴西等新興經濟體，也出現在美國和法國這樣的發達國家。
然而，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國家顯示，數字媒體幫助它們擴大了調查報道的社會影響力。例如在中國、印度、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和泰國這類亞洲國家，數字化對調查報道的生產和傳播起到了促進作用，並幫助他們擴大了社會影響力。在部分歐洲國家如俄羅斯和德國，調查報道在數字時代的影響力由於多種數字平台也有所增長。與之相反，在幾個拉美和西歐國家，調查報道在數字化背景下的影響力卻十分有限。這些國家包括荷蘭和西班牙，墨西哥、秘魯以及阿根廷。
在印度，有數家例如Indiareport.com、Youthcurry.blogspot.com和Churumuri.wordpress.com等發表調查報道的數字媒體平台。這些平台上發表的調查報道，其影響力通過電視頻道和社交網絡進一步放大，並最終使得一些高級官員、高調的政治家和企業高管請辭或者被逮捕。
在巴基斯坦，媒體機構的迅猛發展幫助調查報道增加了其讀者群和傳播範圍。並且，由於實現了跨媒體所有權，媒體集團因而能在不同平台上推廣他們的調查作品。與此同時，對於因政府、廣告商和政黨的壓力而無法在主流媒體發表或播出的內容，互聯網已成為主要的替代發表平台。媒體集團更是廣泛利用推特、臉書等社交媒體推廣它們的新聞內容，進一步擴大了這些調查報道的傳播範圍。其他網上平台如YouTube等則給了新聞內容更長的保存期限。儘管泄密、檢舉揭發以及真正的調查報道之間界線並不清晰，但真正的調查新聞在巴基斯坦已經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力：
通過互聯網發布的聚焦暴力事件或紀錄權力濫用的匿名內容已經引發司法調查和檢控。比如，馬拉拉的博客讓全世界都關注到不斷交戰對女童教育構成的威脅。馬拉拉幸免於難的那場塔利班武裝襲擊遭到舉國上下和國際社會的譴責，並引發了一個代表女童教育的全球性的激進運動。（更多信息，參閱MDM報告“巴基斯坦篇”）
在約旦，“調查記者們的視頻證據引發了來自社會和政府的強烈反響”。阿拉伯調查新聞記者協會（ARIJ）的一篇調查被當地的新聞網站採用，繼而在推特上被不斷轉發，同時也發布在臉書上，引發潮水般的激烈評論並形成一場公眾論戰，並最終啟發競爭對手做他們自己的調查。譬如，有關私立殘疾人中心虐待行為的調查報道引發公眾的憤怒，最終促使約旦國王親自視察這些中心並要求處罰相關負責人。
類似的趨勢也出現在日本，該國報告中指出，“互聯網是調查記者們有用的信息來源和學習工具”。同樣，在調查報道歷來少見的亞美尼亞，數字化讓調查報道的讀者翻倍。在阿根廷，移動電話在傳播調查報道的過程中功不可沒：“手機、相機和互聯網等數字化的產物節省了記者質詢的成本。” 巴西的報告也指出數字化給調查新聞帶來的積極影響：“數字化改善了調查報道的傳播效果。”
即使在新聞媒體和記者受政府嚴控的中國，調查報道也在互聯網時代中煥發新生：
社交媒體已經成為打破審查制度和創造報道空間的先鋒，它們所創造的空間使得傳統媒體得以報道一些幾年前還不能報道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它們讓調查報道成為一個過程，而非結果。類似推特的微博和傳統博客一道為記者們帶來更多可能性，他們不但可能發布已有的調查結果，還將調查轉化為一場公眾對話，並從中尋求建議。（更多信息，參閱MDM報告“中國篇”）
在中國有一個特別的現象，即微博和它對新聞的巨大影響：“它打破了新聞機構和調查報道記者之間的界限，而即使他們互為競爭對手，也往往會在微博上形成一個臨時的信息收集社區，以滿足各自的需求……調查記者的‘獨行俠’形象已經不再貼切了。”
大數據和數據新聞是提升政府透明度和責任感的另一方式，而數字化讓這一切成為可能。在幾乎所有MDM國家中，互聯網讓記者們如今更容易獲取和比較數據。越來越多的數字平台推動了數據新聞的發展。MDM項目訪談過的記者們頻繁提到，數字化是他們創建和使用數據庫背後的動力。數據新聞已經在西歐和北美飛速發展，東歐也正緊隨其後奮起直追。
對調查新聞而言，數字化目前為止帶來的最大最明顯的好處無疑是它帶來了更多的信源、資訊和數據。MDM項目中大約80%的國家都反映了這一情況。
與此同時，數字媒體卻也給調查新聞帶來新的挑戰。最常見的問題包括：網站遭黑客闖入；記者及其線人被跟蹤、監控和威脅；迫害；信息盜取；接觸線人遭遇困難；政府對信息的攔截等。
除此以外，快速流動的大量新聞也給調查報道帶來不利影響。在日本、俄羅斯、斯洛文尼亞、愛沙尼亞、印度等不同類型的國家裡，形式多樣的數字媒體、新聞機構的增多、激烈的競爭以及記者發表獨家新聞的壓力導致錯誤的、含有誤導和曲解的信息在新聞中出現。即使是調查報道中也存在未經核實或者有所偏頗的信息。在馬來西亞，記者太過依賴維基百科這類用戶生成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並導致誤報。在摩爾多瓦，新聞報道中也出現更多被曲解的、有誤導性的數據。
而在加拿大，儘管數字化促進或阻礙調查新聞的方式尚不明朗，但數字媒體工具正帶來信源聯繫記者或是記者發現信源的新機遇。海量信息的數字化尤其提升了記者們獲取政府文件的機會。然而，數字化也增加了新聞發布即時性的需求，它要求新聞人必須時刻身處現場。調查新聞在此背景下因新聞內容質量受損面臨困境。在印度，時間壓力對記者產出的負面影響也凸顯出來：
數字化和媒體競爭共同促成的忙碌節奏導致新聞易於產生錯誤甚至大失誤。此外，全日無休的時間安排讓記者和編輯沒有足夠時間去追求嚴肅、時間跨度長、有深度的調查。除了部分紙媒，主流的電視頻道和網站之外也已無法嚴肅地追求調查報道。儘管獲取信息變得更容易，但鮮有記者受過訓練，也沒有足夠時間讀完網上的海量數據。（更多信息，參閱MDM報告“印度篇”）
而有一個現象並非由數字化造成，但仍存在於許多國家，並對新聞這一職業帶來了惡劣影響，那就是自我審查。在尼日利亞、尼加拉瓜、危地馬拉和中國等國家，自我審查給調查報道帶來的不良影響尤其嚴重。特別是在中國，調查新聞面臨著多重威脅：
數字時代的調查新聞仍面臨來自政府、社會組織和個人的各種阻礙，其形式包括國家監管體系和媒體與個人的自我審查。發表敏感報道的職業記者仍然面臨諸如被剝奪職務、降工資、被解僱或從媒體團隊中永久驅除的各種處罰。此外，政府也不允許設立旨在調查腐敗、人權、能源環境、衛生安全等特定主題的網站。（更多信息，參閱MDM報告“中國篇”）
在日本，“主流大眾媒體所做的調查報道仍影響最大、最受公眾關注”。儘管也有一些獨立、著名的個人所做的調查報道，他們卻大多“年事已高，極少在網絡上發表文章”。
MDM報告的結論得到了業內領先的記者和專家的支持。美國非盈利新聞機構ProPublica的主席Dick Tofel說，大數據和講故事的新方式是決定調查新聞前景的兩大關鍵。“調查記者可以利用大數據和數字化的故事敘述方式來報道新的不一樣的故事。用數據讓人們將國家的故事本土化，正是調查新聞向好的方向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
紐約時報數字策略副主編Aron Phihofer和衛報音頻製作人Francesca Panetta援引類似“Snow Fall”和“Firestorm”這樣的獲獎項目，指出“數字化並不意味着調查報道和長報道的消失”。尼曼實驗室“看門狗”項目（the Nieman Watchdog Project）的編輯Barry Sussman也同意，網站為新聞機構展示其調查作品創造了新的多媒體平台。非盈利機構和個人也有機會發表他們自己的調查成果。然而，大部分調查任務不會也不應該完全在網絡上完成，和現實生活中的信源合作仍然很重要。Barry Sussman說：“我們必須與數據庫和計算機工具合作，它們都是絕佳的資源，但我們仍然需要那些講述真實的人和他們真實生活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