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數據和新媒體時代，數據變得越來越重要，這次深度報道大會更是深刻地印證了這一點。大會彙集了許多前沿的數據分析思維、技術和工具，為從事深度報道的記者們提供了新的調查視角和途徑。
從大會宣傳手冊上瀏覽會議日程，為期整整四天的深度報道大會，為來自世界範圍的深度調查記者們備足了乾貨——100多場分會、工作坊等，內容異常豐富，與會人員不得不煞費心思甚至抱有遺憾地在同時進行的十幾場會議中抉擇其一。
細數日程會發現，其中超過半數、將近60多場都是與數據新聞有關的案例或實踐分享。數據不可小覷，它們能提供遠超乎想象的精彩故事。在分會場我們驚奇地發現，幾乎每一場數據可視化分享會上都“人滿為患”。這次全球深度報道大會上，來自世界各地的深度調查記者，都在探索新的手段挖掘信息、呈現報道。
習慣於傳統文字報道的記者對數據可視化的工具和方法都了解甚少，這些工作坊無疑充滿了吸引力，幾位來自國內的媒體同行也對這些分會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可能是由於國內諸多傳統新聞機構的新媒體之路依舊磕磕絆絆，所以大家對國外同行的嘗試都抱着好奇的心態，本人更是連選了幾場數據可視化的分享會。
數據新聞有時候比文字更有力量和說服力，因此使用數據、採用可視化形式呈現新聞，早已成為很多國際媒體進行新聞報道時的普遍做法。
一個被廣泛引用的例子，是英國《衛報》用圖表證明騷亂事件與貧困的相關性。2011年8月，一名黑人穆斯林男子乘出租車在倫敦街頭遭到警方攔截，雙方發生槍戰，該男子當場死亡。事後，幾百人聚集在倫敦市警察局外抗議，並引發騷亂。一些媒體評論指出，事件與貧富差距有關，但英國首相卡梅倫接受採訪時則否認了類似的觀點。
對於各執一詞的看法，英國《衛報》的解決方案是充分利用大數據的分析結果。《衛報》的采編人員利用谷歌融合圖表，用黃色點在倫敦地圖上標記出騷亂分子的居住地信息，灰色點標記實際發生騷亂的地點，紅色表示貧困地區。網民可以從這張倫敦地圖上觀察每個被標記的騷亂點的人流從哪裡來，到哪兒去，從而清楚地看到貧苦與騷亂之間存在的某種關聯。
在這次大會上，也不乏通過數據分析做調查新聞的案例。大會首日，來自數據新聞機構Journalism++的Anne-Lise Bouyer分享了如何收集整理公開數據，得出逃亡歐洲的難民死亡以及費用情況。調查發現，2000年至今，約有三萬難民及移民葬身怒海。歐洲為防禦難民入境所築起的壁壘，每年花費近10億歐元，其中包括遣返、各國協作、甚至是研發費用。而可悲的是，記者們發現，每年難民偷渡花費總計剛好也是10億歐元左右。
路透記者分享了追蹤與普京關係密切的富商如何在政府合同中獲得巨額利潤的故事。記者通過分析數據、找到信源、查找股東，發現大量資金都支付給了隱藏在複雜公司結構中的中間商。
數據到底能告訴我們什麼？《今日美國》的Jodi Upton和記者們分享了許多例子。她介紹說，數據的呈現，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圖表生成過程，到底想通過數據去講怎樣的一個故事，如何講這個故事，通過什麼形式，同樣重要。
Upton舉例指，她們曾做過一個項目，關注美國某地在某一時間段內發生地震的頻率。最後，她們根據這些數據製作出一段音樂，通過音調的高低，使不同聲音的強度恰到好處地傳達出地震的頻繁與強度。
其實，中國國內許多媒體在新聞報道中，也對數據進行收集和分析，但只是作為文字報道的簡單補充、說明，對通過數據講故事的方式等並未給予足夠重視，對數據的處理也未起到讓讀者過目難忘的效果。
不僅如此，國內媒體的很多數據新聞也局限於某些正在或已經發生的新聞事件，而國外諸多媒體在此基礎上，還一直嘗試提供很多非新聞性的個性化信息。
《今日美國》的Upton提到一個例子：一張美國地圖上，有許多大小不同的圓點。這張數據地圖顯示的信息是美國高中學生談戀愛的可能性，以及展示美國人結婚對象是高中同學的幾率分布。原來數據新聞可以如此有趣、有個性。
數據新聞可以講述如此多的故事，但如何抓取數據並使之成為有價值的信息？尤其是在網絡如此發達、人人都是記者的時代，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篩選挖掘出有價值的信息並核實，最後加工成完整的新聞故事，並非易事。
但是民間調查網站Bellingcat做到了。在大會上，網站創辦人英國博主艾洛特·希金斯分享了對馬航MH17航班事件被擊落的數據分析過程。
今年5月31日，Bellingcat公布了這一分析，並且由美國著名智庫大西洋理事會歸納整理成報告並出版發行。Bellingcat通過民間調查記者群體，調查和報道世界範圍的諸多事件，每一篇調查報告都基於完全公開的資料。
這是一項複雜且極其細緻的工作。在尋找MH17航班事件真相的過程中，Bellingcat充分利用了谷歌街景和社交媒體帖子，從俄羅斯、烏克蘭網民發布到社交網站上的視頻圖像等，尋找到有標識性特徵的車輛，並通過地理定位圖像以及派遣調查員到達事件現場調查等，最後指出這些車輛就是俄方駐軍烏克蘭城市如盧甘斯克（Luhansk）和頓涅茨克（Donetsk）的證據。
希金斯說，網絡信息資源的可得性意味着民間調查員們—例如記者或者網民，都能”在政府發聲之際，挑戰官方話語”。
由此可見，太多有價值的信息就藏在我們經常瀏覽的社交網站上，有待發掘。
對於調查記者來說，如何發現已經存在但並不為人所知的數據和事實，依然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這也是為何800多名全球媒體人會齊聚挪威利勒哈默，深入交流以開拓新的視野，尋找更有效的方法，推動深度報道的不斷發展。
正如希金斯所說，公開數據”仍然是一片嶄新的領域，有着巨大的潛在信息和潛在資源。”
作者是媒體人
編輯：Ivan Zhai、周煒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