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塔比尔调查新闻中心总监Sheila Coronel在2016年美国调查记者与编辑协会（IRE）会议上发表主题演讲，与到会的1850名全球调查记者分享有关人际网络、合作、非盈利及全球性揭露报道的最新发展。Coronel是调查报道国际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全球深度报道网经授权编译她的演讲全文。
10年前我搬到了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第一堂课上，我告诉学生，我们即将进入全球揭黑报道的黄金时代。那些学生都很优秀，但没有人相信我的话。
不过，让我们看一下新闻业的最新发展吧：也许你们中有人会持不同看法，但调查报道确实正在全球前所未有地迅速扩张。目前，美国以外的调查报道中心和组织数量已达100多个，甚至在亚美尼亚、保加利亚、尼泊尔、委内瑞拉和阿拉伯世界，都有调查记者的身影。
这些“看门狗”组织催生了记者们空前的跨境和跨机构合作。仅看过去一年，我们就可得知国际调查报道的长足发展。下面是三个例子。
这一年，一项关于国际投资的大型跨境调查震撼了世界。来自近80个国家的400多名记者发表了许多重量级的报道，占据各地头条。这些基于某律所1100万份泄密文件的报道，直接导致冰岛总理、西班牙工业部长和亚美尼亚司法部门高级官员辞职，并引发了几大洲关于逃税和洗钱的调查。
在国际新闻合作组织的指导下，这些记者彻底证明“离岸保密”一说不存在。他们的深入调查一出，逃税的亿万富翁、贪官污吏、毒品大亨和各类洗钱者不再心安理得，而是在他们的私人飞机里怕得发抖。他们能逃，却无处可藏。
也是在今年，美联社的调查报道《血汗海鲜》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的最高荣誉“公共服务奖”。美联社的国际记者团队揭露泰国渔船主强制奴役上千名来自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的劳工。
美联社的这篇报道使约2000名奴工重获自由，其中包括曾遭拐卖的缅甸劳工Myint Naing。记者们在印度尼西亚的小岛上发现他时，他已过了22年的奴隶生活。
今年也是勇于揭黑的阿塞拜疆记者哈蒂娅·伊斯玛伊洛娃（Khadija Ismayilova）出狱的一年。
哈蒂娅于2014年12月因“逃税、挪用资金和滥用权力”的罪名遭到逮捕。她的报道曾揭露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 （Ilham Aliyev）及其家族侵吞国家资产。他们利用空壳公司和代理人，在世界各地购买房产和奢侈品，藏匿资产。但最终遭到逮捕、审判和牢狱之灾的，反而是哈蒂娅。
如果不是世界各地的记者（包括在座的很多人）报道她的故事，并代表她向各国政府、欧盟和联合国申诉，哈蒂娅很可能至今仍身处牢狱之中。
在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道项目（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和其他机构里， 哈蒂娅的同事继续合作揭露阿利耶夫家族的腐败内情。他们仿照IRE的“亚利桑那项目（Arizona Project）”，把这些报道命名为“哈蒂娅项目（the Khadija Project）”。
亚利桑那项目发起于1976年。当时Arizona Republic的调查记者唐·波利斯（Don Bolles）遭汽车炸弹袭击身亡后，IRE的一组调查记者决定继续报道他未完成的故事。
他们的原则是：你可使记者身死，但不可让报道哑声。
同样，哈蒂娅项目向阿利耶夫家族宣示：哈蒂娅能被囚禁，但揭露报道不会终止。最终，阿利耶夫政府意识到，关押哈蒂娅产生的政治成本过于高昂，比不上释放带来的积极影响。
上个月，哈蒂娅得以释放。
现在，已有许多讨论分析技术如何助力全球调查报道。在大型跨境调查报道中，记者从大量软件和算法中获益，他们借由软件安全地跨洋沟通、分享文件，借由算法随时随地搜索上百万份文件。
新奥尔良：Coronel的听众包括来自32个国家的记者
的确，技术为我们创造了处理大规模外泄数据和新信息源的最新工具，包括《血汗海鲜》中使用的船舶传感器和卫星。但我想指出的是，这些伟大报道的诞生靠的并不是机器，而是人，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我所描述的成功报道，更多展现的是合作的力量而非技术的力量……记者合作报道的力量要强过他们独立报道的总和。
9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各地的记者们已经像今天这样定期在会议和工作坊上见面交流，在日益宏大的跨境项目中并肩合作。这些活动和之后“热烈”（我的意思是在酒精刺激下）的讨论，巩固了我们的友情和信任。它们为建立真正的全球性新闻网络奠定了基础。
新闻记者作为孤胆英雄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本地和国家的问责报道将继续担当重要角色，但未来的调查记者将不再被紧紧拴在民族国家的范围里。罪案、腐败、污染、人口贩卖、洗钱、逃税、寨卡病毒、奢华房产的购买、我们吃的、穿的，你能想到的任何方面，都在打破国家的边界。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调查记者群体，跨境报道的障碍不再无法逾越了。
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也需要能跨越边界的看门狗。关于国际投资的大型跨境调查项目、哈蒂娅项目和离岸泄密项目是跨境报道运作的典范。它们展现了一个新的全球协作、互联互通的调查新闻业。
当今，新闻业正面临着收入下降的巨大挑战。此外，放眼全球，即使在有自由媒体的国家，政府、大型公司以及恐怖分子、政客、独裁者或黑帮等其他势力都在威胁着独立的新闻报道。
我们正处于一个未知的疆域，暂无灵丹妙药化解业界危机。但可以确定的是，一个面貌全新、全球协作、互联互通的新闻业为我们指明了一种通路、一种模式，通过这条路，借助这一模式，我们可以高效、严谨地，以经济、安全的方式做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问责报道。
这一联系模式仍在发展演变。和传统的编辑部不同，在某种程度上，网络协作式新闻报道是一种不分层次级别的横向结构。结构中的成员角色是非正式的、不固定的，不受制于任何规定的责任。成员之间的关系由互惠原则、相互信任和个人兴趣所维系。协作网络中的小团体或许彼此竞争，但他们也可能会为某个特定的项目或共同的目标而分享资源、通力协作。
圣战组织等犯罪和腐败网络的运作方式恰是如此。圣战组织的活动和通讯网络跨越国界，像九头蛇一样不易寻找，难以消除。他们的网络设有众多分中心，却没有一个任务控制总部。跨国界记者网络也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因此更加高效。现在美国军方也意识到，打击圣战组织的关键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但网络协作式新闻该如何持续发展呢？十年前，美国的调查报道蓬勃发展，其原因在于社会建立了一个多方支持的结构：营利性新闻机构为新闻报道投入资金，独立的司法体系对新闻自由和民众知情权提供有效保护，新闻院校致力于培养揭黑人才，不少机构设立奖项嘉奖杰出报道。另一重要原因是IRE等调查记者组织的建立。这种种因素，造就了那时——实际上现在也还是——调查性新闻的黄金时代。
然而，并非各地都能像美国这样支持新闻业。全球范围内，最具勇气和前瞻性的问责报道常出自非盈利或低收入的报纸、网媒或自由撰稿人之手。他们没钱做大型报道，也无力抵御司法机关的侵扰和人身安全的威胁。在这些情况下，司法系统屈从威权，政府未能尽职保护记者。
在很多地方，记者做调查报道就像走钢丝——底下还没有安全网。尽管成功案例不少，但跨境调查仍只是黑暗中一道微弱的火光，需要更多资金支持和实际保护。但谁来提供这些支持和保护？以怎样的方式提供呢？谁该为全世界的公共利益买单？事实上，有许多活跃的新闻机构在延续着星星之火。全球深度报道网（GIJN）正是这样一个汇集了全球调查记者的通讯和资源网络，通过组织会议促进国际记者相互交流报道技术。众多早期的报道项目正是在这些会上孕育而出。
我们的监督报道组织遍布拉丁美洲、欧洲、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它们训练记者，引导其讨论社会公共话题，为调查工作提供资金支持。比如说，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道项目（OCCRP）就曾报道巴尔干半岛、前苏联还有其他许多地区的犯罪和腐败案件。此外，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跨境报道组织也在持续发表分布广、跨国界的杰出调查报道。这个机构的员工来自世界各地：爱尔兰裔总监在澳大利亚的办公室工作，总监代理则来自阿根廷；数据新闻小组里，主管Mar Cabra来自西班牙，是我以前的学生，主数据分析师则是哥斯达黎加人。当然也有不少优秀的美国记者。
目前全球50个国家里已有130个非盈利调查报道组织
但对这些机构而言，资金拮据仍然棘手。全球深度报道网的执行总干事大卫·卡普兰预估，每年投资于国际调查报道的捐款最多不超过2000万美元。
这笔钱，和此前跨国调查揭露的贪污金额相比仅是沧海一粟。多国首相、商业大亨等利用离岸公司秘密购买伦敦房产，英国《卫报》一一曝光了这些地产，其总价高达70亿英镑，是这些捐款的500倍。
用2000万美元的捐款，揭露70亿房产乃至更多巨额贪腐的黑幕，投资全球调查报道的回报是巨大的。跨国调查报道带来的世界性变革，有望追回几十亿美元财富和逃税。据OCCRP估算，自其行动以来，被冻结的财富或赔款的总金额达30亿美元。
另一跨国记者组织——阿拉伯调查记者组织（Arab Reporters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几乎凭一己之力把调查报道的技术和问责报道的概念带到了阿拉伯世界。在过去十年间，这个组织培训了1600名记者，也有阿拉伯记者参与了上述跨国调查报道的解密工作。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和他的盟友在塞舌尔登记了空壳公司以逃避国际制裁，这一丑闻的曝光正是归功于ARIJ。
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投资的巨大回报。
但归根结底，最有价值的调查报道投资是每个愿为揭露丑恶而将自己的生命和自由置之度外的记者。就像记者哈蒂娅·伊斯玛伊洛娃，尽管知道自己迟早会坐牢，还是留在阿塞拜疆的报道前线。我们中很少有人（至少我希望）会遭遇和她一样的困境，但我们由衷敬佩她的勇气和决心。
战地记者在一线报道
尽管身边战火不断，叙利亚记者Hamoud Almahmoud仍在就读大马士革大学的调查报道课程。“大学校园离战乱前线很近，”他回忆道，“我在轰炸中教学。”现在， Hamoud 在约旦首都安曼，担任ARIJ的研究总监。但他在叙利亚的许多同事要么被杀或要么逃离。“我们看到希望的空间在缩小，”他告诉我，“但我们仍然活着，仍在报道。”
Lina Attalah在埃及的独立网站Mada Masr担任编辑。在苛刻的新闻法下，该网站随时可能被关闭，但她和她的年轻同事们仍继续着调查报道工作。她说，这是为了“启动对话，重新打开政治空间，使整个社会参与到公共讨论中来”。
Oscar Martinez是萨尔瓦多新闻网站El Faro调查新闻部的负责人，他曾因报道帮派暴力和法外处决而多次受到威胁。去年，他不得不逃离自己的国家。现在他已经回到萨尔瓦多，但房子里仍装着应急开关和其他保险装置。因为担心遭遇袭击，他甚至不能带三岁的女儿到公园散步。
Oscar用流畅的文笔记录下人们彼此的骇人行为。在Texas Observer的访问中，他对从中美洲迁往美国的移民报道这样回忆道：
“如果有妇女鼓起勇气告诉你，她们在路上被强奸……作为一名记者，你不能仅仅摘录口述了事。你需要投入时间，奉献精力，做大量功课，以最佳的方式表达故事，这样才能激起人们应有的共鸣，使无力、愤怒、同情和憎恶油然而生。”
写作，他说，是一种道德责任。
对于Oscar、Lina、Hamoud和Khadija，对于我，也对于你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尽管揭露作恶者能带来巨大成就感，但调查报道的威力不止于此。我在菲律宾马科斯家族统治的晚期开始从事报道工作，那是新闻媒体大量遭遇审查的时期，菲律宾报纸甚至不能刊登第一夫人伊梅尔达双下巴的照片。对我来说，调查报道的目的在于扩大公共空间，为开启民智的公共辩论提供事实基础，使读者同情并理解他人的不幸。当社会崩坏、大家感到无事可成时，我们揭露罪行的行动能带来一点希望，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作为全球揭黑记者之一，我深感骄傲。我们能够继续前行，应该继续前行，必须继续前行。我希望且坚定地相信——我们将会并肩而立，一同前行。
翻译/梁思然，王一苇
编辑/Ivan Zhai，周炜乐
Sheila S. Coronel，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务长，哥伦比亚大学斯塔比尔调查新闻中心（Stabile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总监。她是总部位于马尼拉的菲律宾调查记者组织的联合创始人和前总监。她的记者生涯始于菲律宾，发表过一系列探讨菲律宾社会议题的深度报道和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