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斯塔比爾調查新聞中心總監Sheila Coronel在2016年美國調查記者與編輯協會（IRE）會議上發表主題演講，與到會的1850名全球調查記者分享有關人際網絡、合作、非盈利及全球性揭露報道的最新發展。Coronel是調查報道國際發展的重要推動者。全球深度報道網經授權編譯她的演講全文。
10年前我搬到了紐約。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第一堂課上，我告訴學生，我們即將進入全球揭黑報道的黃金時代。那些學生都很優秀，但沒有人相信我的話。
不過，讓我們看一下新聞業的最新發展吧：也許你們中有人會持不同看法，但調查報道確實正在全球前所未有地迅速擴張。目前，美國以外的調查報道中心和組織數量已達100多個，甚至在亞美尼亞、保加利亞、尼泊爾、委內瑞拉和阿拉伯世界，都有調查記者的身影。
這些“看門狗”組織催生了記者們空前的跨境和跨機構合作。僅看過去一年，我們就可得知國際調查報道的長足發展。下面是三個例子。
這一年，一項關於國際投資的大型跨境調查震撼了世界。來自近80個國家的400多名記者發表了許多重量級的報道，佔據各地頭條。這些基於某律所1100萬份泄密文件的報道，直接導致冰島總理、西班牙工業部長和亞美尼亞司法部門高級官員辭職，並引發了幾大洲關於逃稅和洗錢的調查。
在國際新聞合作組織的指導下，這些記者徹底證明“離岸保密”一說不存在。他們的深入調查一出，逃稅的億萬富翁、貪官污吏、毒品大亨和各類洗錢者不再心安理得，而是在他們的私人飛機里怕得發抖。他們能逃，卻無處可藏。
也是在今年，美聯社的調查報道《血汗海鮮》獲得了普利策新聞獎的最高榮譽“公共服務獎”。美聯社的國際記者團隊揭露泰國漁船主強制奴役上千名來自老撾、緬甸和柬埔寨的勞工。
美聯社的這篇報道使約2000名奴工重獲自由，其中包括曾遭拐賣的緬甸勞工Myint Naing。記者們在印度尼西亞的小島上發現他時，他已過了22年的奴隸生活。
今年也是勇於揭黑的阿塞拜疆記者哈蒂婭·伊斯瑪伊洛娃（Khadija Ismayilova）出獄的一年。
哈蒂婭於2014年12月因“逃稅、挪用資金和濫用權力”的罪名遭到逮捕。她的報道曾揭露阿塞拜疆總統伊利哈姆·阿利耶夫 （Ilham Aliyev）及其家族侵吞國家資產。他們利用空殼公司和代理人，在世界各地購買房產和奢侈品，藏匿資產。但最終遭到逮捕、審判和牢獄之災的，反而是哈蒂婭。
如果不是世界各地的記者（包括在座的很多人）報道她的故事，並代表她向各國政府、歐盟和聯合國申訴，哈蒂婭很可能至今仍身處牢獄之中。
在有組織犯罪和腐敗報道項目（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和其他機構里， 哈蒂婭的同事繼續合作揭露阿利耶夫家族的腐敗內情。他們仿照IRE的“亞利桑那項目（Arizona Project）”，把這些報道命名為“哈蒂婭項目（the Khadija Project）”。
亞利桑那項目發起於1976年。當時Arizona Republic的調查記者唐·波利斯（Don Bolles）遭汽車炸彈襲擊身亡後，IRE的一組調查記者決定繼續報道他未完成的故事。
他們的原則是：你可使記者身死，但不可讓報道啞聲。
同樣，哈蒂婭項目向阿利耶夫家族宣示：哈蒂婭能被囚禁，但揭露報道不會終止。最終，阿利耶夫政府意識到，關押哈蒂婭產生的政治成本過於高昂，比不上釋放帶來的積極影響。
上個月，哈蒂婭得以釋放。
現在，已有許多討論分析技術如何助力全球調查報道。在大型跨境調查報道中，記者從大量軟件和算法中獲益，他們藉由軟件安全地跨洋溝通、分享文件，藉由算法隨時隨地搜索上百萬份文件。
新奧爾良：Coronel的聽眾包括來自32個國家的記者
的確，技術為我們創造了處理大規模外泄數據和新信息源的最新工具，包括《血汗海鮮》中使用的船舶傳感器和衛星。但我想指出的是，這些偉大報道的誕生靠的並不是機器，而是人，是像我們這樣的人。我所描述的成功報道，更多展現的是合作的力量而非技術的力量……記者合作報道的力量要強過他們獨立報道的總和。
90年代後期以來，世界各地的記者們已經像今天這樣定期在會議和工作坊上見面交流，在日益宏大的跨境項目中並肩合作。這些活動和之後“熱烈”（我的意思是在酒精刺激下）的討論，鞏固了我們的友情和信任。它們為建立真正的全球性新聞網絡奠定了基礎。
新聞記者作為孤膽英雄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本地和國家的問責報道將繼續擔當重要角色，但未來的調查記者將不再被緊緊拴在民族國家的範圍里。罪案、腐敗、污染、人口販賣、洗錢、逃稅、寨卡病毒、奢華房產的購買、我們吃的、穿的，你能想到的任何方面，都在打破國家的邊界。
正因為有這樣一個全球化的調查記者群體，跨境報道的障礙不再無法逾越了。
一個沒有邊界的世界，也需要能跨越邊界的看門狗。關於國際投資的大型跨境調查項目、哈蒂婭項目和離岸泄密項目是跨境報道運作的典範。它們展現了一個新的全球協作、互聯互通的調查新聞業。
當今，新聞業正面臨著收入下降的巨大挑戰。此外，放眼全球，即使在有自由媒體的國家，政府、大型公司以及恐怖分子、政客、獨裁者或黑幫等其他勢力都在威脅着獨立的新聞報道。
我們正處於一個未知的疆域，暫無靈丹妙藥化解業界危機。但可以確定的是，一個面貌全新、全球協作、互聯互通的新聞業為我們指明了一種通路、一種模式，通過這條路，藉助這一模式，我們可以高效、嚴謹地，以經濟、安全的方式做出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問責報道。
這一聯繫模式仍在發展演變。和傳統的編輯部不同，在某種程度上，網絡協作式新聞報道是一種不分層次級別的橫向結構。結構中的成員角色是非正式的、不固定的，不受制於任何規定的責任。成員之間的關係由互惠原則、相互信任和個人興趣所維繫。協作網絡中的小團體或許彼此競爭，但他們也可能會為某個特定的項目或共同的目標而分享資源、通力協作。
聖戰組織等犯罪和腐敗網絡的運作方式恰是如此。聖戰組織的活動和通訊網絡跨越國界，像九頭蛇一樣不易尋找，難以消除。他們的網絡設有眾多分中心，卻沒有一個任務控制總部。跨國界記者網絡也以同樣的方式發揮作用，因此更加高效。現在美國軍方也意識到，打擊聖戰組織的關鍵正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但網絡協作式新聞該如何持續發展呢？十年前，美國的調查報道蓬勃發展，其原因在於社會建立了一個多方支持的結構：營利性新聞機構為新聞報道投入資金，獨立的司法體系對新聞自由和民眾知情權提供有效保護，新聞院校致力於培養揭黑人才，不少機構設立獎項嘉獎傑出報道。另一重要原因是IRE等調查記者組織的建立。這種種因素，造就了那時——實際上現在也還是——調查性新聞的黃金時代。
然而，並非各地都能像美國這樣支持新聞業。全球範圍內，最具勇氣和前瞻性的問責報道常出自非盈利或低收入的報紙、網媒或自由撰稿人之手。他們沒錢做大型報道，也無力抵禦司法機關的侵擾和人身安全的威脅。在這些情況下，司法系統屈從威權，政府未能盡職保護記者。
在很多地方，記者做調查報道就像走鋼絲——底下還沒有安全網。儘管成功案例不少，但跨境調查仍只是黑暗中一道微弱的火光，需要更多資金支持和實際保護。但誰來提供這些支持和保護？以怎樣的方式提供呢？誰該為全世界的公共利益買單？事實上，有許多活躍的新聞機構在延續着星星之火。全球深度報道網（GIJN）正是這樣一個彙集了全球調查記者的通訊和資源網絡，通過組織會議促進國際記者相互交流報道技術。眾多早期的報道項目正是在這些會上孕育而出。
我們的監督報道組織遍布拉丁美洲、歐洲、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它們訓練記者，引導其討論社會公共話題，為調查工作提供資金支持。比如說，有組織犯罪和腐敗報道項目（OCCRP）就曾報道巴爾幹半島、前蘇聯還有其他許多地區的犯罪和腐敗案件。此外，我們都很熟悉的一個跨境報道組織也在持續發表分布廣、跨國界的傑出調查報道。這個機構的員工來自世界各地：愛爾蘭裔總監在澳大利亞的辦公室工作，總監代理則來自阿根廷；數據新聞小組裡，主管Mar Cabra來自西班牙，是我以前的學生，主數據分析師則是哥斯達黎加人。當然也有不少優秀的美國記者。
目前全球50個國家裡已有130個非盈利調查報道組織
但對這些機構而言，資金拮据仍然棘手。全球深度報道網的執行總幹事大衛·卡普蘭預估，每年投資於國際調查報道的捐款最多不超過2000萬美元。
這筆錢，和此前跨國調查揭露的貪污金額相比僅是滄海一粟。多國首相、商業大亨等利用離岸公司秘密購買倫敦房產，英國《衛報》一一曝光了這些地產，其總價高達70億英鎊，是這些捐款的500倍。
用2000萬美元的捐款，揭露70億房產乃至更多巨額貪腐的黑幕，投資全球調查報道的回報是巨大的。跨國調查報道帶來的世界性變革，有望追回幾十億美元財富和逃稅。據OCCRP估算，自其行動以來，被凍結的財富或賠款的總金額達30億美元。
另一跨國記者組織——阿拉伯調查記者組織（Arab Reporters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幾乎憑一己之力把調查報道的技術和問責報道的概念帶到了阿拉伯世界。在過去十年間，這個組織培訓了1600名記者，也有阿拉伯記者參與了上述跨國調查報道的解密工作。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和他的盟友在塞舌爾登記了空殼公司以逃避國際制裁，這一醜聞的曝光正是歸功於ARIJ。
這也是我一直所講的投資的巨大回報。
但歸根結底，最有價值的調查報道投資是每個願為揭露醜惡而將自己的生命和自由置之度外的記者。就像記者哈蒂婭·伊斯瑪伊洛娃，儘管知道自己遲早會坐牢，還是留在阿塞拜疆的報道前線。我們中很少有人（至少我希望）會遭遇和她一樣的困境，但我們由衷敬佩她的勇氣和決心。
戰地記者在一線報道
儘管身邊戰火不斷，敘利亞記者Hamoud Almahmoud仍在就讀大馬士革大學的調查報道課程。“大學校園離戰亂前線很近，”他回憶道，“我在轟炸中教學。”現在， Hamoud 在約旦首都安曼，擔任ARIJ的研究總監。但他在敘利亞的許多同事要麼被殺或要麼逃離。“我們看到希望的空間在縮小，”他告訴我，“但我們仍然活着，仍在報道。”
Lina Attalah在埃及的獨立網站Mada Masr擔任編輯。在苛刻的新聞法下，該網站隨時可能被關閉，但她和她的年輕同事們仍繼續着調查報道工作。她說，這是為了“啟動對話，重新打開政治空間，使整個社會參與到公共討論中來”。
Oscar Martinez是薩爾瓦多新聞網站El Faro調查新聞部的負責人，他曾因報道幫派暴力和法外處決而多次受到威脅。去年，他不得不逃離自己的國家。現在他已經回到薩爾瓦多，但房子里仍裝着應急開關和其他保險裝置。因為擔心遭遇襲擊，他甚至不能帶三歲的女兒到公園散步。
Oscar用流暢的文筆記錄下人們彼此的駭人行為。在Texas Observer的訪問中，他對從中美洲遷往美國的移民報道這樣回憶道：
“如果有婦女鼓起勇氣告訴你，她們在路上被強姦……作為一名記者，你不能僅僅摘錄口述了事。你需要投入時間，奉獻精力，做大量功課，以最佳的方式表達故事，這樣才能激起人們應有的共鳴，使無力、憤怒、同情和憎惡油然而生。”
寫作，他說，是一種道德責任。
對於Oscar、Lina、Hamoud和Khadija，對於我，也對於你們中的大多數來說，儘管揭露作惡者能帶來巨大成就感，但調查報道的威力不止於此。我在菲律賓馬科斯家族統治的晚期開始從事報道工作，那是新聞媒體大量遭遇審查的時期，菲律賓報紙甚至不能刊登第一夫人伊梅爾達雙下巴的照片。對我來說，調查報道的目的在於擴大公共空間，為開啟民智的公共辯論提供事實基礎，使讀者同情並理解他人的不幸。當社會崩壞、大家感到無事可成時，我們揭露罪行的行動能帶來一點希望，使世界變得更加美好。作為全球揭黑記者之一，我深感驕傲。我們能夠繼續前行，應該繼續前行，必須繼續前行。我希望且堅定地相信——我們將會並肩而立，一同前行。
翻譯/梁思然，王一葦
編輯/Ivan Zhai，周煒樂
Sheila S. Coronel，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務長，哥倫比亞大學斯塔比爾調查新聞中心（Stabile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總監。她是總部位於馬尼拉的菲律賓調查記者組織的聯合創始人和前總監。她的記者生涯始於菲律賓，發表過一系列探討菲律賓社會議題的深度報道和書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