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記者陳傑:跑一線,突禁區,優秀調查是這樣煉成的

Print More

2014年7月,陳傑辭去《新京報》攝影部主編一職,回到一線做攝影記者。此後兩年,他的行程達到30多萬公里,做了大量重大環境問題的報道。在他眼中,調查報道如何應對禁區?什麼才是新聞業的核心價值?深度君經授權轉載陳傑在“一席”的演講實錄(較原文有刪減),一起聽聽他的心得。

原文:《我們有很多報道的禁區,怎麼去應對呢? | 一席第387位講者陳傑》
轉載自微信公共號“一席”(yixiclub)
演講題目:從旁觀到介入
點擊此處查看演講視頻


大家都要誠實地面對現實的困境,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樣才能夠共同地推動這個社會的進步。

大家知道,記者一定要在一線,長期在一線歷練的時候,他才有自信。中國媒體有一個怪現象:一般的記者,比如說這些大學生畢業以後,你在報社裡面幹得很好,兩三年就可能當個副主編,有一些可能到其他的工作崗位或者是當主編等等。這樣的話就出現了一線記者斷層的現象:很多優秀的記者到管理層之後,一線就缺乏優秀的記者,一般都是新來的大學生到前線跑。

在2014年7月份的時候,我選擇了離開主編的崗位,回歸到一線做攝影記者。迄今為止,在兩年的時間裡,我的行程達到30多萬公里。幾乎把國內走了兩遍,很多省市走了很多遍。

我離開管理崗位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騰格里沙漠污染的報道。騰格里沙漠是在寧夏、內蒙古和甘肅三省交界的地方。騰格里沙漠地下富含第三紀殘留水,下面的水都是通的,非常珍貴,而且它的植被也是非常豐富的。在沙漠交界的地方,這三個省在比學趕超地建工業園區。這些工業園把污染的水直接排放到沙漠里,不做任何的處理,不僅污染了地下水,也威脅着8公里之外的黃河。而且這些工廠大量地抽地下水之後,會造成地下水下降,對本來脆弱的生態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1

2

3

環境污染事件是路人皆知的,環保、司法、媒體都知道。但是因為它背後巨大的利益鏈,沒有人能撼動。在2014年8月30號的時候,我決定要觸碰一下這個禁區。我徒步從騰格里沙漠腹地進入到這個地方。我平時經常跑一萬米,成績到現在還非常好,40分鐘多一點,所以我的體能非常好。儘管沙漠到這個地方只有三公里,但當時這三公里我其實是跑的。因為天快黑了,如果黑下來我就拍不了照片了。我是等所有的管理人員撤走的時候往裡去的,為了趕這個時間拚命跑,渾身上下都濕透了。後來央視播的我的那個視頻,全部都是我的喘氣聲。這幾公里跑得比我平時跑一萬米還要累。

9月6號,《新京報》用兩個版把這個事實呈現出來。寧夏迅速做出了反應,關停了企業,對企業負責人和環保局進行了追責。內蒙古恰恰相反,他們找了一些中央或地方媒體,做了一個顛倒黑白的報道。同時通過我們的上級主管部門,對《新京報》施壓,對我個人施壓。在這種雙方角力的過程中,我再次跟中科院的專家、“綠髮會”的律師一起到騰格里沙漠進一步取證。我要做最壞的打算,跟他們法庭上來對峙。

4

5

在博弈的過程中,國務院對這個事情做出了批示,專門成立了調查組進入內蒙古、寧夏和甘肅,對整個騰格里沙漠進行普查。出了40多項的整改意見。習近平總書記對這個事件先後做了三次批示。因為這個事件,內蒙古、寧夏和甘肅一共有100多名官員被問責,有幾十名官官員,包括高職廳級官員被免職。這些污染的所有的區域都按照環保部的要求進行了徹底的整改。

在去年的時候,騰格里沙漠的污染環境問題摘牌,也就是說它的治理是徹底地完成了。過去這些區域都是進行了基建,然後將要進行更擴大化的工業園區的建設。現在整個騰格里沙漠除了少部分通過治理以後繼續生產之外,其他都已經停止了。整個騰格里沙漠恢復了它較好的一個狀態。

6

騰格里沙漠的報道也在法律界、環保界,包括NGO圈裡面產生了巨大影響,我的朋友圈迅速擴大,線索蜂擁而至。此後我又做了十幾篇重大環境污染的報道。

實際上,中國的環境問題不僅是企業污染監管乏力,還有制度設計的問題。現在的這種粗放的發展方式和低評價標準,就是罪魁禍首。當然這裡面有更多的權力的尋租。環保部門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環評機構的存在是一個利益的勾連。所以說治標要治本,在制度設計上首先要標本兼治。

我也會關注一些其他地區的污染問題,比如台灣和日本,因為他們所走的路徑是跟中國大陸相似的,過去也是以污染為發展的一個基本的方法,後來才慢慢治理,現在還無法治理好。

2011年的時候,我在日本大地震的第二天進入日本,在那個地方待了十五天,發回了一系列海嘯之後的慘狀的報道。我更重要的關注到它的次生災害,也就是大地震之後福島第一核電站被衝擊後帶來的次生災害。在福島方圓四十公里的無人區,就是我獨家進入的這個地方。

7

8

當時的(輻射物質)濃度大概是四百到一千倍,我在這個地方停留了短暫的時間被勸回來了,然後做了這一篇報道。

9

10

 

離開日本之後,其實我一直惦記着這個核危機到底能不能解決。去年,也就是(地震發生)將近五年的時候,我通過NHK的幫忙重返這個地方。

11

12

現在有六千人在這個地方進行核電站後期的救援。但是很多還是無法從現有的科技上解決,它的污染依然存在。過去五年,這裡一片死寂,包括這個超市裡面。

13

這個是中國水果,我還專門看了一下牌子。

14

這也是超市。

15

這個是什麼呢?

16

密密麻麻的,一個袋子大概1.6噸。日本現在在進行除染處理,也就是把受核輻射的污染大概30公分的土壤挖出來,放到這個軟性編織袋裡面存放五年。那麼五年以後怎麼辦,他們也不知道。但是大量的土壤挖出來之後,怎麼存放又是一個問題,所以說他們就存放在福島這個沿海的地方。

17

目前我們中國也在大力地發展核電,雖然日本是第三代核電,中國是第四代核電,相對來講安全性要高得很多。但是當年日本也說它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核電,同樣出現這樣的問題。實際上日本這個核的污染的問題,應該作為我們的鏡鑒,值得我們去反思。

這個是在福島目前生活的唯一的日本人——中村先生,他是全世界輻射量最高的人之一。可能比不了切爾諾貝利,但他是日本最高的。我為了取得他的信任,跟他住了兩天,通過手機免提翻譯來採訪他。他非常信任我,他告訴我說你在我這沒有問題,但如果你被核輻射以後的所有後果我不承擔責任。

18

這個老人現在一直在日本這個地方照顧動物,我看到他跟動物在一起的時候,我覺得他跟動物那種情感、那種自然是無與倫比的。

當然作為記者,我們有很多不能言說的東西,有很多報道的禁區,我們是怎麼去應對的呢?天津大爆炸這張照片大家可能知道,(獲得了)今年的荷賽獎,包括一些國內的大獎。這是我第三天去拍的一張照片。

19

我們《新京報》整個團隊在第三天的時候接到上面的通知,要求必須全部撤離,不能夠再進行追蹤報道了。當時也是正好在“大閱兵”前夕,一切需要穩定。這個時候我的做法是什麼呢?別人可以撤,我堅決留下。我可以不報道,但是我不能夠停止記錄,這是我的最基本的態度。

隨後的一周、半個月和一個月,我都先後多次去現場記錄它整個過程,包括上萬個家庭受災後的這種安置的困局。

20

21

22

《新京報》在這個過程中也連續給我發了多個版的報道。這些報道實際上也讓報社承擔很大壓力,所以說我做的這些報道它不是我個人的力量,是整個團隊的力量在支撐着我。

這個報道是在湖南,這個地方叫桃源。它這兒有一個鋁廠,是全球民企五百強,是湖南省排前幾位的納稅大戶。它造成的癌症村,還有大量的水污染、土壤污染、森林污染,沒有人去觸碰它。後來我就做了一周的調查,做出了這篇報道。

23

這篇報道出來之後,這個企業的二把手給我打電話說:第一,你幫我把所有網上的稿子撤掉,因為網上的報道寫的是癌症村,對他們刺激很大;第二,我是管錢的,我給你打電話沒有第二個人知道。我說,等一會兒,等一會兒,其實他不知道我一般帶着兩個手機,一個手機免提,一個手機錄音。然後我說,你繼續說。他跟我說多少錢都可以什麼什麼的,跟我講了很多條件。

第二天我就寫了一篇手記發出來了。

發出來之後他們惱羞成怒,通過他們的關係——有錢能使鬼推磨嘛——又找到上級主管部門給我寫了二十條罪狀,要求《新京報》道歉,要求把我清理出記者隊伍,說我做假新聞。他們同時在官方微博、官方網站寫文章攻擊我,弄一大堆水軍咒罵我。

後來我們報社領導王躍春找到我,跟我說這個情況。我說,我手裡有更厲害的證據,足以讓對方的這個負責人入刑。她說,那我們再去做追蹤報道吧。當時《焦點訪談》找到我,說想做這個追蹤報道,我說,正好我手裡邊有非常詳實的證據,跟我走吧。第二天我們就進入了現場,第三天我就做出了追蹤報道。

這個報道之後,當地的環保部要求他們做了24項整改,我還專門看了它那個24項整改的指標。然後,他們把所有的官方的網站、官方的微博污衊我的內容全部撤下來了。這個事件也平靜過渡了。

有一個省的縣委常委,他是和我多次交鋒之後成為朋友的。他說,陳傑,你是個好人,你能不能改行。我說,為什麼?他說,太危險了,你這個報道影響了我們一大批官員,這些人都想各種方法構陷你,我聽到都膽戰心驚。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聲音。當時我做一篇報道的時候,接到了一個短信,他說,謝謝你救了我。我就打電話回去,他始終不接。後來春節的時候,他給我發了一個短信,他說他是誰,他說現在這個事情風平浪靜了,我敢跟你說了,謝謝你。還有更多的像他這樣的人,會在春節的時候還有平時不斷地問我的狀況,會給我寄鹹菜,寄各樣的東西。所以說我朋友特別多,這是我真正的動力,我一直覺得我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最近大家知道的懸崖村這個事件。懸崖村在涼山彝族自治州,目前學界也是比較空白的一個區域,因為涼山是目前中國最貧困的地區,中國要求涼山在2020年脫貧。全國兩會的時候涼山州委書記當場表態,說2019年脫貧,我做過直播。去年和今年,我在涼山很多地方做了調研。涼山,用一個著名的學者的話說,“三十年前是什麼樣,現在還是什麼樣”,很多地方甚至還不如三十年以前。所以說用三年的時間解決三十年的問題是非常匪夷所思的。

這個地方叫阿土勒爾村,彝族居民大概佔百分之九十幾。過去戰亂的時候,他們在這個懸崖村上面一夫當關。

24

這個懸崖村我是在一個更高的梯上拍的,向下那個樓梯的山層是中間的那一梯伸出來的。進入這個村的這條路上面有十七個天梯,也就是藤梯。有的是垂直的,最高的一百多米,村民和小孩都從這個地方上下。實際上入村有好幾條路。其中,一條路只有三個月的枯水期才能夠走,而且也非常艱難;有一條路可能要走七個小時;另外的一條路已經廢棄了。

這幾條路死了很多人,包括這個天梯,多年以來死了有十個人。我就特別想去看。後來我徒步五個半小時進入了這個地方。在這個地方採訪之後,我了解到這個村裡面有十八個孩子在村下面的小學裡讀書。這個小學它的落差只有八百米,但是一般外面人進來得三到四個小時才能上得上去。小孩的體能非常好,一般用三個小時就可以,像猴子一樣爬得特別快。後來我就拍攝了天梯上的放學路。

這個男士叫陳古吉,小孩叫陳木黑,六歲。他每次接他兒子的時候要帶着背包繩把他拴着,防止他滑倒。

25

這就是他們走的路,腳下都是萬丈深淵。

26

我第一次走的時候非常害怕。當時為了做這篇報道,我從山上提前跟家長下來,然後從下面又把孩子送到山上再下來。因為我平時訓練,抗風險能力很強,所以我勝任了這個採訪的工作,視頻、照片、文字,所有的東西全部搞定。

這就是孩子背着沉重的書包在上學的路上。當我用無人機拍這個畫面的時候,我當時就震驚了。

27

28

後來我在我微博里說,希望我的這個照片能夠打動更多的人,讓更多的人匯聚力量來改變這裡的現狀。

我是5月14號拍的,5月24號發的。正好汪洋副總理在涼山考察,因為涼山是扶貧攻堅的主戰場。他看到這個事件之後,就跟州裡面和省裡面問這個事。結果他們啞口無言,因為他們不知道這個事,不知道這個現狀。這麼多年死了這麼多人他們根本不知道。當天晚上,他們通過各種渠道找到了我,要求做一個平抑輿情壓力的稿子。後來那個中間人就把當官的說了一通,他說,你這是不可能的,只有如實地把你的解決方案拿出來。

後來我電話採訪了州委書記,採訪了縣委書記,第二天做了一篇追蹤報道。州委書記表態要按照我的意見建一個帶扶梯的道路。首先解決孩子上下安全問題;第二,讓規劃部門到這個地方設計一條道路,把四個懸崖村貫連到一起。實際上這裡是四個懸崖村,有198個孩子在山上下來讀書。這個學校在四個懸崖村裡邊是狀況相對稍微好一點的。

在這個報道之後,全國的媒體、公益組織,還有官員頻繁地去造訪這個地方。但是我沒有去,我一向不相信政府的表態,我只相信行動。我每次打電話給地方官員的時候,問怎麼樣,路修了沒。他說正在修、正在修。我問老百姓,修了沒有,老百姓說沒有啊。所以我更相信老百姓,當然我更相信自己的實地考察。

5月31號,我帶着報社四人的報道組,帶了視頻直播的報道組一起去了。我們第一天做了七小時的直播。從學校到天梯路,就看你們到底修了沒有。什麼地方斷的,什麼地方沒有護欄的,所有的這種危險的地方我都把它記錄下來,同時給出解決方案。因為我找了專家談了,著名的探險家楊勇先生跟我講了很多解決方案。在直播的過程中,我把他說的問題和解決方案都陳述了。

在6月1號到6號,我們先後做了十個版,再次把這個事情推到風口浪尖。

29

30

31

在這個過程中,四川省還幾次想讓我們停止這個報道,但是我們報社頂住了。我們的總編說了一段非常讓我感動的話,她說,我們所有人欠孩子一條路,我們必須要做,再大的壓力一定要讓這條路能夠通達。

在6月6號,孩子們上學的那一天,我們所有的視頻報道組準備直播孩子天梯上學的這個路,那將是非常震撼的。但是在我們到達懸崖邊的時候,村幹部接到電話,縣裡面要求孩子們不能走天梯,必須要繞道走。我就跟着他們去繞道走。繞了六個半小時,走的都是斷橋、隧洞、泥石流,所以天梯這條路反而是最直接的一條路。孩子們走下來之後說,我再也不想走這條路了。家長說,我寧願不讓孩子上學也不願意再繞道了。

32

孩子一個個都累成這樣。

33

實際上,懸崖村只是整個涼山問題的冰山一角,它也是我現在所做的社會影像調查的其中的一個點,我將以懸崖村這個點來展開更多的對當地的調研。我們還有一個想法就是尋找解決方案。我們所有的報道不是批評政府,是跟政府一起探討,找到一個解決方案。大家都要誠實地面對現實的困境,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樣的話才能夠共同地推動這個社會的進步。

作為這個職業的人,我最喜歡的是王爾德這句話:不服從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美德。它將成為我職業的一種最基本的信仰。

Print Friendly, PDF & Email

發表回復

您的電子郵箱地址不會被公開。 必填項已用 * 標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