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調查報道就像做數學題，用實證嚴密推理，用事實描述事實。記者應如何有效分析信息、查找線索？暗訪中，又該如何選用“角色”突破阻礙？深度君經授權轉載中國青年報深度調查部記者盧義傑的分享，為你解析記者如何以“信息”和“角色”為基礎做好調查。
本文首發於微信公號“青年記者”（ID：qnjzbj），原文為《獨家丨盧義傑：基於“信息”與“角色”做調查報道》，摘自《青年記者》7月上。
因為需要嚴密的邏輯和多樣的突破技巧，調查報道是最能激起記者職業熱情的報道類型之一。我在以操作調查報道為主的部門工作剛滿3年，以我粗淺的認識，調查報道的採訪可以概括為兩件事：一是找到人，二是讓對方說話。如何找到人？依靠各路信息。如何讓對方說話？依靠一個正確的角色，並且設法獲得對方的信任。
以“信息”與“角色”為基礎，接下來的事情則要根據實際情況隨機應變。當你覺得事情和起初設想的不完全一樣的時候，調查才剛剛開始。
重新發現和分析已有信息
收集信息是採訪的第一步。在調查報道採訪中，找到信息的集散地非常關鍵，集散地通常包括各種商鋪、聊天處等。與此同時，若將公開信息重新挖掘、組合、歸類，也時常會發現可供尋找或採訪的新信源，甚至得出未被發現的結論。這些有“再利用價值”的信息至少來自三種渠道。
一是根據社會常識分析。曾經，我們尋找到一名為“落馬”官員“專著”寫序的院士的家庭住址，就非常典型地運用了這種方法。事情的背景是，“落馬”的鐵道部原副總工程師張曙光曾稱自己花了幾千萬元用於增選院士，而他出版的一本“專著”被媒體查證出由好幾個教授代筆。其中，一名院士引起了我們的注意，他為該“專著”寫了序言，其學生也參與代筆，但從無媒體就此採訪到該院士。
編輯希望我能實地找到這名院士。我試着隨便檢索“××院士住哪”，沒想到果真有個帖子稱“××院士住在峨眉山”。隨後，我打開峨眉山附近的地圖，開始分析：這名院士年紀較大，通常不可能住山上，更可能住山腳，否則交通不便。我順着山腳尋找，發現有一所“××大學峨眉校區”，該學校正是那名院士曾經從教的大學。
我迅速變換關鍵詞，搜索“××大學峨眉校區+××院士”，結果彈出一條校領導到峨眉校區慰問該院士的校園新聞，配發圖片的背景疑似其家門口。
然而，這個校區有1000來畝，一下子也難找到熟人介紹，我在教師公寓一連問了好幾人，大家或不知道他住哪兒，或沒有聽說過這個人。
我重新分析了學校地圖，發現教師住宅有兩類，一類是公寓，另一類是別墅。我分析，在這類剛建設不久的校區，學校通常會對老院士格外關照，他很有可能住別墅區；再細看別墅區，有的在山頂，有的在山腰，有的在湖邊，而山頂、山腳、山腰或交通不便，或人來人往不安靜，唯有湖邊風景、交通都好，最為宜居。我於是直接朝湖邊的別墅走去，一問保安，他指了指邊上，說那名院士就住在這裡。一看，這個家門與校園新聞的配圖完全一樣。再一看錶，從進校門到找到他的住址，才花了差不多1個小時。
二是一些未流行的官方平台。這些平台通常數據頗多，但行業特徵也很明顯，對於一些冷門的平台，非業內人士甚至連入口都很難找到。以近期備受關注的北京白雲路小學“異味操場”事件為例，中標的公司究竟承包了哪些項目，需要在多個平台查詢、綜合得出結論。公辦學校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很多是由財政撥款，因此要去北京市財政局的網站查詢；施工合同需要備案，又可在北京市住建委官網查詢；企業的一些動態則可以進入11315全國企業徵信系統、北京工商局官網查看。三路平台一起綜合，才能得出相對全面的數據。
其中，北京住建委網站最為關鍵，該網站的北京建築市場公開信息平台包括施工合同備案查詢、監理合同備案查詢等，可輸入公司或項目名稱查詢到。
此類信息並不難獲得，但是我們往往不知道要去哪些平台獲得信息。有些時候，不知道某個信息有什麼價值，但是當查詢了更多求證平台，原先的信息與新平台上的信息碰撞在一起，就會發現想不到的事情。例如，我們在北京建築市場公開信息平台查詢到合同備案的有關負責人的建造師證號之後，隨即意外在全國建造師查詢系統發現證號“張冠李戴”，又在全國建築市場誠信信息平台發現兩名建造師的新供職單位。
這有點像商業領域一些中介機構的“盡職調查”，需要利用各種渠道來核對，常用的網站包括中國裁判文書網、各地工商局網站、各地事業單位法人信息信用網、有關職能部門網站、有關行業協會網站、中國知網等。
三是網絡手段尤其是社交網站。這類手法近年在業內應用頗廣。舉例來說，我們曾試圖聯繫一名某大學的學生，但只知微博而不知道其真名、聯繫方式。後來，我在她很早以前的微博里發現別人在評論中說了其真名，於是把真名+學校放到人人網搜索，果然搜到此人。進而，我用百度搜索校名+人名，結果發現某教育網出現了她的考研調劑信息，其中包括手機號。但撥打發現已是空號了。
我們把舊號碼發給了她人人網的幾個好友，詢問是否知道新號。見我知道舊號，有幾個好友痛快地告訴了新號。
除此之外，利用網絡手段的要點還有變換不同的搜索引擎，並且搜索時不斷變換關鍵詞，一定要翻到最後一頁等。與此同時，利用58同城尋找相關職業的人士，用58同城、百度地圖等發現事發地點周圍商鋪的聯繫方式，也成為近年來突發事件報道的利器。
記者角色與“扮演”的角色
記者角色有兩個含義，一是明白記者的記錄者角色，最基本的要求是保持面對各方的清醒頭腦，不斷質疑對方所提供的內容。有意無意向記者提供錯誤信息的，既可能是某些基層官員，也可能是普通民眾。你接觸的每個人都會儘力向你展現好的一面，甚至主動隱藏對他們不利的事實。每個人都希望記者幫着自己說話，成為“自己人”。二是以記者身份去了解一些事情，有時候很可能遇到阻礙，導致任務無法完成，這時候你必須切換自己的角色，進行“角色扮演”。這在需要採用暗訪的採訪中尤為常見。
這種做法在業內有爭議，我認為，在“角色扮演”之前，必須思考是否符合以下5個原則：1.事情與公共利益相關，而不是無聊的窺伺；2.除了這個辦法，再無其他辦法；3.暴露記者身份，將對採訪造成難以預料的阻礙；4.對於此種情況下提供信息的善意第三人，在寫稿時給予必要的保護；5.符合法律，不能扮演公檢法和紀委人員。
此前，也有記者分享過一些“角色扮演”的突破技巧，但被一個外媒記者評論說，這些事兒如果在他們媒體，記者已被開除一百次了。據我了解，西方一些媒體的新聞倫理要求比我們更高，比如，當別人誤會記者是某個身份，你可以默認；但別人主動問起是否是記者，應如實說明；別人必須知道自己是在面對誰說話並且可能被公之於眾，等等。
我認為，在這方面，國內業界同行的“角色扮演”肯定做不到滿分，但遵守前述5個原則，應該至少可以做到及格。那麼，如何選取合適的角色？
第一，情節合理。決定扮演的時候，你必須迅速思考這麼幾個問題：你是誰？你從哪裡來？你與他有什麼利益關係？他為什麼要和你說話？你可能的疑點在哪裡？如果想更周全，不妨再設計一個更加完整的“身世”。
曾經，我前往湖南報道一起礦難瞞報事件。當時政府給了遇難者家屬封口費，好幾家媒體無功而返，因為家屬啥也不說，甚至不承認家裡死人了。有同行對我說：“別去了，你是外地口音，去了也不會和你說什麼。”
於是，我扮演的角色要解釋這麼幾個問題：1.外地口音為什麼出現在這裡？2.年紀不大，在這裡幹什麼？3.與他家有什麼關係？我設計的角色是：我是外地人，剛剛大學畢業，跟女友來這裡的縣城開店，有一天進貨路過這個鎮，錢包落在車上，你的丈夫借給了我100元錢，我是來還錢的。為了應付“考問”，我提前想好開的店叫什麼名字、在哪個位置、賣什麼、一般在哪裡進貨，自己住哪裡、女友住哪條街，等等。
我到了一名遇難者家屬的家裡，她果然相信了，但表示丈夫已去世。在一系列攀談、舉動拉近距離之後，我向她了解了其丈夫在哪個礦工作、平常值班情況、被告知的礦難原因等。結果表明，至少在事故發生的兩個小時左右，政府部門已經掌握的死亡人數，就已經超過最初公布的了，這顯然是故意瞞報。
第二，身份合法。這在涉政法部門的暗訪中要尤為慎重。舉一個我們率先證實河南洛陽市副市長郭宜品被警方排查的例子。當時，微博傳出了郭宜品被調查的消息，並傳聞他是帶着司機等人一起走的。但官方沒有對此證實，也尚未有媒體報道。
編輯給我的任務是核實後髮網絡稿，這就要保證速度。如何證實？如果直接以記者名義打電話，很可能被推給當地宣傳部、上級公安部門，這樣就會加大操作難度。但如果設計的身份不合適，又會有干擾警方正常工作的風險。我想了一個側面印證的辦法。
我以普通公民身份打通鄉派出所的電話，第一句話問警察：“聽說你們在找郭宜品，提供線索有獎勵嗎？”警察一聽，馬上重視起來，就說：“有，你等一下，我找管事兒的來。”
我重複了獎勵的問題，負責人重申了獎勵政策，隨後問我知道些什麼。我說：“我知道這個叫郭宜品的是洛陽市副市長。”對方愣了一下，說：“呃，這個我們早知道了！”我一聽，大喜，這證明了郭宜品確實正在遭遇排查，並且提供身份信息確實也算線索的一部分，只不過價值有限。我不動聲色地繼續說：“我還知道跟他一起走的是他的司機。”對方說：“這個我們也知道了，你覺得我們在抓人之前，連這個人是誰都沒搞清楚嗎？我們需要的是他下落的信息。”
至此，我們既確定了被排查的郭宜品正是洛陽市副市長，也確定了他還沒有被找到。我們率先發了網絡稿，且是早期報道中唯一得到官方證實的。10來分鐘之後，另一家知名媒體也發出了他們獨立采寫的報道，門戶網站開始轉載，事件迅速升溫。
第三，結合自身形象。有的人長得像學生，就可以扮演做社會調研的學生；有的人長得像官員，或像官員秘書，都有可以利用的優勢。自身形象之外，也可以採用道具輔助，我的卧室里就放着一個裝備包，裡面有保安服、迷彩服、白大褂、救援背心等，在突破一些現場時十分管用，比如，天津港爆炸事件發生後，我和同事前往3個港口城市了解危化品倉庫的安全間距問題，當時我穿着頭盔和迷彩褲，一副工人打扮，在港口的某些位置不會受到太多盤問。
“信息”與“角色”基礎上的攻防策略
攻防策略就是在“信息”與“角色”基礎上採取的一系列應對措施。我歸納為以下三對關係。
一是“疏”與“密”。“疏”就是故意疏遠、吊胃口、欲擒故縱。其實，人與人交流的本質是信息交換。兩個人談話，誰獲得更多信息，誰往往就在談話中佔主動地位。
在報道某個廳級官員落馬的時候，我們希望還原其怎麼一路升遷的，但除了他的名字和職務，我們基本不知道任何信息。同事在網站上變換關鍵詞搜索，突然發現有個網友自稱認識這個人。於是我給這個網友發了短消息。那時候，我們沒有掌握任何信息，說白了，是要“求着”人家。如何化被動為主動？我給他發私信：“你知道嗎？你認識的那個×××，已經被抓了。”對方回復說：“不知道這件事，具體啥情況？”我說：“不好意思，這個不便透露。”他一聽急了，就說一定會保密。我假意婉拒、推脫了幾次，他則再三懇求。
見時機成熟，我“勉強”同意他給我打電話。我把知道的消息說了幾句，作為回饋，他告訴了我很多這個人以前的情況。獲得這些線索後，我們進行了不少實地考證，支撐了報道。
“密”則是密集地轟炸。依然舉此前提及的調查張曙光增選院士的例子，我們希望了解張曙光如何增選的、做了哪些工作。最終，我的同事對照着某份評委名單，挨個打電話，最終有3個人接受了採訪。調查北京白雲路小學異味操場事件也是如此，我們對照着某份行業名單，找到了了解中標公司背景的幾位知情人士。
當然，這樣的地毯式轟炸存在概率問題，通常被拒絕是常態，偶爾接受採訪是例外，需要依靠陌生人的理解和正義感。
二是“堵”與“通”。所謂“堵”，就是提前設想他可能會說哪些“謊言”回應你，然後事先設計問題去堵他的話。仍以張曙光增選院士調查為例，後來，我找到了那名在峨眉山的院士，此前，我曾給他打電話，他說自己耳朵不好、聽不見，我擔心他“故技重演”。我敲門後，開門的保姆問我是幹嗎的，我含糊地說是來向院士請教問題的。保姆叫來了院士，我向他問好，說：“我是從成都過來的。”他說：“哦，什麼事？”我說：“我來向你請教問題。”他說：“什麼問題。”我說：“我已經畢業了。”他說：“在哪裡工作？”我說：“在報社工作，中青報。”他一聽，愣住了。
通過一系列無關宏旨的對話，他的聽力被“測試”正常，他此前的“耳朵不好”也被當面證實是推辭。接下來的對話，他不得不回應一些問題。
另一個“堵”的例子是調查湖南江永官員子女造假檔案獲得編製。當時的情況是，7名縣領導子女偽造外地任職經歷，後借故調回江永的單位，這樣可規避本應該參加的考試。我們問一個領導兒子：“上一個單位是哪裡？”他說了檔案中的某個單位，因為之前料到他會這樣回答，我們馬上追問設計好的問題：“你能不能說出幾個原來同事的名字？”結果對方馬上掛了電話。
這篇報道刊發後，中央領導做了批示，中組部、人社部通報了處理結果，7名幹部子女被清退，22名官員被問責，兩任縣委書記被免職。央視、南方周末等媒體先後跟進報道。
“通”就是溝通感情、以情動人。舉例而言，在某個高官落馬的報道中，我們希望找一個知情人士。突然想起，在此前某段視頻採訪中，我們曾認識了某個內部人士，但一直沒告訴對方視頻已拍好。於是，我們聯繫其說要來送視頻，對方看到視頻後感動了，於是和我們介紹了情況，還當場打通另一個領導的電話，向他介紹我們。
順便說一句，採訪資源的積累有多種方法，但年輕記者尤其是一些不掌握跑口資源的調查記者，積累官員或學者資源或許較多地只能靠一些相對溫和的場合，比如研討會、活動、朋友聚會等。
三是“進”與“退”。“進”的一個典型例子是，在“角色扮演”時候，可能會遇到穿幫的情況。2014年夏天，扶貧系統某廳級單位有個假學歷、假幹部身份、假黨員身份的“三假”幹部落馬，但未公布名字。我們輾轉知道了他的身份，希望找到他的聯繫方式及周邊的人。
到了他單位，我們假稱是受他幫助的學生，現在畢業來京工作，想見面敘舊。他的同事把聯繫方式告訴了我們。在打算離開的時候，單位“一把手”看到了我們，警惕地開始盤問。
我們照着之前的話說了一遍。但他不相信，當場打電話詢問這名“假幹部”，接電話的人果然說：“沒有幫助過學生。”我急了，心想，既然如此，要麼被識破，要麼再狡辯一下。於是主動向“一把手”提出：“你把手機給我，我來和他說。”
於是，我大聲說，我是某某，我們在哪裡見過，你給我多少錢，我還送你紅花呢，等等。說了幾分鐘，他終於鬆口了，說：“好吧，我想起來了。”“一把手”見狀，半信半疑地放我們走了。
“退”指的是要明白示弱，不要故意起衝突。同樣舉一個幾乎“穿幫”的例子。在此前提到的礦難瞞報報道中，因為同樣的辦法“如法炮製”試了3戶人家，最終引起了對方的懷疑。他們在車站包圍了我。人越聚越多，在一個難以向外界求助的鄉村，這更加危險。
如果此時公布記者身份，可能會獲得諒解，但礦上或地方政府很快就知道記者來了，或會開始危機公關。考慮到發稿時機不成熟，我決定暫不暴露身份。於是，我設法讓自己表現得很可憐，這時村民分成了兩派，一派說這小孩好可憐，要不算了；另一派說不能算。見他們沒有起初那麼堅定，我趁機發微信給後方報告，在後方的協調下，最後沒有暴露身份並安全地離開了現場。
總之，做新聞靠經驗。做調查報道就像做一道數學題，需要用實證的方法去嚴密推理，需要用事實去描述事實，要做到從源頭開始讓每句話都有出處，而不能靠主觀表述。至於如何求證、理清思維，乃至寫作，則是接下來更重要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