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道亞洲 | 對話“聚焦”小組前編輯:我們靠交談“鑿”破銅牆鐵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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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波士頓環球報》前“聚焦”調查小組編輯Walter V. Robinson來說,“新聞最基本的技巧——從19世紀到20世紀、21世紀從未改變過——就是與人交談。”Robinson帶領“聚焦”小組揭露天主教神父性侵黑幕,經奧斯卡獲獎影片《聚焦》揚名全球後,仍受“新聞的召喚”在高校任教、向各地記者傳授心得。在第二屆亞洲深度報道大會上,Robinson與深度君分享了聚焦報道背後的故事,調查報道的技巧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點此看採訪視頻


你們曝光的天主教會性侵醜聞引起了巨大轟動,你的團隊就此寫了600多篇報道。組織如此龐大的報道計劃,你們是怎麼做到的?

我們其實也沒刻意去“組織”。對大多數的調查報道而言,團隊的大量時間和心思是花在報道計划上,確保有故事可寫、文件能用;接着是規劃報道發布的日期、文章寫作的安排、完成所需的多媒體內容。

天主教會的醜聞報道與其他調查報道大為不同。我們暗中調查了5個月,但到發布時,媒體間的競爭就異常激烈,美國各地的新聞機構都在做跟進報道。我們實際上被追趕着推出新報道,600多篇文章中的大多數都是在一年內,踩着截稿日期才完成。有好多天我們為了當天發布,在三四個小時里要趕寫五六千字。因此,一旦報道的主題被眾人所知,調查進程就和一般調查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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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神父之一John J. Geoghan,曾性侵或騷擾130多名兒童。(來源:《波士頓環球報》)

曝光醜聞,你們所用的核心技巧是什麼?

我們以往的報道多涉及公共機構,獲取相關文件還算容易。但這回的報道截然不同,好像有銅牆鐵壁在前面擋着,我們只有把小鑿子,每天敲打、突破,一點一點地挖料。

我們先是找到了一名涉事神父,接着找到了一位爭取權益的受害者,通過他找到了更多受害者和神父。當我們找到了大約12或13名神父時,就意識到實際涉事人數還要更多,因此我們建立數據庫以統計有嫌疑的神父。這項工作極為艱苦,為了能找到不同神父的委任地區,我們得瀏覽多年以來的教會年度目錄。整理一張數據表就得花掉我們三周半的時間。

最終事實證明,我們找到的87名神父幾乎每人都曾性侵兒童。

你們如何讓受害者願意開口講自己的遭遇?

這的確很難,因為很多受害者並不想提及他們的遭遇。有些受害者願意向我們講述,但不會提供細節。(為了寫報道)我們需要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這些問題解決起來着實不易。但我們是記者,我們的職責就是讓人們講出他們的故事。當時我們對受害者說,這是一次令人震驚的罪行掩蓋與包庇,事情被隱瞞太久了,只有幾個人願意跟我們聊,如果您能向我們講出事件經過,我們就能停止暴行,阻止神父繼續性侵兒童。這個理由勸動了很多人,因為他們不想讓其他孩子遭受同樣的痛苦,很多人因此而願意開口,甚至想讓我們在報道中提到他們的名字。通過報道他們的遭遇,我們就能改變教會很多(一以貫之的)做法。人們經常關注什麼發生了,而我有時首先想到的,是那些沒有發生的事。因為這些受害者都非常勇敢,願意講出自己的經歷,因此成千上萬的孩子得以免受性侵。

當時你們採用的基本技巧如今是否有所改變?

我認為新聞最基本的技巧——從19世紀到20世紀、21世紀從未改變過——就是與他人交談,並讓他們明白,講出自己的經歷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為,對我來講,有多少技術可以用、技術有多麼優良、數據庫多麼完善,都沒那麼重要,最好的報道從來都不是不問即來,我們需要去尋找它們。

很多願意與我們講述過往的人,都曾經歷難以啟齒的傷痛。如果我們僅僅是打個電話、發封郵件,他們是不會吐露心聲的。在他們願意講述之前,我們必須敲開他們的家門,結識他們,取得他們的信任。任何報道最關鍵的部分,都是人們所講的親身經歷。

對於尋找優質故事,您有什麼好建議嗎?

我常常靠的是本能。我觀察事物,然後嘀咕“我想知道要是……會怎麼樣”——很多情況下,如果你好奇的話,你就能發現貓膩。我很喜歡耐着性子探究原委,專挑那些少有人關注的事來挖,經常探究社會裡還沒被報過的領域。因為在那些不受關注的地方,常會有罪行發生。

我喜歡做的一件事就是讓記者出去,找以往不常交流的人聊天。譬如去貧困的社區看看,讓居民講講自己的生活狀況、自己的遭遇,他們是怎麼和政府打交道的、得到了什麼回應。很多時候,你和別人聊天就能找到極佳的故事。有時候出去走走,花點時間以記者的敏銳多加思考,你也能發現報道由頭。在工作之餘,也要多觀察、多提問題,例如:為什麼事情會這樣?為什麼我會看到這樣的現象?背後的緣由是什麼?

我的一位同事Stephen Kurkjian(也是“聚焦”小組天主教神父性侵案調查成員之一)有次花了一年做了篇調查,正是源於他一個很偶然的想法。有個周日他在外吃早餐,看到有輛警車開過來停在餐廳外面,裡面有兩位警察在讀報紙,看上去這挺好的。但Kurkjian看到這情景後,內心卻有了個疑問:“我好奇警察表現的好壞是怎麼評定的呢?”於是,他歷時一年調查此事,揭露出波士頓警局是美國最低效的警局之一。這調查能開始,僅僅是因為他往餐廳窗外望了望,然後心裡嘀咕“我想知道……我想知道要是……會怎麼樣”,這就引出了一個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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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幫忙掩蓋涉事神父罪行的證據。(來源:《波士頓環球報》)

在調查前,你們判斷一個選題是否值得展開調查的標準是什麼?

因為我們經常花八個月、十個月甚至一年來做調查,每次決定選題時都要深思熟慮,花長時間討論。我們首先要知道故事討論的主題是否重要,讀者會不會感興趣,如果我們報了,會不會帶來積極顯著的變化?另外就是,我們能寫出故事來嗎?因為很多時候由於主題很重要,反而拿不到(調查要用的)文件,找不到人願意去談。因此,在我們決定專心做報道之前,我們要確定主題是重要的,報出來能改變事情走向,而且還得證明整個事件(的真實性)。如果一項調查里只有“他說……”、“他說……”這樣的引述,我們就不能發表。我們得證明這件事毫無疑問的確發生了。因此,我們得有可報出的人物,可調查的文件。只有這樣我們才開啟下一步,花數月時間報道、寫作。

在您看來,調查報道如何才能做到平衡、公正?

你需要讓所有相關者來講述。報道能做到平衡,是源於能找到文件,讓人們就所報道的問題發表看法,讓其他人作出解釋“這件事真不算錯,因為……”。記者在任何時候都要讓涉及其中的人開口講,有時這是最難的一件事,但如果你跟他們這樣說:你不一定喜歡這篇報道,它不會給你增光添彩,但你對這件事有自己的觀點,這必須得在報道里體現出來,必須得有人站在你的立場上發表看法。聽到這些,人們通常也都願意開口講了。

有時候你們得到了絕佳的故事,考慮發布時間也很重要。你們會不會暫停一陣子,挑一個好點的時間以求影響力?

這要視情況而定。調查報道團隊的好處就在於你常是暗中行動,不必有一個固定的截止日期,你不用一定要在三周內把報道發完。其他的新聞機構不知道這個故事,你就能一直做下去,直到報道寫完了,且完成得很妥帖。如果你在大選前報道一位政客的違法行為,你當然可以等到投票前一天再發布。有時候你要設截止日期,但對大多數調查報道來說都沒這個必要。在把報道做紮實之前,你可以一直調查下去。

“聚焦”小組從這次報道中有何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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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神父論壇(The Boston Priest Forum)領導層向受害者致歉。(來源:《波士頓環球報》)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我們認識到調查記者在細查政府機構、政客的同時,也要密切關注那些在社會上廣受支持、地位權威的機構。雖然像天主教會、博物館這樣的機構,為公眾做出了諸多貢獻,但我們不應認為它們的管理者就是聖人,而應把他們也視為容易犯錯的普通人。全球各地的天主教會長年累月未遭責罰,就是因為沒人會想到他們應對此負責。

我們的另一心得是,記者需要在不同地方尋找故事。在此之前,我們經常調查告密者透露的問題,例如政府腐敗等。這也是重要之舉。但我們從性侵醜聞調查中學到的,是無需告密者的幫助,你也也可以挖掘到更多更重要的、涉及到民眾受害的故事。

如果你走出房門,探訪四周,你會發現人們若是無人可求,就只能找我們。我們是唯一能夠帶給他們公正曙光、結束不公正待遇的一群人。我們是唯一能喚起人們關注這些社會弊病的一群人。

記者在報道天主教會這種大型、有權勢的機構時,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這在2002年後是否有所改變?

我覺得挑戰一直沒變。在美國以及任何其他國家和地區,新聞機構都很難深入報道富有權勢的機構。在很多國家,有權勢的機構往往能鉗制記者的自由,如果記者問了尖銳問題,他們就可能有牢獄之災。在美國,有權勢的機構通常不像其他機構那樣受到監督,有時候,你還常看到報紙發行商加入社區重要機構的董事會。我想,編輯很難派記者對這些機構做立場強硬的報道。我們現在仍然面臨這一問題,需要富有勇氣的編輯和記者來挖掘故事。

很多印象深刻的調查報道只是讓人印象深刻,但並未解決任何問題。所以您覺得我們如何才能擴大報道的影響層面,增強影響力?

在很多情況下,記者發完優秀的調查報道,就開始做下個報道了。政府官員承諾要着手改革,但如果沒人監督他們就會“偷工減料”。因此,我們常常需要回頭看以前的報道,確保事情能有些改變。我們現在做得還不夠,發了報道就表揚自己,說報道做得好,那就再做下個報道吧。因此我們得回頭看看。我認為我們需要讓讀者更多地參與進來,對已經發布的報道發表見解。我們需要找到方法讓讀者監督我們做好重要的報道。

你是否覺得數字媒體能代表調查報道的未來?

我認為數字媒體為我們以前做不了的調查報道打下了一個絕佳的基礎,不過它並非代表調查報道的中級階段,也非核心,而是關鍵的助推因素。它讓我們有機會用數據證明以前證明不了的事情,讓報道有機會具有更深遠的影響,但它並不能代替記者敏銳的直覺判斷,也不會降低人們講述其經歷的重要性——講述始終是報道至關重要的部分。(假使)你把世界所有數據都拿到手,但在人們講出事件經過之前,你仍無法做出完整的故事。

近年來揭露權錢交易內幕的跨境報道層出不窮,您如何看待這一趨勢?這樣的全球報道價值更大嗎?

對那些必須要跨國合作、報道主題能引起諸多國家興趣的協作報道來說,這次跨境報道是調查報道的終極表現形式 。他們能與如此多的記者一同合作,使這麼多國家參與其中,並能做到保密,讓大家一同發布,這在以前是做不到的。報道能有巨大影響,這真的非常好,這是諸多議題國際協作的一次進步。

 

 

採訪、撰文/Adiel Kaplan,周煒樂

編輯/Ivan 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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