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註：在如今硝煙不斷、動蕩加劇的阿拉伯世界，調查性報道走過了怎樣的一段歷程？在阿拉伯調查新聞記者協會十周年紀念之際，其執行總監Rana Sabbagh回顧了協會的初創經過，其為推動阿拉伯地區的自由言論、獨立報道和問責制度發展所作出的努力，以及阿拉伯記者們如何在種種困難前頑強求生，無畏地追求與捍衛真相。
本文首發於GIJN成員組織——阿拉伯調查新聞記者協會（ARIJ）網站，GIJN經授權轉載，較原文有刪減。
2004年8月一個酷熱難當的日子，一群阿拉伯和丹麥記者坐在大馬士革某個古代院落的噴泉旁，啜飲着新鮮的檸檬汁解暑。
當時，他們對會在未來幾年蠶食這個地區的戰爭、殺戮及動蕩一無所知。
但他們的腦海里有一個新項目，企望能為阿拉伯地區帶來平穩的改變。那是一個如同在沙漠建造綠洲般的大膽設想——通過由丹麥資助的調查報道項目，推動阿拉伯地區的問責制度、自由言論和獨立媒體的發展。
幾輪篩選後，記者們定下“ARIJ”作為項目的名字——即Arab Reporters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阿拉伯調查新聞記者協會）的首字母縮寫，同時，在阿拉伯語中的含義是“花朵的芳香”。
兩個月後，他們在安曼舉行了第一次理事會會議。會議決定，ARIJ將通過傳播新的調查報道技能，分階段在阿拉伯新聞媒體和新聞院校中推動調查報道文化。
ARIJ還將協助記者報道公眾關注的社會議題，尤其是民主和法制相關內容。但他們會謹慎地推動項目實施。在媒體受到嚴重鉗制的國家裡，他們會更專註於如健康、教育、消費、女權和環境等較為“安全”的話題。
有了丹麥議會的資助，ARIJ將為記者提供培訓、指導、資助及報道發表前的法律援助，以減輕報道風險。另外，協會還將設定一套標準來評估優質調查報道。
在進一步拓展項目前，理事會聘任了一名執行總監來管理約旦、敘利亞和黎巴嫩的項目。這三個國家彼此相鄰，但各自的政治和媒體環境迥然不同。在一段時間裡，一些積極的變化似乎觸手可及。
在約旦和敘利亞，繼任的統治者承諾會進行改革。在一個愈發開放的社會氛圍中，新生的私人媒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從安曼的一間小辦公室，ARIJ開始紮根阿拉伯地區並逐漸開枝散葉。到2008年，項目拓展到了埃及，隨後是巴林、伊拉克、巴勒斯坦、也門和突尼斯。
如今，ARIJ在九個國家裡慶祝着它的十周年紀念日。在接下來的幾年，ARIJ計划進一步擴大與記者個人及當地調查網絡的合作。
不過，ARIJ最核心的成就已然達成，那便是為阿拉伯地區帶來了調查性報道的傳統。從2006年初正式運營起，ARIJ已為超過1869名記者和媒體專家和學生提供培訓，催生出400餘篇展現了專業調查技巧的揭黑性報道。這些報道或透過廣播節目發布，或在本地、區域性甚至國際媒體上發表，大部分——有的甚至是在一瞬間——引發了社會改革。
在讀了一篇ARIJ資助完成的報道後，約旦國王阿卜杜拉召開了一次部長級委員會，要求以國際標準鞏固與保障有智力障礙兒童的權益，使他們免受護理人員的暗中侵害。
在突尼斯，政府開始關閉當地一些正把兒童培養為伊斯蘭聖戰者的幼兒園。這項兩年前就應開展的行動，也是因為記者曝光才得以推動——一名女記者把隱藏攝像機綁在自己身上，冒着極高風險，卧底幼兒園做調查。
阿拉伯語版《故事基礎上的調查：調查性報道記者手冊》
阿拉伯七所頂尖大學都開設了ARIJ的調查報道課程——該課時長三小時，可計入學分。還有其他20所學校正在使用《故事基礎上的調查：調查性報道記者手冊》（以下稱“《手冊》”）（Story-Based Inquiry: A Manuel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這門課程的大綱和《手冊》都由Mark Lee Hunter編寫，Hunter是常駐巴黎的調查記者，曾獲多個新聞獎項，目前任INSEAD社會創新中心（INSEAD Social Innovation Centre）的媒體教授。自2009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以來，《手冊》已被翻譯成12種語言，供全球記者參考，其中包括阿拉伯語。而ARIJ對國際調查報道實踐的影響還不止這些。
在過去兩年里，ARIJ的MENA研究與數據中心（MENA Research and Data Desk）幫助了幾十位阿拉伯和國際記者調查該地區及全球的詐騙案。在今年一項涉及國際貿易的大型跨國調查中，ARIJ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至少十名阿拉伯記者參與到該項目中，揭露該地區的鐵腕人物與他們的商業夥伴共同牽涉到的灰色交易。他們大多數選擇用化名在外媒上發表報道。其中一名記者揭露了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和他的盟友，如何通過在塞舌爾這樣的避稅天堂註冊空殼公司，來避免國際制裁。另一份報道則詳細曝光了也門高級官員和商人的巨額財富。
這是頭一次，由阿拉伯而非西方的記者，對自己地區的獨裁者窮追不捨。這是一次史無前例的突破。
在IT專家和一筆歐盟資金的援助下，ARIJ正在整合一個阿拉伯地區數據庫，包含18國的企業記錄、政府招標項目、地契等信息。這些數據收集自政府網站，大多數在原網頁上已被抹去。ARIJ保存下來的，有望成就阿拉伯世界最全面、最易檢索的公共記錄數據庫。而每個月，ARIJ研究員平均能收到18條來自阿拉伯及國際記者的援助請求。
過去五年里，阿拉伯媒體的自由度直線下降，陷於一片黑暗。而上述成就，是能穿透黑暗的光亮。
在整個阿拉伯地區，通過調查報道來使政府官員對自己行為負責，已成為一項越來越複雜和危險的任務。到處都有記者被監禁或遭殺害，審查制度正嚴厲打壓着獨立報道。
2014與2015年全球被殺害記者人數統計。來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埃及成了全球關押記者人數第二多的國家，極端團體也把矛頭指向媒體。去年，ISIS抓了一名敘利亞自由記者。這名記者當時正在一所學校里拍攝。他的攝影師遭到了審訊，一周後他自己在鏡頭前被恐怖分子割喉。
今年春天，ARIJ資助的一名記者，Mostafa Marsafawi，因調查埃及中央安全部隊官員的死亡、酷刑與虐待案件，被他所供職的報社解僱。
BBC播放了他的調查後，遭到了至少四名親政府的脫口秀主持人的攻擊。ARIJ自然也未能倖免。推特話題#BBC#plots against Egypt （BBC對埃及的陰謀）佔據了一天的熱門話題。
然而，記者需要操心的不僅是政府。對那些冒着犧牲生命與自由的風險、投身於調查報道的記者來說，來自公眾的支持少得驚人。他們常常發現，為了換取政客對社會穩定與經濟繁榮的虛假承諾，普通阿拉伯民眾寧可放棄他們的基本自由和民主權利。
他們發現，相對於政權“正常的”壓制，人們更懼怕混亂。人們開始接受獨裁統治的局限性，並能與之和諧共處。
因此，自由和獨立新聞成為社會的次要選項也就不足為奇。
為此，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難道阿拉伯調查記者應放棄挑戰這個不支持其行動的社會，而等待更好的時機？許多記者都在調查報道這條路上走了太遠，以至於不能回頭了。然而，繼續走下去的代價之大，不得不讓人卻步。
埃及、約旦、突尼斯、阿聯酋和巴林現正推行的新反恐法和網絡限制法規，已對這些地區的調查性報道造成沉重的打擊。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敘事佔據了公共言論空間，政府官員能輕易逃避問責。
此外，經濟現實讓記者的工作雪上加霜。調查性報道一向不賺錢，尤其是當它依賴政府或非盈利基金組織的支持之時。但現在，提供給調查性報道的資金越來越少，調查成本則不斷上升。
捐助人會有新的側重考量，像是逐漸加劇的全球性難民危機或去激進化。這個世界需要為六千萬因衝突和貧窮流離失所的人找回家園，給予支持。而我們記者遲早要學會支撐自己。
然而，應當銘記於心的是，我們在言論自由和誠實報道上不能有絲毫退讓——這兩者是民主社會裡是必不可少的元素，是防止獨裁、暴政與法治缺失等侵害的保障。
我們拼盡全力使兩者在阿拉伯地區生根，也會盡全力捍衛它們。我們不會放棄。
編譯/梁思然
編輯/Ivan Zhai
Rana Sabbagh是ARIJ執行總監。她從事新聞行業30餘年，曾任記者、專欄作家和媒體培訓師，在推動自由言論、獨立媒體和“問責”新聞等方面做出許多貢獻。ARIJ是阿拉伯地區領先的非盈利組織，致力於在阿拉伯國家推動調查性報道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