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名利場》特約編輯和專欄作家Christopher Hitchens而設立的Hitchens獎（Hitchens Prize）， 日前迎來其第二屆頒獎。 2016年11月28日在紐約的一個晚宴上，該獎授予了《華盛頓郵報》執行編輯Marty Baron。
這個獎項由Dennis & Victoria Ross基金會頒發，獲獎者的作品需反映出對言論自由的堅守，非凡的智慧，以及對真理的不懈追求。今年的嘉獎是對Baron在漫長新聞事業中的貢獻、及其在《華盛頓郵報》和之前《波士頓環球報》（他們的報道被改編成電影《聚焦》，並獲得今年的奧斯卡獎）編輯工作的肯定。
面對即將到來的特朗普時代，領獎時，Marty與在座的媒體人分享了自己的思考和擔憂，提供了鼓勵與建議。內容整理如下。
當Carol Blue （譯註：Christopher Hitchens的遺孀）打電話告知我獲獎的喜訊時，我是震驚的。這個獎設立沒多久，我之前亦無所聞。並且我也好奇別人如何將我的新聞生涯和Hitchens輝煌的一生聯繫起來，並找到交集。
從那一刻起，我感到十分榮幸能獲得這個紀念Hitchens成就的獎項。感謝Dennis & Victoria Ross設立了這個獎。更讓我受寵若驚的是，我竟然可以在優秀紀錄片製作人Alex Gibney（去年的獲獎者）之後得獎。
儘管如此，我還是研究了Hitchens的人生和作品，尋找可比較之處。我的一位成就頗高的記者密友在獲知我得獎的消息後，給我發了一條信息：“我十分欽佩你和Hitchens。然而，我怎麼也想象不到你倆有什麼相似之處。”
Christopher Hitchens。來源：《名利場》雜誌2004年7月刊。攝影師：Christian Witkin.
我的朋友會這麼說並不奇怪。Hitchens是個老煙槍，而我從不抽煙。他喝酒多也是出了名的，會從蘇格蘭威士忌開始以科涅克白蘭地結束，我則喝得很少，幾乎從不碰蘇格蘭威士忌或科涅克白蘭地。他還是一名多產作家，而我從1983年就開始當編輯了。他寫了多本書，包括一部暢銷的回憶錄，我則從來沒有……而且我對自己最不感興趣 。
他經常在電視上和辯論場合出現，我則喜歡待在幕後——直到某部電影徹底改變了這個想法。
他曾經受過水刑，做過巴西式比基尼蜜蠟脫毛。這些我都不會去做。
正如Graydon Carter在Hitchens去世那天洋洋洒洒寫的文章所言，Hitchens“將會因生前留下的數百萬字而留名。”如果電影《聚焦》足以留名，我大概會因寡言少語而被記住。
可憐的Liev Schreiber（譯註：飾演Baron的演員）。他沒有分到一個更具挑戰性的角色。他得去演繹一個惜字如金、壓抑感情的人。難怪當我們初次見面時，Schreiber一直在試探我，看我能否表現或說更多……怎麼說呢，更戲劇性的東西。
所以Hitchens和我很不一樣。不過，實際上，我們也有許多相似之處。
在他的自傳《希奇-22:回憶錄》（Hitch-22）中，Hitchens講述了《華盛頓郵報》在1989年的情人節打電話向他約稿，請他就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向英國小說家拉什迪頒布刺殺懸賞令一事進行評論。
對此，他寫道，“這件事混合了我所討厭的與我所喜愛的一切。討厭的一欄：獨裁、宗教、愚蠢、煽動、審查、欺凌和恐嚇。喜愛的一欄：文學、諷刺、幽默、個人，以及守護言論自由。另外，當然還有友誼。”
在價值觀方面，對宗教的討厭除外，Hitchens和我還真是一路人。
價值觀是最重要的，而且當下是討論價值觀的好時機——一個重申我們作為記者所應支持何種觀念的好時機。
這是我們不得不爭取言論和新聞自由的時候——那些都是憲法授予我們的權利，也正是將我們與其他國家區別開來的特質。
我們很快會有一個新總統，競選期間他就公然攻擊媒體，仇視媒體是他競選活動的核心。他用“討厭”（disgusting）、“渣子”（scum）、“市井”（lowlifes）來形容媒體。他說記者是“最低等的人類”。顯然那樣還不夠狠，所以他還說我們是“最低等的生物”。在競選的最後幾周，他給我們打上“敵人”的標籤。
也正因此，一些《華盛頓郵報》的同事和其他新聞機構先後收到極其惡劣的侮辱，甚至是對個人安全的威脅，以致需要增加額外安保措施。還有一些媒體高管的家庭住址被曝光在以仇恨、歧視女性與宣揚白人國家主義而聞名的網站上，很明顯這會招來破壞行為，甚至更糟的情況。幸運的是，據我所知，還沒有人遇到這些糟糕的事。此外，推特上針對記者的反猶攻擊也已經持續了一整年。
特朗普說他想“開放”誹謗法，並且提議以起訴對他不友好的媒體機構作為反擊，讓巨額的訴訟費用來削弱媒體的財務狀況。
和《華盛頓郵報》相關的是，由於我們的報道無法獲得他本人的首肯，特朗普下令在總統競選期間取消我們的採訪證件，禁止我們參加他的例行新聞發布會和競選活動。甚至在把我們列入他長達數月的黑名單之前，特朗普就錯誤地懷疑我們的老闆貝佐斯（Jeff Bezos）謀划了那樣的報道。並且他公開暗示，如果他當選總統，會進行報復。
貝佐斯本人有一次——事實上在很多場合上——完美地回應了這個指控。“我們想要這樣的一個社會，”他說，“在這個社會裡，我們中的任何人，這個國家中的每一個個體，每一個機構，如果他們願意，可以詳查、檢驗以及評論一個選出的官員，特別是一位將入主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總統府的候選人……”
“我們有基本的法律，並且在這個國家我們有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但這還不是言論自由在這得以成功的全部原因。我們同樣有文化習俗來支撐：你不需要害怕被報復，這些文化習俗至少和憲法一樣重要。”
特朗普當選後，情況依舊沒有改觀。面對反對他當選的遊行，特朗普訴諸推特，在上面公開譴責媒體煽動了這些暴力活動。當然，並沒有任何人煽動這些事件。
有一次，CNN主播Christiane Amanpour嚴詞指出了這種來自國家未來領導人的蓄意謬責的嚴重性。她在美國保護記者委員會獲獎時是這樣說的：
在2016年Burton Benjamin紀念獎頒獎典禮上，Christiane Amanpour發表獲獎演說。
“這就類似埃及、土耳其、俄羅斯、菲律賓的領導人，甚至伊朗的宗教領袖，他們首先指責媒體煽動、同情、串通民眾，直至指控其為恐怖分子和顛覆分子。最終有媒體人被戴上手銬，關進籠子，置於罔顧法制的法庭，陷於囹圄，然後呢？不得而知。”
當媒體被攻擊時，我們不能總是指望國家機構去保護我們的自由，甚至連法院都靠不住。
縱觀歷史，無論是約翰·亞當斯時期的1798年《煽動叛亂法》，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由威爾遜政府制定、專制色彩濃重的煽動叛亂和間諜法案，或是在那個草木皆兵的麥卡錫時代，政府和法院都沒能夠保障我們的自由。上述史實至今仍在提醒我們，在“尋找敵人”的過程里，什麼是不正當且魯莽的方式。
新聞自由的最終保障，其實來自於我們的日常工作。
許多記者已經厭倦了去猜測，接下來的四年或是八年前景會如何。我們會不斷被騷擾、被詆毀嗎？新政府是否會趁機來恐嚇我們？我們會不斷受阻嗎？
如果是這樣，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
我認為答案很簡單，就是去做我們的工作吧，做我們應該去完成的事情。
每天當我走進編輯部的時候，都會看到記錄在一面牆上的郵報辦報原則。這些原則是1933年由當時報社的新老闆Eugene Meyer定下的。從那以來，他的家族經營《華盛頓郵報》80年之久。
這套原則是這樣開頭的：“報紙的第一使命，是去報道儘可能接近事實的真相。”
這正是公眾對我們的期待。如果因為我們害怕變得不受歡迎，或者畏懼掌權者（包括白宮和國會）的攻擊，抑或擔心影響廣告或訂閱上的收入，而不去追求真相，變得畏手畏腳，公眾是不會原諒我們的。
在我看來，（如果真是那樣）我們也不應被原諒。
電影《聚焦》海報
電影《聚焦》上映後，我經常被問到我們在《波士頓環球報》的時候是如何願意着手調查新英格蘭最強大的、甚至是世界上最有權勢的機構——天主教會的。
這個問題真的使我迷惑，特別是當記者或者是希望進入這個行業的人問我的時候。因為向強權問責本就是我們應該要做的。
若我們調查弱勢機構、個人而讓強者免於受責，只因為後者可以強勢反擊，那才是為天不容。
2001年夏季我開始在《波士頓環球報》工作的前一天，我讀到一些讓人震驚的東西。那是《波士頓環球報》的專欄作家、普利策獎得主Eileen McNamara的文章，講的是一名叫John Geoghan的神父的案件。Geoghan曾被指控性侵多達80個孩子。這太令人吃驚了，於是我讀得很仔細。
那篇專欄文章詳細描述了被侵害者律師的控訴：紅衣主教Cardinal Bernard Law本人就知曉Geoghan神父的多次性侵，但在不作公示以及教區神父和居民均不知情的情況下，幫Geoghan從一個教區轉到下一個教區，這讓大家無從得知那個犯下多起性騷擾的神父會在他們的教會任職。
這些是原告律師的指控，但是教會的律師稱這些指控毫無根據且不負責任。
在文章的結尾處Eileen寫道，真相可能永遠不會大白，因為可能揭示真相的教會文件已被法院密封。
對如此深重罪行的指控，我們無法坐視不理，任由真相被永遠埋沒。
我們需要知道，這一點是鞭策我和《波士頓環球報》同事進行調查的動力。我們向法院申請解封那些教會內部文件，我們需要知道教會死守的秘密究竟是什麼。
第一個我們要探尋的問題當然是，紅衣主教自己是否了解神父性侵行為，並忽略一系列強有力的證據，而將他轉派到其他教區。最後我們發現，答案為非常明確的“是”。
我們還希望知道有沒有像Geoghan神父那樣的性侵者，以及教會是否故意將性侵者置於有包庇性侵行為歷史的教區，縱容他們再次作惡？教會的實際政策和行為就是隱瞞性侵行為以及重新分配神父的教區嗎？對這些問題，答案都是肯定的。
挖掘故事是為了公共利益，以令孩子們更加安全。
在我們的第一篇故事於2012年1月發表之後，我收到神父Thomas P. Doyle的來信，他曾代表受害者在教會內部進行了一場漫長而孤獨的戰役。他這麼寫道：“如果不是你和《波士頓環球報》的努力，這場噩夢應該會持續下去。作為一個多年來為受害者和倖存者爭取正義的人，我由衷地感謝你。
“我向你保證，”他寫道，“教會和社會都無法準確衡量你和《波士頓環球報》為受害者所做的一切。這不但意義重大，而且福澤深遠。”
Doyle神父的信帶給我們一個教訓：真相併不應該被隱瞞、被壓制、被忽略、被掩飾、被操控和被扭曲。否則，惡行將一直存在。
在我離開波士頓加入《華盛頓郵報》之前，那封信還保存在我的辦公桌里。它像一個信物，一直提醒我踏入新聞界的初衷，以及捨不得離開的原因。同時，它也提醒我們作為記者所必須要堅持的工作。
這也是讓Hitchens傾注一生的事業，是讓我為之貢獻了40年人生、並激勵着更多後來人的事業。
我和Hitchens的風格迥異，然而我們的共通之處超越了一切——那便是，我們有着同樣的目標。
謝謝你們的聆聽，感謝為讓Hitchens精神不朽所做的一切。
編譯/梁晨昱
編輯/Ivan Zhai，梁思然
本文首發於《名利場》雜誌網站，深度網經授權編譯。
Marty Baron是《華盛頓郵報》的執行編輯。在此之前，他在《波士頓環球報》擔任了11年的編輯。在他的領導期間，《波士頓環球報》六度奪得普利策獎，囊括公共服務、釋義性新聞、國內報道和批評類獎項。該報憑藉對天主教會隱瞞神職人員性侵行為的調查，於2003年獲普利策公共服務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