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Leigh是一位屢獲殊榮的英國調查記者和作家，曾任《衛報》調查編輯。他是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的長期成員，在1995年拍攝的紀錄片《阿拉伯的喬納森》中，他揭露時任英國內閣大臣Jonathan Aitken涉嫌向沙特阿拉伯銷售軍火。Aitken曾否認相關指控並反訴Leigh，但終因作偽證而鋃鐺入獄。
David Leigh2013年在里約的全球深度報道大會上。
2010年，作為小組成員之一，Leigh負責處理外泄的美國外交和軍事文件。當時，維基解密已經獲得該批文件，Leigh所在小組便於其創始人阿桑奇緊密合作。Leigh於2013年從《衛報》退休，現在是一名顧問。他同時還在倫敦城市大學教授調查新聞。
在2016年12月6至8日於亞美尼亞召開的“Tvapatum調查：媒體反對腐敗”新聞大會上，亞美尼亞網絡媒體Hetq對Leigh進行訪談。Leigh還就“跨境新聞合作”這一主題發表了講話。
您最喜歡的調查報道是？
我最喜歡的，是最讓我覺得害怕的那篇。我拍了一部關於英國政要的紀錄片，他當時是武器銷售部門部長，和沙特阿拉伯有腐敗勾當，私下做着軍火買賣。因為這部紀錄片，這位部長以誹謗罪起訴我們。他召開了一個新聞發布會，說了各種難聽的話，比如，稱我是“一個扭曲的新聞業毒瘤”，將會用真理之劍戳穿我。之後，他提出了一個非常大的誹謗訴訟。
我記得，在審訊期間我們差點輸了。我夜不能寐，曾在凌晨三點把妻子叫醒，對她說，你要明白，我們這個案子就要輸了，我以後都不能工作了，你要出去找份工作。
然而在最後一刻，我們在一間已經破產關閉的瑞士酒店的地下室找到一些文件。當時官司勝負的關鍵在於誰付了這位官員的酒店賬單，他說是他妻子付的，但這些文件證明他妻子當時身在瑞士，根本沒法幫他付賬。當我們將這個證據呈堂，整個案件就逆轉了。於是，他因作偽證被判入獄。那是我唯一一次將一位部長送進監獄，而他差點要把我幹掉。
當您拿着所有文件去做報道的時候，難道不是很自信的嗎？
過去，英國的誹謗法更嚴格，現在已經改革過了。對比之下，當時起訴一個人非常容易，作為被告你要證明，你所說的一切都真實無誤 。現在英國的法律就很寬鬆。如果你可以證明你所做的是為了公眾利益，而且你處理的手段小心謹慎，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你就能為自己辯護。如果做到以上幾點，你便無需用法律標準來證明你所說的一切都是真的。所以，對於英國媒體人來說，現在是寬鬆了，但當時還是危險。
您花在每一個調查故事上的平均時間是多少呢？
這個不好說。一些故事你可以用一周、甚至是一天的時間就可以完成。我在《衛報》的時候做過一件令我自己十分自豪的事情，那就是我們成功指證了英國軍火巨頭BAE公司與英國政府勾結，賄賂其他國家以銷售他們的飛機。一言蔽之，我們做了許多調查取證，這個故事後來成為全國性醜聞，不過整個過程花了七年。
我並不是說七年里的每一天我們都在進行調查。當我們查到一些細節，我們就發表出來，然後就會有讀者找到我們，說他們知道更多消息。或者是發表之後，發現其他人之前也做過相關調查。給報社而不是電視台工作的一點好處是，你可以一直發故事，而且每當我們發表什麼，其他人常會跟進。然後你就繼續寫類似能激發他人關注的故事，大家讀到會說，“啊，對此我也有話要說。”如果你幸運的話，這會帶來新的信源。
當警方開始着手調查，事件就到了高潮點。英國首相認為我們的報道對國家安全有害，因此阻止我們繼續進行調查。那時，七年已經過去了，由於醜聞已經夠大，而且資料已經很充足，其他人都有料可寫，這個被忽視已久的故事便引發了極大關注。從我們決定要嘗試揭露真相開始，前後確實花了七年的時間。
對於歐洲、特別是英國的媒體人來說，做調查報道有哪些風險呢？
我在大會上講到，對於像我這樣在西歐的記者而言，我們通常承擔的風險並不是被襲擊、謀殺或者蹲監獄，而是被起訴。打官司的費用是很高的，而且令人無法專心工作。我們剛剛談及的那場誹謗官司耗費了我兩年，在那期間，我滿腦子只想着如何解決這個案子。有的時候，壞人知道他們能通過起訴記者讓他們分心、無心工作，因為心思都花在了為自己辯護上。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如你所知，現在新聞的發展趨勢是，西歐和美國傳統媒體的商業模式正在消失，部分調查新聞工作由小型新媒體或依靠捐助的非盈利機構進行。小型機構的問題是，一件大官司就可以摧毀它，讓它破產。我已見過類似的事情。
所以媒體人受保護的信心從何而來呢？
讓英國媒體人好過一些的事情是，法律已經改革，對維護公共利益的調查記者提供了更多的保護。除此之外，我參與創辦了小型非盈利機構“新聞調查局”（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在一開始，我就建議“調查局”的記者，無論他們挖到多大的新聞，都應該和大型媒體機構合作，像是大型的報社或者電視公司。這不僅是因為它們有更多資源，更是因為這些機構可以承擔法律風險。所以，一家小型調查機構不會去做出版商，而是應該和出版商合作，以更好地保護自己。
大型媒體公司對這類故事感興趣嗎？
由於資金不足（自己無法進行類似調查），大型媒體公司對這類故事會感興趣。如果有人出面向這些公司提供一個故事，並表示有人出錢，有人調查，如果不用花一點錢就能得到這個故事，大公司會很感激的。
小型機構如何能解決資金問題？
你需要找到捐助人，有一些慈善家是願意出錢支持新聞業的。我剛剛提到的“新聞調查局”，就是由金主資助。在美國有很多這樣靠捐助維持運營的機構，如ProPublica。不過這一模式自身也有問題，因為依靠捐助的新聞本身就是個問題，金主只想讓你做他們感興趣的故事。幾年前在美國，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就遇到捐助人想要他們報道有關煙草公司的故事。如果ICIJ想要調查煙草公司，他們可以一直調查，因為在這方面他們總能獲得資助。但是在其他故事上，由於金主並不是很感興趣，他們就顯得捉襟見肘。所以，這就是一個問題。調查新聞很難籌錢。
這是否意味着新聞業，特別是調查新聞，它們的獨立性岌岌可危？
是的，它們面臨著危機。但是（在媒體行業），很多方面都面臨危機，對於經營者、所有人等等來說都是如此。有很多次，英國的報紙還出現報紙老闆和記者的興趣相衝突的情況。我的意思是，嘗試成為一名獨立記者會面對很多危險。
您曾在一個團隊中工作過嗎？團隊調查會起到怎樣的作用？
我一直都很喜歡在小型團隊工作。我曾在每周日發行的《觀察家報》（The Observer）以及之後在《衛報》做調查新聞。在這兩家媒體工作的時候，核心調查團隊只有我和另一名記者。如果我們要做一個大項目，我們會再找多一人加入，可能是自由記者，也可能是報社其他部門的同事。當調查結束，小團隊就可以解散了。
我認為，組建一個大的調查記者團隊很有問題。比如說，你招聘了一些人，對他們說，“好了，你們六個人以後就是一個調查小組了。”如此一來，你們團隊就需要坐下來去想該調查什麼。我認為這是錯誤的。其實應該由故事帶動團隊的組建。通常，你從知情者那裡了解到他想揭發的醜聞或者想公開某些信息，你根據這些線索來考慮，這個故事需要什麼？需要誰來做調查？你要圍繞這個故事建立一個團隊，而不是反過來。
記者和讀者間的合作應該是怎樣的？讀者應該做什麼？記得《衛報》曾做過一個項目，將讀者帶入到英國議員開銷檔案的研究中。
《衛報》數據可視化項目，展示議員的開銷。（點擊圖片，即可查看該作品）
其實，我並不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主意。
為什麼呢？
它並沒有產生任何有價值的結果。和讀者互動這樣的想法很好，但在實踐中，當你做調查的時候，這樣做的效果可能並不是很好，因為調查是一項需要專業知識的工作。你所舉的那個案例就已表明，讀者並不能真正為調查提供幫助。
Leigh先生，您做調查新聞已經很久了。這么多年來你見證了哪些變化？如今，新的數字工具業已成為許多報道的基礎，您預測還會有哪些變化？
因為我年紀大了（微笑），在我還是個初出茅廬小記者時所學的每一項技能，現在都已過時。我當時還要學用打字機，現在，我的學生們都不知道打字機是什麼；我要學怎麼用街上的電話亭打電話，現在大家都有手機，沒人再用公用電話。當然，整個紙媒行業也快要過時了，雖然這個比我們預想的時間要久。所以，現在我必須徹底重新思考我所做的事情。
我來給你一個例子。大約五六年前，當我們在《衛報》做關於“維基解密”項目的時候，我們拿到所有的資料，進行了大量檢索，然後發現了一個故事：阿富汗戰爭中的每一個事件，都以事件順序記載，炸彈爆炸的時間和地點，傷亡人數是多少，諸如此類。
我在《衛報》的上司說：“你需要一個可以做數據可視化的人幫忙，我給你找了一個。”就這樣我認識了我們的數據可視化設計師。我當時還不知道原來還有這麼一個職位。他處理了所有數據，將其變成一個移動地圖，可以按時間展示戰爭中每一天的情況，如爆炸的地點和方式等等，就像一個動畫圖表一樣。我覺得很厲害。因為之前我並不知道可以這麼做，而且這需要很多資源。
每年我都得學一些新東西。當然，現在我教的所有記者都得會做視頻，他們都得線上工作。我們說，一個調查故事不再只要求以紙媒形式發表，而是需要通過多個路徑。大家應該既能閱讀文字，又能觀看視頻，查看照片，能點擊超鏈接去閱讀原始文件或相關文章。每一個細節都是個大工程，一整套系統，需要很大的工作量。
著名的丹麥物理學家Niels Bohr說（這其實是個笑話）：“預測是很難的，特別是有關未來的預測。”這就是我對未來新聞業的想法。十年之前，我們覺得五年內紙媒就會消亡。五年就這麼過去了，紙媒還在，一兩家報社選擇停刊，轉型做新媒體，不過大部分還是繼續印刷報紙。他們中的許多還是有嚴重的問題，譬如《衛報》就面臨著很大的財政問題。所以，從現在開始的五年內還會有紙媒衰落、停刊，也許有的也會轉型為新媒體。
現在有其他的新媒體對手，像Buzzfeed、VICE News、《赫芬頓郵報》等等。但是，他們能否生存下來還很難說。如今，人們獲取與消費信息的方式發生了巨大的改變，要預測是極其困難的。如果有誰可以預測未來趨勢，他們能靠此賺很多錢。我很開心我已經退休了，因為我覺得現在去當年輕記者既困難，又危險，你不知道是否有路可走。
新聞業中，永恆不變的核心問題是什麼？
英國現代報業奠基人北岩爵士曾經說：“如果某人想把一條新聞壓下去，那這便是一條真正的新聞。其餘的都是宣傳。”這就是我的工作口號，我時常會想到這一點。有人希望阻攔發布的消息才是新聞，不然那只是宣傳。
Leigh先生，您同時也在倫敦城市大學任教。在第一堂課上，您通常會對學生提出什麼建議？對亞美尼亞的新聞系學生，您又有哪些建議呢？
我教授的是給研究生開設的調查新聞課程。每年約有23-24名學生。當他們第一次走進課堂的時候，我會對他們說，別想着結課時，你可以手持一張證書，走到僱主面前，說“我是一名調查記者，希望可以得到一份工作”。因為他們不會給的，他們只會笑話你。你得說：“我學過如何做調查，掌握了一定技巧，並且懂得如何才能準確地做調查。”所以，我希望他們中的一些人可以找到工作。
我覺得，耐心積累事實是非常重要的。
編譯/梁晨昱
編輯/Ivan Zhai，梁思然
本文原刊於Hetq Online的網站，深度網經授權轉載。
Hetq Online自2001年起在亞美尼亞埃里溫發行。其網站由全球深度報道網亞美尼亞調查記者成員運行，現已成為亞美尼亞獨立媒體的主要信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