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如今，情绪常比事实更容易左右舆论。在《卫报》数据编辑Helena Bengtsson看来，去连接这样“重情绪轻事实”的读者，并更好地与之对话，是媒体的当务之急。
Helena Bengtsson, journalist, SVT
Helena Bengtsson目前是英国《卫报》的数据项目编辑。此前她曾担任瑞典国家广播电视台Sveriges，及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公共诚信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的数据库编辑。在2010年和2016年，她被两次授予瑞典“优秀新闻奖”（Great Journalism Award）。
Bengtsson所经手、并让她引以为豪的众多项目之一，是许多年前一个关于瑞典学校老师性侵猥亵学生的故事。她与团队深入调查了涉案老师如何规避在个人档案上留下犯罪前科，从而得以顺利从原就职学校辞职，再转去新学校继续教学。这个故事推动了瑞典的法律改革，使学校有权在雇佣教职人员时审查他们的犯罪记录。
目前，Bengtsson正在跟进几个有关环境和教育的项目。尽管不是很喜欢做日常性新闻（她说“我没那个脑子”），她有时也会接一些短期项目。“有时做一些不那么复杂的项目有助于理清思路。”
Q：你是如何对调查报道产生兴趣的？
Bengtsson：15岁那年，有一位老师说我很适合做记者。我家里没有一个人从事过新闻行业或者上过大学，但那老师的话让我开始考虑记者这份职业。
两年后，一档很棒的电视调查报道节目让我意识到，成为记者可以改变世界。从那时起，我就想成为一名幕后的电视记者——这也就成了过去20年里我的工作。
Q：你觉得目前媒体界隐藏的或被忽略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Bengtsson：越来越多地人已不再相信事实，而是更多根据情绪去做判断。从较为宽泛的角度看，如何才能影响他们，这是（媒体界）最大的问题。
但我们应如何接触这些读者？我们如何能让他们阅读并重新相信我们的报道呢？如何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与之对话？这是当下新闻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我还不知道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积极一点来看，对于像我这样的数据记者而言，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学会处理不规则的数据（如文本文件、电子邮件或pdf中的数据）。很多大型的数据项目，如果以五年后的技术来处理，能够得到更多有价值的成果。
Q：在新闻业或者广义上笼统的媒体行业，有哪些积极的发展？谁在带动着改变？
Bengtsson：毫无疑问，媒体内部跨部门，以及跨媒体的合作是当下最积极的变化。前者指的是编辑、记者、开发工程师和图表设计师共同合作，每个人专攻自己擅长的领域；后者则已体现在去年很多跨国调查项目中。合作确实能使报道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Q：如果由你来主导这次采访，你会问自己什么问题，并将如何作答？
Bengtsson：我会问：“为什么让记者学着使用数据新闻的方法这么困难呢？”
而我的答案是：我也不知道。而且我越来越厌倦听到记者“很作”地抱怨“我做不来数据新闻，这个太复杂了”，或是“我读书时就讨厌数学，我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学数据新闻”。
作为记者，我们所受的专业训练本就要求我们每天吸收大量的信息。如果编辑让你一天内报道一个关于养老金制度的故事，你就应在当天内查找所需信息，阅读足够的材料，对不同的人进行采访，以按时完成报道。而实际上，数据新闻比养老金制度更容易理解。它绝不是什么艰深的学问或晦涩的魔术。因此，每个记者都应该具备基本的电子表格操作知识，知道如何整理与过滤数据，如何做简单的运算。
编译/梁思然
编辑/Ivan 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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