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註：如今，情緒常比事實更容易左右輿論。在《衛報》數據編輯Helena Bengtsson看來，去連接這樣“重情緒輕事實”的讀者，並更好地與之對話，是媒體的當務之急。
Helena Bengtsson, journalist, SVT
Helena Bengtsson目前是英國《衛報》的數據項目編輯。此前她曾擔任瑞典國家廣播電視台Sveriges，及位於美國華盛頓的公共誠信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的數據庫編輯。在2010年和2016年，她被兩次授予瑞典“優秀新聞獎”（Great Journalism Award）。
Bengtsson所經手、並讓她引以為豪的眾多項目之一，是許多年前一個關於瑞典學校老師性侵猥褻學生的故事。她與團隊深入調查了涉案老師如何規避在個人檔案上留下犯罪前科，從而得以順利從原就職學校辭職，再轉去新學校繼續教學。這個故事推動了瑞典的法律改革，使學校有權在僱傭教職人員時審查他們的犯罪記錄。
目前，Bengtsson正在跟進幾個有關環境和教育的項目。儘管不是很喜歡做日常性新聞（她說“我沒那個腦子”），她有時也會接一些短期項目。“有時做一些不那麼複雜的項目有助於理清思路。”
Q：你是如何對調查報道產生興趣的？
Bengtsson：15歲那年，有一位老師說我很適合做記者。我家裡沒有一個人從事過新聞行業或者上過大學，但那老師的話讓我開始考慮記者這份職業。
兩年後，一檔很棒的電視調查報道節目讓我意識到，成為記者可以改變世界。從那時起，我就想成為一名幕後的電視記者——這也就成了過去20年里我的工作。
Q：你覺得目前媒體界隱藏的或被忽略的最大問題是什麼？
Bengtsson：越來越多地人已不再相信事實，而是更多根據情緒去做判斷。從較為寬泛的角度看，如何才能影響他們，這是（媒體界）最大的問題。
但我們應如何接觸這些讀者？我們如何能讓他們閱讀並重新相信我們的報道呢？如何找到一種（合適的）方式與之對話？這是當下新聞業所面臨的最大挑戰，而我還不知道這個問題該如何解決。
積極一點來看，對於像我這樣的數據記者而言，下一步我們需要做的是學會處理不規則的數據（如文本文件、電子郵件或pdf中的數據）。很多大型的數據項目，如果以五年後的技術來處理，能夠得到更多有價值的成果。
Q：在新聞業或者廣義上籠統的媒體行業，有哪些積極的發展？誰在帶動着改變？
Bengtsson：毫無疑問，媒體內部跨部門，以及跨媒體的合作是當下最積極的變化。前者指的是編輯、記者、開發工程師和圖表設計師共同合作，每個人專攻自己擅長的領域；後者則已體現在去年很多跨國調查項目中。合作確實能使報道產生更大的影響力。
Q：如果由你來主導這次採訪，你會問自己什麼問題，並將如何作答？
Bengtsson：我會問：“為什麼讓記者學着使用數據新聞的方法這麼困難呢？”
而我的答案是：我也不知道。而且我越來越厭倦聽到記者“很作”地抱怨“我做不來數據新聞，這個太複雜了”，或是“我讀書時就討厭數學，我實在抽不出時間來學數據新聞”。
作為記者，我們所受的專業訓練本就要求我們每天吸收大量的信息。如果編輯讓你一天內報道一個關於養老金制度的故事，你就應在當天內查找所需信息，閱讀足夠的材料，對不同的人進行採訪，以按時完成報道。而實際上，數據新聞比養老金制度更容易理解。它絕不是什麼艱深的學問或晦澀的魔術。因此，每個記者都應該具備基本的電子表格操作知識，知道如何整理與過濾數據，如何做簡單的運算。
編譯/梁思然
編輯/Ivan 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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