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社交媒體的普及一方面拓寬了新聞報道的渠道與方式，另一方面也讓記者面臨前所未有的報道風險，對於女性記者而言尤甚。9月初，財新發布一則預警ICO風險的報道，其後，參與報道的女記者卻在其電子郵箱和社交媒體上，收到來自發財夢滅的投資人的大量人身攻擊與威脅信息，其中相當多的攻擊都是基於她的性別。類似的事情也頻頻發生於國外女性記者身上。本文分享部分女記者在網絡上遭遇騷擾與攻擊的經歷，以及她們給同行的一些應對騷擾的建議。
許多網絡噴子曾咒罵瑞典廣播員Alexandra Pascalidou是“骯髒的妓女”，一個“希臘的寄生蟲”（諷刺她的族裔），“傻子神經病”，“醜陋的騙子”和“心懷仇恨的偏見者”。他們還威脅要輪姦、性虐她，言語細節粗鄙不堪。
但Pascalidou選擇公開回懟，儘可能地回擊針對女性記者的網絡騷擾。2016年11月，她在一個歐洲委員會作證說：“這些噴子的目的就是讓我們保持沉默，他們打着言論自由的幌子，做着言論審查的事情。他們的自由囚禁了我們。”
2017年4月，Pascalidou出席意大利國際記者節的座談會，探討如何應對網上的性別歧視攻擊。她把那些難聽的言論攻擊和威脅形容為“低強度的、持續的戰爭”。
“有的人說那你就別上網了吧，這些攻擊只存在於網絡上，這不算什麼事兒，”她告訴《悉尼先驅晨報》。“但我不同意，它影響了我們的現實生活。那些仇恨的話語很傷人，它有時還會激發人們在現實中採取行動。”
其他媒體也逐漸開始注意到類似問題。國際新聞安全協會主席Hannah Storm把網絡騷擾稱為“我們職業生涯中被蹂躪的時刻”，它是“對女性記者安全的主要威脅”。
“當女性記者成為了網絡噴子的攻擊目標，這個騷擾行為立刻變成性別化的攻擊和威脅，”她補充道，“男性記者更少碰到這種攻擊，女性往往更容易遭受直白的言語性騷擾和身體暴力。”
她的話有研究依據。一份2014年在Twitter上對名人施加的網絡暴力調查表明，“新聞是唯一一個女性受到更多網絡暴力的行業，她們比男性同行遭受三倍多的辱罵。”
2013國際婦女媒體基金會的民意調查發現，三分之二的受訪者曾在網上因為她們的工作受到暴力和性侵威脅。
實例：印度記者Dhanya Rajendran因為在推特上抨擊了一部電影而被言語中傷。The News Minute，一家數字新聞媒體的主編被人稱呼“妓女”，那些網絡噴子讓她上傳自己的裸照，還用露骨的髒話指責她，說她和自己的支持者發生性關係。這些咒罵整整持續了三天，有30,000多個帖子參與。
“幾乎所有這種辱罵都帶有性別色彩，”Rajendran告訴國際記者聯盟，這是一個贊助女性記者反擊網絡暴力運動“ByteBack Campaingn”的觀察組織。
“你猜不到什麼東西會在網絡上激起群憤，”國際新聞安全協會的Storm說。“可能是關於政治的話題，也可能只是友善的影評。摸不着頭緒。”
針對性別的網絡暴力例子不難找到，可記錄話題類型和影響力的數據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些數量很難確定，”Elisa Muñoz說。他在國際婦女媒體基金會工作，稱網絡騷擾為“當今女性記者面對的惡性事件之一”。
有一些女性可能會保持沉默，因為她們害怕噴子報復，或者自己的老闆根本不屑一顧。她們有意識地保持低調，刻意迴避會遭致網絡暴力的話題。
2016在西班牙巴倫西亞舉行的網絡自由節有討論應對網絡辱罵的環節，一些給新聞工作者的小貼士如下：
- 建立網絡騷擾熱線
- 在已有的記者訓練課程中加入網絡安全教育
- 建立記者群以便相互學習，讓記者不再覺得孤單
- 聯繫國內外的組織商討解決辦法
- 尋求法律幫助和緊急協助
- 研究調查全球的網絡騷擾法
- 思考如何疏導網絡辱罵造成的心理陰影
你可以向Fairfax Media的記者Julie Posetti詢問更多的建議。她在倫敦的2016國際新聞工作峰會上討論了媒體的編輯部該如何應對網絡厭女症和騷擾。她的建議有：
- 給女性記者提供具體的訓練，幫助她們應對網絡厭女症
- 確保新聞管理層能意識到這個話題，並在職員中普及
- 儘早向警察報告辱罵事件
- 尋求技術、法律和心理支持
- 安排版面報道這些問題
- 制定計劃，解決潛在的騷擾，掐掉惡性攻擊的萌芽
- 發展全面戰略：應涉及網絡安全職員、高級編輯、編輯組教練、職場健康與安全部門和社交媒體編輯，制定及普及反網絡騷擾政策與指導原則。
在《悉尼先驅晨報》與Posetti的採訪中，Pascalidou公開了她在面對持續的網絡騷擾後付出的情感代價。
“最後，你開始進行自我審查，”她說。“你責備自己，自感羞辱。到了一定的臨界點，你甚至開始恨自己——這種感覺不可名狀——你都不知道那個威脅是哪裡來的，它卻開始荼毒你的頭腦。”
編譯/黃立旖
編輯/Ivan Zhai，梁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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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於IJNet官網，深度網經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