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ers”指的是在幕後協助駐外記者的本地人。他們熟悉本地情況，所以經常被駐外記者聘為翻譯，但他們的工作遠不只是翻譯，還包括訂酒店、預約司機、尋找採訪對象和約訪等等。大部分fixers都做着我們看不見的工作，在最後發表的新聞中也沒有署名。記者總是居功甚偉，但往往fixer才可能是影響了國際新聞報道的人。
11月17日，在全球深度報道大會的“Fixer與記者”研討會中，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全球報道中心的執行主管Peter Klein與其他兩位資深記者談起了這個編輯部甚少討論的議題，並與大家分享了此前該中心關於“調解記者和fixer的關係：批判性地解讀國際報道的實踐發展”的研究。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全球報道中心的執行主管Peter Klein（右一）與資深記者和fixers探討相關問題
這篇研究匿名採訪了450名駐外記者和fixer，評價他們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受訪者對自己和對方扮演的角色、承擔的責任和對國際報道的貢獻的理解有巨大分歧。
相當一部分fixer受訪者表示，他們從自己角色的“隱身”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一名有着25年協助報道美國新聞經驗的fixer說：“很不幸的是，他們仍然把我們當做有着奇怪口音的”棕色“人種，儘管我為不少了不起的故事貢獻了許多自己的想法和努力。得到署名太難了，更不用說經驗較少的新手，他們直接就放棄了署名。”
Fixer也有重現天日的時候——被當局當做罪犯逮捕，或者因為所報道的新聞身陷囹圄、被綁架、甚至被殺害。該如何理解fixers與其所服務的駐外記者的處境？深度網從三個角度梳理了這份研究。
收入
Fixer的工作存在巨大風險，報酬不一。研究報告表明，fixer每日的報酬從50美金到400美金不等， 他們自己對報酬沒有話語權，但記者往往認為報酬對於fixer的貢獻來說是合理的。
由於在大多數情況下，fixer並不是合同制，追討薪酬也成了一大難題。Nejc Trušnovec，一位斯洛文尼亞的fixer說，他要花一半時間追着客戶付報酬，有時甚至長達幾個月。“我要不停地給他們發信息，他們才會給我付款。很多記者都忘記付我們的薪水。”
這些分歧會造成記者和fixer之間關係緊張，尤其是在一些貧窮國家，fixer經常奔着報酬去幫外國新聞媒體取材。
署名
另外一個常年困擾他們的問題是署名。許多受訪的駐外記者承認，他們幾乎從不給fixer署名，或者在文章中說明他們的貢獻，而大部分fixer說他們想要署名。
一位非洲當地的fixer在大會現場講述自己的經歷
要解決署名的難題，首先要回答兩個問題，一個是我們的社會應如何定義“fixer”；以及他們對一篇報道的協助界限在哪兒。
當駐外記者被問及他們是否需要fixer為他們的報道角度提供意見，38%的人回答不需要，許多人更都把fixer的角色簡單歸為後勤人員。一位約旦的fixer表示，儘管他的報道經驗非常豐富，也拿過不少獎，但當他給記者提供報道意見時，記者往往不會採取。“他們對我們意見不信任，“他說。
Fixer的政治立場在這個研究里是爭議的重點。只有6.6%的fixer說他們“經常或總是”向記者坦誠他們的政治或民族立場，同樣棘手的是，只有一半記者在調查中表示，他們經常詢問fixer的政治立場，因為他們認為立場可能會影響報道的客觀性，所以通常對這個點十分警惕。
令人高興的是，越來越多的新聞機構開始追求更大的報道透明度，包括新聞到底是誰採訪、報道的。有的媒體則開始採用聯合署名，或者在其他地方將fixer稱為“當地記者和翻譯”。《紐約時報》的記者說：“看到這種改變，我感到很欣慰。當報道衝突變得越來越危險，我希望這些fixer的貢獻和犧牲能為世人所知。”
有取代“Fixer”的報道模式嗎？
人們在試驗新的報道模式，所謂的“駐外記者”地位岌岌可危。最近個別在全球掀起巨大影響力的調查新聞，就是起源於ICIJ的一個不藉助fixer幫助的項目。ICIJ把全世界的記者們聚集起來，共享數據和故事報道。
《南德意志報》的記者Bastian Obermayer說，他喜歡平等合作的報道方式，不存在誰高誰低，而是地位平等。非盈利媒體正在經歷着報道方式的創新和變革，這向傳統的“fixer-駐外記者”協作模式發出了挑戰。
Round Earth Media給美國記者和本地記者分量相當的署名，所有人的重要性都會被認真對待，本地記者也不會被當作“fixer”。全球報道中心給索馬里的記者派發可穿戴的相機，讓他們利用自己的優勢在現場記錄，此舉推動了“授權新聞”的發展，“授權新聞”即編輯幫助本地記者們用他們的角度去講故事，省略了駐外記者這一環節。
Syria Direct是駐紮在約旦的非盈利機構，他們培訓了超過100名敘利亞人在本國做報道，把外國記者難以取得的採訪和影像資料傳播到了全世界。
編輯/Ivan 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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