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记者时常游走于职业道德的边缘。比如说，他们会得到被偷来的文件、黑客曝光的数据；他们常常置提供线索的线人于危局之中；必要的时候，还要用隐藏相机偷拍。
11月16日，达特新闻与创伤中心执行总监Bruce Shapiro主持了全球深度报道大会“调查记者的新闻伦理”研讨会，主讲嘉宾是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创办人陈婉莹教授，以及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高级调查记者Thanduxolo Jika。
从左至右：陈婉莹教授、 Bruce Shapiro、 Thanduxolo Jika
Shapiro表示，来自不同国家的调查记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他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展开各自的新闻调查。但是作为调查记者，大家都必须追求公正客观的真相，“所以一定有一些通用伦理法则，是我们可以共同遵守与捍卫的”。
Shapiro向各国记者发问，他们是否曾处于道德两难的境地，现场听众则提出了八种他们经常感到困惑的情境：
- 1、在追查一份重要文件资料时，线人想要收费，怎么办？
- 2、如果我们把多个受访者给的信息拼在一起，对事件的影响力更有用，该不该这么做？
- 3、在曝光内幕的报道中，如果能够写出受访者的真实姓名与身份，报道的影响力会扩大。要不要获得他们的同意？
- 4、记者和受访者常常会变成朋友，这种友谊的界限在哪里？
- 5、受访者坚持曝光自己的身份信息，明知道受访者会受到伤害，我还该报道吗？
- 6、卧底调查时要不要和警察合作？该不该表明自己的身份？
- 7、我们揭发丑闻的细节表述要丰富到什么程度？
- 8、我们该不该、什么时候能够相信受害者的说辞？
Shapiro和陈教授认为，在两难中做选择之前，记者应先扪心自问三个问题：
- 首先，这则新闻关乎重大的公众利益吗？
- 其次，我的新闻发布后，我和我的采访对象能够安全无虞吗？
- 最后，我已经用尽了所有其他办法吗？
谈到具体选择。Jika认为，如果线人向你索要报偿，一定不能给。第一，线人无法核实这份资料的真实性，如果资料是有误的，你会深陷信任危机。第二，钱能使鬼推磨，有的线人会因为金钱诱惑而伪造一份文件，而你却无法当场验真。陈教授则认为，选择因人而异，在不影响客观真实的报道下，记者在贫困地区给受访者一些人道援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你的出发点是为了帮助他们，而不是与他们做交易。
Jika表示，在曝光受访者身份和描述调查细节时，要衡量自己的保护能力有多强。受访者往往会默认调查记者会负责他们的安全，可是对于调查记者来说，他们的职责是准确性和真实性。陈教授回忆起她在美国做记者时，曾把受访者的照片和名字放在头版故事中，但是那些受访者的身份是非法的。若是放到今天，她不会选择这么做，受访者的安全在她心目中的分量更重了。
卧底调查显然另当别论。三位讲者都认同，在大型的丑闻曝光中，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为了公众的利益，调查记者不得不“撒一些谎，譬如调查矿难的时候伪装成矿工进入现场。然而在普通的采访中，调查记者不必做什么伪装或掩饰，也能得到应有的素材。
最后，陈教授补充，职业道德伦理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调查记者的确有着巨大的话语能量，但也不必过分渲染记者的影响力。有时候从短期来看，有些报道会带来伤害或负面影响，但是我们要相信，调查记者的报道会在更远的将来为社会带来改变。
编辑/Ivan 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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