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記者時常遊走於職業道德的邊緣。比如說，他們會得到被偷來的文件、黑客曝光的數據；他們常常置提供線索的線人於危局之中；必要的時候，還要用隱藏相機偷拍。
11月16日，達特新聞與創傷中心執行總監Bruce Shapiro主持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調查記者的新聞倫理”研討會，主講嘉賓是香港大學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創辦人陳婉瑩教授，以及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的高級調查記者Thanduxolo Jika。
從左至右：陳婉瑩教授、 Bruce Shapiro、 Thanduxolo Jika
Shapiro表示，來自不同國家的調查記者之間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異，他們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展開各自的新聞調查。但是作為調查記者，大家都必須追求公正客觀的真相，“所以一定有一些通用倫理法則，是我們可以共同遵守與捍衛的”。
Shapiro向各國記者發問，他們是否曾處於道德兩難的境地，現場聽眾則提出了八種他們經常感到困惑的情境：
- 1、在追查一份重要文件資料時，線人想要收費，怎麼辦？
- 2、如果我們把多個受訪者給的信息拼在一起，對事件的影響力更有用，該不該這麼做？
- 3、在曝光內幕的報道中，如果能夠寫出受訪者的真實姓名與身份，報道的影響力會擴大。要不要獲得他們的同意？
- 4、記者和受訪者常常會變成朋友，這種友誼的界限在哪裡？
- 5、受訪者堅持曝光自己的身份信息，明知道受訪者會受到傷害，我還該報道嗎？
- 6、卧底調查時要不要和警察合作？該不該表明自己的身份？
- 7、我們揭發醜聞的細節表述要豐富到什麼程度？
- 8、我們該不該、什麼時候能夠相信受害者的說辭？
Shapiro和陳教授認為，在兩難中做選擇之前，記者應先捫心自問三個問題：
- 首先，這則新聞關乎重大的公眾利益嗎？
- 其次，我的新聞發布後，我和我的採訪對象能夠安全無虞嗎？
- 最後，我已經用盡了所有其他辦法嗎？
談到具體選擇。Jika認為，如果線人向你索要報償，一定不能給。第一，線人無法核實這份資料的真實性，如果資料是有誤的，你會深陷信任危機。第二，錢能使鬼推磨，有的線人會因為金錢誘惑而偽造一份文件，而你卻無法當場驗真。陳教授則認為，選擇因人而異，在不影響客觀真實的報道下，記者在貧困地區給受訪者一些人道援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你的出發點是為了幫助他們，而不是與他們做交易。
Jika表示，在曝光受訪者身份和描述調查細節時，要衡量自己的保護能力有多強。受訪者往往會默認調查記者會負責他們的安全，可是對於調查記者來說，他們的職責是準確性和真實性。陳教授回憶起她在美國做記者時，曾把受訪者的照片和名字放在頭版故事中，但是那些受訪者的身份是非法的。若是放到今天，她不會選擇這麼做，受訪者的安全在她心目中的分量更重了。
卧底調查顯然另當別論。三位講者都認同，在大型的醜聞曝光中，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是受害者，為了公眾的利益，調查記者不得不“撒一些謊，譬如調查礦難的時候偽裝成礦工進入現場。然而在普通的採訪中，調查記者不必做什麼偽裝或掩飾，也能得到應有的素材。
最後，陳教授補充，職業道德倫理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問題。調查記者的確有着巨大的話語能量，但也不必過分渲染記者的影響力。有時候從短期來看，有些報道會帶來傷害或負面影響，但是我們要相信，調查記者的報道會在更遠的將來為社會帶來改變。
編輯/Ivan Zhai
相關閱讀：
報道亞洲 | 卧底調查是與非：亞洲獨立媒體的暗訪案例與經驗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