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JN独家对话学者系列：重谈调查新闻的专业主义
汤兰兰事件中，围绕调查记者”道德底线”和”报道边界”的讨论此起彼伏。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话题的缘起，都是伴随着内地新闻专业主义式微所涌来的余震。深度报道是什么？调查记者的武器与软肋是什么？调查记者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性？从最基础的概念出发，我们采访了身处海内外的三位学者，重谈调查新闻的专业主义与自尊。本文为该系列的第一篇专访。
2003至2013年，被业界称为中国大陆调查报道的“黄金时代”。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王天定教授说，市场化媒体中调查性报道的兴起，代表着一代新闻人试图在中国重建专业主义的努力。不过，在他看来，中国的调查性报道，因市场化媒体的发展而繁盛，也因市场化媒体衰落而凋敝，由于权力与资本的双重挤压之下，如今的媒体行业，花果飘零，遍地瓦砾，调查性报道陷入低谷，调查记者风流云散，一代人在中国重建新闻专业主义的努力功败垂成。但同时，据他观察，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调查记者的各种转型尝试，或会给行业带来新的形态与可能。
以下是GIJN中文网对王天定教授的独家采访。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王天定教授
GIJN：说到在中国重建新闻专业主义，我们去年在南非举办全球深度报道大会，邀请了一些华语地区的记者参加。他们跟海外记者交流后有个普遍的感觉，就是中国的记者好像被低估了。您觉得有这个问题吗？
王：你说的是调查记者的专业水准被国际同行低估吗？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因为中国真正意义上有调查性报道，恐怕就是90年代（起），顶多20年的时间。中国的媒体相对来说是个比较封闭的行业， (因为)国外对中国整个同行的了解和认知是不够的，可能存在低估的问题。
但是这几年来你也看到，中国调查记者的专业水准和国际影响力事实上是在提升的。2012年，世界著名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宣布授予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女士“密苏里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编者注：Missouri Honor Medal for Distinguished Service in Journalism）。2013年，著名记者罗昌平因反腐报道获得透明国际年度清廉奖，2015年，财新传媒记者王和岩、谢海涛关于谷俊山贪腐案的系列报道入围第六届全球亮光奖。
财新“谷俊山腐败”系列报道
我觉得中国记者的专业能力和专业水准是越来越多地受到认可，但的确是，中国调查报道从13年之后，整个处于一种几乎是悬崖式的衰落过程之中。所以我觉得中国调查记者，从历史上看，留给他们施展的空间太少了。而且现在这样一大批记者选择离开之后，我觉得中国可能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将来恐怕——哪怕是再有新的平台的时候——这样一些前辈有效的经验传承就断裂了。
GIJN：近年越来越多调查记者转型之后去做非虚构，去做特稿。您怎么看这种趋势？
王：调查报道广义上讲也是非虚构的一种，但是非虚构更强调文学性的文本。所以说中国的调查记者，按做非虚构的人来讲，真正能够转型为非虚构作家其实不是很多。
GIJN：您觉得非虚构写作的兴起会促进调查报道发展吗？会保留调查报道的技法吗？
王：会的。我去年做过一个讲座，就是讲看报告文学到调查报道到非虚构，看整个中国故事背后的这样一种文本变迁，我感到非虚构这几年的兴起，可能某种意义上，是一批不愿意离开并还热爱写作、热爱媒体、热爱调查报道这样一些人，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选择的一种蛰伏的方式。反正我就是利用在做特稿的机会，继续坚持在这个领域做，一旦到条件更合适的时候就做更多调查，但是这样做的人数不多。按我现在算下来，现在那批记者做非虚构的人是屈指可数的。
GIJN：记者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或培训交流？行业是否有对相关话题的探讨？
王：不多。尤其是针对如何在新媒体时代做，这两年也是看到过一些类似工作坊这样的东西，但总体来看，恐怕真正意义上能形成系列的培训很少。
GIJN：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王：整个调查报道行业衰落了。现在大家都在想着怎么离开。而且新媒体时代里，总体来看，做调查报道很难有回报。我们也试过。比如今年，我们跟朋友做过一些小的计划，就是采用众筹的方式，但事实证明做那个很难。
对于众筹这种形式，一个美国朋友之前跟我讲，美国因为宗教的影响，捐款、做公益成为社会的一种传统，社会形成了这样一个做公益的理念，认为到这个时代，社会需要公民共同来支持严肃新闻业，这对他们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大陆很难。但也有一点，就算是政策允许的时候，我觉得也不是每个记者都能做，但一些比较出色的，要么文本，要么调查能力很出色，只要某个方面比较出色的人，他坚持做独立记者，我觉得是可能的。
其实大陆很多网络支付技术，比如说微信打赏，比港台更便捷。台湾《报导者》的同行到大陆跟我聊，就感觉咱们微信的打赏很好啊，台湾怎么就没这个东西。因为人做事情总是遵循一种省力原则。以前20、30、40元那个钱人们不是不愿意付，但当年你要到银行去转，谁愿意这么麻烦。现在微信打赏，一个键下去就支付了。这种网络支付的便捷性，我觉得（对支持新闻发展）是个很好的东西。
GIJN：国外的众筹不仅是筹集调查报道的资金，还有报道线索和创意等，国内可能有这样的尝试吗？
王：有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就是周老虎事件，最核心的核实工作是网民做的。网民中有些专门做影像、照片的专家，他们给出了专家意见。比如说，老虎为什么不可能是一个活体，他们的解释是活体老虎是不会反光的，那个照片反光就证明老虎不是真的。植物学家一看，那个环境也不适宜老虎生存。有些动物学家也提出，人不可能这么近距离拍摄老虎，并且观察老虎的神态，它只有处于临终才会那样，等等。最后发现它是一张年画，事实上这都是网民这么一块儿挖出来的。
GIJN：那么以后，有网民“众包”这样的调查形式，这个社会还需要调查记者吗？
王：我想，以后的调查报道会不会是一种跟我们现在完全不同的、呈现一个新的形态，也可以说新的模式。它可能不是我们以前想的——一个长篇文字报道。有人畅想了其中一种可能性：以后的媒体和记者就是所谓的策展人。策展人的职责是，比如说我要办一个展览，好多作家都来，我起到一个作用就是给大家策划陈列，同时我也是一个主持人。未来大家呈现出一个风格可能是这样的。或者说，新闻业会大规模走向业余领域，专业和业余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专业记者的作用是什么？以后呈现出来的业态是什么形式？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总体来看，大陆这几年传统媒体，尤其是体制内所谓主流媒体做的各种各样的探索可能都行不通，他们的路可能都走歪了，我觉得可能还有提升空间。我总觉得，一种好的媒体形式，高水准的报道一定是在相对自由的环境里头才有可能出现。当然也有人反驳这种观点，有人说，台湾在解除戒严有新闻自由之后，媒体水准反而下降。
这个问题本身成立不成立我一直没好好思考过。客观来说，这个问题是怎么形成的呢？当年，台湾媒体竞争不激烈的时候，媒体相互形成一个相互稳定的体系，有的媒体，比如说《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就愿意花一些钱来培训记者。当年《中国时报》可以派一群人去密苏里攻读新闻学位，读完之后回来做报道。现在媒体就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可能竞争会过于激烈。但是，台湾有比较特殊的生态，或许他们需要时间，因为距离台湾的转型也没多久，也就三四十年。如果要按照美国的新闻史发展来看，从新闻业形成到有高质量的报道水准，也是经过了很长的阶段。
我们也得继续向国外学习，国外有价值的报道方式和探索，香港好的个案，也会给国内记者一些启发。
GIJN：很多新媒体也常译介国外案例，在没有衡量标准的情况下，还不够接地气。不清楚这些内容会不会对内地新闻从业者有启发。
王：我觉得还是会有，只是程度问题。我们现在的业界还是有很多记者和媒体人在做创新尝试，比如“真实故事计划”，以及财新做的一些东西，他们还在努力探索新的形式，这些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另外，记者们还可以通过参与国际交流提升自我，包括你们举办的南非全球大会。
GIJN：南非的全球大会中，我们观察到，其实外国记者对中国的议题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从中国输出的东西太少了，外国记者都是一知半解。
2017年于南非举办的全球深度报道大会某研讨会现场。
王：很多国际记者都跟我说，中国是调查新闻的富矿。但同时，咱们国内财新传媒的记者也说，他们看了外国的报道后觉得，就调查技术和手段来讲，国内的很多记者与《纽约时报》的记者的水平不相上下。
胡适讲的，无心插柳柳成荫，有意栽花花不发。所有的努力其实都不白费。让我高兴也感动的就，在媒体行业如此不景气的当下，还有很多媒体人通过多种方式的坚守，很多知名高校每年都还有很多优秀的青年学生因为热爱新闻这个职业，还从其他专业转到新闻学院学习，也更有很多优秀熟练掌握外语，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青年走出国门，到国外著名新闻学院学习新闻学专业。
这两年也有一些媒体人在离开媒体多年后，又重返媒行业。网络新媒体正在重构人类的新闻信息传播生态，但不会改变人类对新闻信息的根本需求。对高品质新闻的渴望，既是人性的需求，也是民主制度良性运作不可或缺。重构中的新闻传播生态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颠覆现有新闻传播的基本格局，一种全新的新闻实践方式正在孕育之中，一批真正热爱新闻传播的专业新闻人正在重新集结，人类的新闻传播不会走反专业化路线，专业传播机构、专业新闻工作者都不会消亡，公众对其专业能力、专业操守要求可能会更高。新闻专业主义强调的独立与客观，都是非常珍贵的价值，它不因技术的改变而丧失意义。
所从，我觉得，对媒体行业，对调查报道的未来，我们都没有必要过于悲观，咱们现在这个国家就是能做事情的人，要一点一点的做，能做多少算多少，所有的努力，都会有意义的。
编辑/Ivan 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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