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JN獨家對話學者系列：重談調查新聞的專業主義
湯蘭蘭事件中，圍繞調查記者”道德底線”和”報道邊界”的討論此起彼伏。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話題的緣起，都是伴隨着內地新聞專業主義式微所湧來的餘震。深度報道是什麼？調查記者的武器與軟肋是什麼？調查記者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性？從最基礎的概念出發，我們採訪了身處海內外的三位學者，重談調查新聞的專業主義與自尊。本文為該系列的第一篇專訪。
2003至2013年，被業界稱為中國大陸調查報道的“黃金時代”。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王天定教授說，市場化媒體中調查性報道的興起，代表着一代新聞人試圖在中國重建專業主義的努力。不過，在他看來，中國的調查性報道，因市場化媒體的發展而繁盛，也因市場化媒體衰落而凋敝，由於權力與資本的雙重擠壓之下，如今的媒體行業，花果飄零，遍地瓦礫，調查性報道陷入低谷，調查記者風流雲散，一代人在中國重建新聞專業主義的努力功敗垂成。但同時，據他觀察，新媒體技術的發展和調查記者的各種轉型嘗試，或會給行業帶來新的形態與可能。
以下是GIJN中文網對王天定教授的獨家採訪。
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王天定教授
GIJN：說到在中國重建新聞專業主義，我們去年在南非舉辦全球深度報道大會，邀請了一些華語地區的記者參加。他們跟海外記者交流後有個普遍的感覺，就是中國的記者好像被低估了。您覺得有這個問題嗎？
王：你說的是調查記者的專業水準被國際同行低估嗎？某種程度上的確是。因為中國真正意義上有調查性報道，恐怕就是90年代（起），頂多20年的時間。中國的媒體相對來說是個比較封閉的行業， (因為)國外對中國整個同行的了解和認知是不夠的，可能存在低估的問題。
但是這幾年來你也看到，中國調查記者的專業水準和國際影響力事實上是在提升的。2012年，世界著名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宣布授予財新傳媒總編輯胡舒立女士“密蘇里新聞事業傑出貢獻榮譽獎章”（編者註：Missouri Honor Medal for Distinguished Service in Journalism）。2013年，著名記者羅昌平因反腐報道獲得透明國際年度清廉獎，2015年，財新傳媒記者王和岩、謝海濤關於谷俊山貪腐案的系列報道入圍第六屆全球亮光獎。
財新“谷俊山腐敗”系列報道
我覺得中國記者的專業能力和專業水準是越來越多地受到認可，但的確是，中國調查報道從13年之後，整個處於一種幾乎是懸崖式的衰落過程之中。所以我覺得中國調查記者，從歷史上看，留給他們施展的空間太少了。而且現在這樣一大批記者選擇離開之後，我覺得中國可能最大的問題、最大的遺憾就是，我們將來恐怕——哪怕是再有新的平台的時候——這樣一些前輩有效的經驗傳承就斷裂了。
GIJN：近年越來越多調查記者轉型之後去做非虛構，去做特稿。您怎麼看這種趨勢？
王：調查報道廣義上講也是非虛構的一種，但是非虛構更強調文學性的文本。所以說中國的調查記者，按做非虛構的人來講，真正能夠轉型為非虛構作家其實不是很多。
GIJN：您覺得非虛構寫作的興起會促進調查報道發展嗎？會保留調查報道的技法嗎？
王：會的。我去年做過一個講座，就是講看報告文學到調查報道到非虛構，看整個中國故事背後的這樣一種文本變遷，我感到非虛構這幾年的興起，可能某種意義上，是一批不願意離開並還熱愛寫作、熱愛媒體、熱愛調查報道這樣一些人，在這樣一個特定的時代選擇的一種蟄伏的方式。反正我就是利用在做特稿的機會，繼續堅持在這個領域做，一旦到條件更合適的時候就做更多調查，但是這樣做的人數不多。按我現在算下來，現在那批記者做非虛構的人是屈指可數的。
GIJN：記者之間是否有某種聯繫或培訓交流？行業是否有對相關話題的探討？
王：不多。尤其是針對如何在新媒體時代做，這兩年也是看到過一些類似工作坊這樣的東西，但總體來看，恐怕真正意義上能形成系列的培訓很少。
GIJN：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王：整個調查報道行業衰落了。現在大家都在想着怎麼離開。而且新媒體時代里，總體來看，做調查報道很難有回報。我們也試過。比如今年，我們跟朋友做過一些小的計劃，就是採用眾籌的方式，但事實證明做那個很難。
對於眾籌這種形式，一個美國朋友之前跟我講，美國因為宗教的影響，捐款、做公益成為社會的一種傳統，社會形成了這樣一個做公益的理念，認為到這個時代，社會需要公民共同來支持嚴肅新聞業，這對他們來說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大陸很難。但也有一點，就算是政策允許的時候，我覺得也不是每個記者都能做，但一些比較出色的，要麼文本，要麼調查能力很出色，只要某個方面比較出色的人，他堅持做獨立記者，我覺得是可能的。
其實大陸很多網絡支付技術，比如說微信打賞，比港台更便捷。台灣《報導者》的同行到大陸跟我聊，就感覺咱們微信的打賞很好啊，台灣怎麼就沒這個東西。因為人做事情總是遵循一種省力原則。以前20、30、40元那個錢人們不是不願意付，但當年你要到銀行去轉，誰願意這麼麻煩。現在微信打賞，一個鍵下去就支付了。這種網絡支付的便捷性，我覺得（對支持新聞發展）是個很好的東西。
GIJN：國外的眾籌不僅是籌集調查報道的資金，還有報道線索和創意等，國內可能有這樣的嘗試嗎？
王：有的，一個很有意思的案例就是周老虎事件，最核心的核實工作是網民做的。網民中有些專門做影像、照片的專家，他們給出了專家意見。比如說，老虎為什麼不可能是一個活體，他們的解釋是活體老虎是不會反光的，那個照片反光就證明老虎不是真的。植物學家一看，那個環境也不適宜老虎生存。有些動物學家也提出，人不可能這麼近距離拍攝老虎，並且觀察老虎的神態，它只有處於臨終才會那樣，等等。最後發現它是一張年畫，事實上這都是網民這麼一塊兒挖出來的。
GIJN：那麼以後，有網民“眾包”這樣的調查形式，這個社會還需要調查記者嗎？
王：我想，以後的調查報道會不會是一種跟我們現在完全不同的、呈現一個新的形態，也可以說新的模式。它可能不是我們以前想的——一個長篇文字報道。有人暢想了其中一種可能性：以後的媒體和記者就是所謂的策展人。策展人的職責是，比如說我要辦一個展覽，好多作家都來，我起到一個作用就是給大家策劃陳列，同時我也是一個主持人。未來大家呈現出一個風格可能是這樣的。或者說，新聞業會大規模走向業餘領域，專業和業餘之間的界限開始模糊。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專業記者的作用是什麼？以後呈現出來的業態是什麼形式？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總體來看，大陸這幾年傳統媒體，尤其是體制內所謂主流媒體做的各種各樣的探索可能都行不通，他們的路可能都走歪了，我覺得可能還有提升空間。我總覺得，一種好的媒體形式，高水準的報道一定是在相對自由的環境裡頭才有可能出現。當然也有人反駁這種觀點，有人說，台灣在解除戒嚴有新聞自由之後，媒體水準反而下降。
這個問題本身成立不成立我一直沒好好思考過。客觀來說，這個問題是怎麼形成的呢？當年，台灣媒體競爭不激烈的時候，媒體相互形成一個相互穩定的體系，有的媒體，比如說《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就願意花一些錢來培訓記者。當年《中國時報》可以派一群人去密蘇里攻讀新聞學位，讀完之後回來做報道。現在媒體就不可能做這樣的事情，可能競爭會過於激烈。但是，台灣有比較特殊的生態，或許他們需要時間，因為距離台灣的轉型也沒多久，也就三四十年。如果要按照美國的新聞史發展來看，從新聞業形成到有高質量的報道水準，也是經過了很長的階段。
我們也得繼續向國外學習，國外有價值的報道方式和探索，香港好的個案，也會給國內記者一些啟發。
GIJN：很多新媒體也常譯介國外案例，在沒有衡量標準的情況下，還不夠接地氣。不清楚這些內容會不會對內地新聞從業者有啟發。
王：我覺得還是會有，只是程度問題。我們現在的業界還是有很多記者和媒體人在做創新嘗試，比如“真實故事計劃”，以及財新做的一些東西，他們還在努力探索新的形式，這些是有意義有價值的。另外，記者們還可以通過參與國際交流提升自我，包括你們舉辦的南非全球大會。
GIJN：南非的全球大會中，我們觀察到，其實外國記者對中國的議題都非常感興趣，但是從中國輸出的東西太少了，外國記者都是一知半解。
2017年於南非舉辦的全球深度報道大會某研討會現場。
王：很多國際記者都跟我說，中國是調查新聞的富礦。但同時，咱們國內財新傳媒的記者也說，他們看了外國的報道後覺得，就調查技術和手段來講，國內的很多記者與《紐約時報》的記者的水平不相上下。
胡適講的，無心插柳柳成蔭，有意栽花花不發。所有的努力其實都不白費。讓我高興也感動的就，在媒體行業如此不景氣的當下，還有很多媒體人通過多種方式的堅守，很多知名高校每年都還有很多優秀的青年學生因為熱愛新聞這個職業，還從其他專業轉到新聞學院學習，也更有很多優秀熟練掌握外語，具有國際視野的優秀青年走出國門，到國外著名新聞學院學習新聞學專業。
這兩年也有一些媒體人在離開媒體多年後，又重返媒行業。網絡新媒體正在重構人類的新聞信息傳播生態，但不會改變人類對新聞信息的根本需求。對高品質新聞的渴望，既是人性的需求，也是民主制度良性運作不可或缺。重構中的新聞傳播生態可能會在很大程度上顛覆現有新聞傳播的基本格局，一種全新的新聞實踐方式正在孕育之中，一批真正熱愛新聞傳播的專業新聞人正在重新集結，人類的新聞傳播不會走反專業化路線，專業傳播機構、專業新聞工作者都不會消亡，公眾對其專業能力、專業操守要求可能會更高。新聞專業主義強調的獨立與客觀，都是非常珍貴的價值，它不因技術的改變而喪失意義。
所從，我覺得，對媒體行業，對調查報道的未來，我們都沒有必要過於悲觀，咱們現在這個國家就是能做事情的人，要一點一點的做，能做多少算多少，所有的努力，都會有意義的。
編輯/Ivan 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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