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lter Robinson在2016亞洲深度報道大會上發表主題演講。
“很多媒體認為調查報道是一件他們無力負擔的奢侈品。他們錯了，調查報道是我們無法放棄的必需品。”奧斯卡金獎影片《聚焦》原型、前《波士頓環球報》“聚焦”調查小組編輯、普利策新聞獎獲得者沃爾特·羅賓遜（Walter V. Robinson）2016年在亞洲深度報道大會上的一段發言，鼓舞了大批新聞工作者，也道出了調查報道所面臨的困境。
調查報道在當今的新媒體環境下面臨諸多挑戰，相對於政策邊界而言，在新技術引爆多樣化媒介形態的市場中所面臨的價值回報與自身可持續發展問題，不可避免地成為當下各大機構逐年收縮調查報道板塊的重要原因之一。《新媒體環境下調查記者行業生態變化報告》第二次普查提到，六年來中國內地傳統媒體調查記者從業人數降幅達58%。
針對現狀，全球優秀的傳媒機構認為，新媒體時代調查報道既面臨挑戰，也迎來機遇。2017年在約翰內斯堡召開的全球深度報道大會在內容生產模式創新、擴大影響力、探索商業與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討論給傳媒界帶來諸多啟發。
一、新技術是驅動力還是擾亂者
調查報道領域對技術價值的討論由來已久。OCCRP（一個致力於報道世界各地有組織犯罪和腐敗行為的非營利組織）的聯合創始人德魯·沙利文等認為新技術是雙刃劍——儘管技術是未來調查報道的關鍵，但也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特別是來自社交媒體和少數非理性監管方的打擊。
因此持相似觀點的調查機構近來採取的方式是隔離式地應用技術尤其是互聯網通訊類技術，增強對關鍵處理環節、自身及線人的保護，在信息收集和處理等方面，克里斯·沃克爾（Chris Walker）提出以下具體建議：謹慎登錄網址以避免惡意軟件和網絡釣魚、使用複雜的密碼、啟用雙重身份驗證、加密設備上的數據、重要內容遠離手機私下溝通。
關於技術，ICIJ的傑拉德·賴爾的看法則是“我們能夠以過去無法想象的規模完成數據挖掘和分析，我們需要變得更聰明去使用那些沒有被利用好的信息”。更多像傑拉德這樣的傳媒工作者認為調查報道應該率先對新技術進行嘗試。
二、調查報道的數據應用趨勢
近年來的技術應用中，廣義上的數據新聞無疑是與調查報道結合最緊密的方向之一。越來越多的傳統調查記者團隊中出現了數據專家的身影，而在不斷實踐中，新聞機構逐漸發現，數據新聞可視化能夠較好地完成數據呈現這一提升讀者直觀感受的環節，而對調查報道而言，數據挖掘和數據分析更有助於完成富有“影響力”的調查報道。
例如，新媒體時代發達的社交網絡和公開資料庫對於追蹤商業和貪腐報道而言可以大幅提高內容生產效率。“跟着錢走”是調查記者經常說的一句話，Mintz集團的創始人James Mintz更是總結了貪腐的主要環節：拿錢、藏錢、轉移、網絡、掩蓋、享受。離岸公司的海外賬戶、群體成員在享受等環節出現的蛛絲馬跡等成為了不同於以往的數據挖掘渠道。
Mintz集團推出一款模擬貪腐官員轉移資產方式的手機遊戲。
通過與包括《金融時報》的Jane Pong和ProPublica的Lena Groeger等在內的數據新聞記者的討論，筆者和同行總結了數據新聞發展的幾個趨勢：
（一）善用開放資料庫、工具，包括地圖
大量優秀的調查記者都很善於利用互聯網的公共資料庫和開源工具幫助完成信息挖掘的工作，例如start.me總結的開源調查工具集合。其中，近年來對地圖等位置信息的使用成為重要趨勢之一。
包括谷歌地圖在內的地圖工具近年來在國內報道中的應用越來越頻繁，例如我們的團隊在騰格里沙漠污染事件、天津大爆炸、深圳山體垮塌、古雷PX爆炸及廣東重金屬廢料掩埋紅樹林等報道中都充分利用地圖工具監測事發地歷史數據，以還原災害及事故經過或尋找事故成因，並通過地圖的直觀方式進行直觀豐富的可視化呈現。
Groeger以《華盛頓郵報》為闡釋駕照新規製作的《駕照地圖》，Tim Wallace根據美國大選投票製作的《美國看起來像什麼》為例說明數據可視化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了谷歌地圖。如ArcGIS Online Platform、Open Street Map、Serving tiles、QGIS等開放工具從不同角度提供了地圖可視化支持。
（二）定製數據集
調查報道普遍追求獨家性，Pong提到開放數據的數量提升為其帶來挑戰，可視化設計師開始建立自己的數據集，例如合併多個已有的數據集、將“不規則數據”整理成可用的數據集，同時她以《金融時報》推出的中國熊貓外交的數據可視化故事為例，提出個性化定製的效果更為出色。
（三）吸引讀者動手參與互動
技術的發展，包括電腦終端、手機和VR等穿戴式設備都在為讀者的參與和互動提供有力支持。常常邏輯複雜的調查報道在呈現階段也有了更多選擇。《紐約時報》的一則數據新聞報道要求讀者繪製一條能體現家庭收入與大學出勤率關係的折線，之後相應的真實數據就會呈現給讀者，最終根據數據分析立體講述家庭收入如何影響孩子上大學機會。如Groeger所表達的：“動手繪製使得讀者不再只是漫無目的地瀏覽各個小數據，而是通過錄入的過程主動思考數據代表的意義”。
（四）終端協同
如今，移動終端已成為流量的主要入口，數據新聞由於技術和複雜呈現等原因往往將終極版本設定在電腦終端。因此，如何協同終端呈現，實現充分導流也成為研發趨勢之一。
《金融時報》製作的“一帶一路”報道電腦版本把屏幕垂直分割成兩部分，左側地圖隨着閱讀器的滾動而改變。移動端地圖則固定在屏幕的頂部，隨着閱讀器的滾動而變化。
（五）自主動態元素
應用少數重複圖片、動圖、視頻和VR等自主動態可視化手段，可以持續黏合讀者的注意力。我們的團隊和財新數字說合作曾將VR與數據新聞結合製作了《2016·洪水暴至》，原計劃將互動均置入虛擬現實空間。《紐約時報》關於足球運動員腦部損傷的可視化的報道捕捉並呈現了110名足球運動員的大腦圖片連播，讓受眾能很快捕捉到要點。
（六）探索區塊鏈報道
從追蹤利用區塊鏈洗錢的個案到冷靜觀察這個新生的互聯網底層技術，去中心化、開放的、分布式的分類賬，有效地記錄並可追溯每一筆交易，永久性的方式對交易做記錄不可篡改的特性與記者們的調查需求不謀而合。同時，類似PressCoin等機構提出對抗假新聞模型：將媒體人和用戶所有互動記錄作為交易，在生產內容的過程中，每筆“交易”都會被追蹤和記錄。在應用中，NextElection監控世界各地的選舉情況，覆蓋所有議題和選舉舉措，讓真實信息完全透明且被全數記錄。
（七）數據還是故事
無論在選題、完稿和傳播階段，數據都很難獨立驅動完成一篇“有影響力”的調查報道。包括美聯社的普利策獎獲得者Martha Mendoza、《金融時報》的Tom Burgis等一批數據掌握能力極強的記者都說，發現和講好故事才是報道的核心。
三、新影像時代下的調查報道
在視頻和其他更豐富形式的影像化內容逐漸成為大眾日常信息交流的主流介質的同時，調查報道也在探索與影像結合。
與傳統的視頻或電視新聞報道保持迭代，應用如無人機、移動直播、無人船（監利沉船報道）、隱藏拍攝等手段增強報道效果相比，越來越多的機構和記者開始探索報道產品化，例如與新聞紀錄片或紀錄片的跨界生產。
來自菲律賓新媒體Rappler的全媒體記者Patricia Evangelista，在菲律賓大掃毒期間，用文字和影像記錄了被殺者的故事以及家庭。從一名文字記者變為多媒體記者，Evangelista做了很多衝突和災難報道，也跟進記者被害的故事。2009年菲律賓馬京達瑙省省長候選人曼古達達圖的家人、律師及隨行的30多名記者遭到選戰對手安帕圖安家族的私人武裝劫持，並被集體屠殺，至今大屠殺的主謀仍未被定罪。Evangelista在加入Rappler之前，製作了紀錄片《58》以紀念在大屠殺中死去的人。
Patricia Evangelista報道菲律賓禁毒戰爭中受害者家庭的故事。
來自Radio Television Suisse的Jean-Philippe Ceppi分享關於應用調查性紀錄片商業模式的技巧，包括：隨時了解調查紀錄片市場動向；向電影委員會或相關機構申請基金或贈款以獲得寫作支持；早期接觸影視機構或視頻平台；找到紀錄片專業人士或團隊；設定合理的預算、時間表，並保證資金到位立即啟動拍攝；全程參與報道；傳播和客戶服務等全過程；抓住市場推廣的一切機會。
近年來中國紀錄片市場穩步向好，人口結構調整、活躍的互聯網使用率以及院線的模式調整，讓相對小眾的紀錄片內容有了更多的市場化回報空間，良性的市場動力讓本就屬於紀錄片題材富礦的社會現實主題與傳統調查報道找到了結合點。
政策範圍內的題材除了按照傳統電影節評獎轉戰國內發行以外，也在探索更多的回報模式。如直接與互聯網平台合作形成話題IP，或如東山提案大會等活動在國內的落地也促進了更多早期紀錄片的良性孵化。同時，海外渠道類機構也變為可以參與紀錄片發行的重要力量之一。
四、調查報道的可持續發展
通常，調查報道都會耗費大量時間和人力成本，而效果又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在不違背新聞報道原則的前提下，調查報道的商業模式與自身可持續發展成為關注的焦點。
除了以股權融資、財政支持或傳統廣告、會議、諮詢、定製等維持運轉的媒體自身出資外，目前支持調查報道的方式還包括如公共資金、非盈利機構與基金會無償支持、盈利性機構無償支持與合作（包括技術公司在內的商業機構，以無償支持調查報道帶來的品牌影響力帶動分隔的商業收益）、大型在線平台合作、擴充產品線（如數據產品、視頻類產品變現）、垂直內容專業服務或媒體垂直領域平台化、會員制、調查報道跨境合作降低成本（如台灣報道者與印尼Tempo Magazine合作的年度調查報道《血淚漁場》）等多種方式。
其中，在內容產品化的路上，新聞人和電影人正在聯手以適應當今的大眾市場。來自美國的MDIF自1996年起為39個國家的113個獨立新聞項目投入1.64億美元，在參與《聚焦》電影的製片工作後，開始引入電影基金，鼓勵將新聞故事轉化為電影的模式以支持調查性報道。
在中國，經典IP消耗殆盡，新生IP高成本堆積。近年來如《戰狼2》《人民的名義》《湄公河行動》《烈日灼心》等根據真實題材改編的影視作品票房上均取得不俗成績。但根據觀察，傳統的真實事件改編由於無法知悉事件的全貌及深度細節，現象級影片的高質量劇本產生只是個案，且生產不規律，產能無法量化。因此，電影業對獨家調查報道所代表的真實題材寶庫的需求巨大。
（文章部分內容及資料援引或編譯自全球深度報道網、GIJN、Poynter及哈佛大學尼曼新聞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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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邱嘉秋，真實影像創始人，界面新聞視頻直播負責人（兼）， 原財新視頻總監。原文首刊於《中國記者》雜誌2018年第2期封面專題《這幾年，我和我們所做的調查報道：變革、趨向與問題》，全球深度報道網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