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如同任何一种自由，永远不会一劳永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在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致辞中提到。
1993年12日，联合国大会在教科文组织的提议下，将5月3日设立为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个日子是为了宣扬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评估全球新闻自由状况，保护媒体的独立性以及向以身殉职的记者致敬。
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是“让权力接受监督：媒体，司法与法治”。该主题强调创造有利于新闻自由的法律环境的重要性，并特别关注独立司法机构在提供确保新闻自由的法律保障，以及起诉针对媒体人的犯罪方面的作用。
从许多调研数据来看，全球范围内，新闻自由正面临空前威胁，而记者捍卫自由的努力也从未停止。
“无国界记者”近期发布的2018新闻自由指数透出灰暗的气氛，数据显示，针对记者和媒体的仇恨和暴力不断增长。
根据“无国界记者”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欧洲是新闻自由最安全的地区，然而今年该地区指标恶化最为严重。
根据Freedom House的全球媒体自由现状报告，媒体饱受压力已是全球普遍的现象。仅在五年前，新闻自由的边界变窄并没有对美国或者其他欧洲民主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但是现在，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们已不再接受对其前任的那些行为规范约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削弱了新闻自由。
不同地区，新闻自由受到的打压程度不尽相同，但打压的目的都只有一个：阻止媒体监督权力。亚太地区亦是如此。
2017年，媒体自由在柬埔寨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政府将《柬埔寨日报》关停，后者为柬埔寨最后一个、也是最有前景的独立媒体。除此之外，15个地方电台同遭厄运，两名Radio Free Asia记者被当局指控为间谍。
刚在2017年6月，《柬埔寨日报》的报道“Still Taking a Cut”获得了亚洲出版业协会“2017年度卓越新闻奖”地区媒体组别的“卓越调查报道奖”。该报道深入柬埔寨和越南边境的木材黑市，调查屡禁不止的非法木材砍伐与出口现象。
在菲律宾，政府正想尽办法关闭一家以针砭时弊而闻名的网络媒体Rappler，理由是“它违反了外资拥有权的规定”。菲总统杜特尔特是这项决定的大力支持者，他认为这家媒体试图削弱政府的影响力。
除了媒体承受加倍压力，针对记者个人的袭击亦呈现增多趋势。就在三天前的4月30日，又有十名阿富汗记者不幸遭袭遇难。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的数据，截至目前，2018年全球遇害记者人数已增至26名。
保护记者委员会数据显示，2018年至今全球已有26名记者遇害，2017年至今至少262名记者遭到监禁，58人失踪。
而在新闻自由度相对较高的欧洲，仅过去半年里，两场针对记者的谋杀也打破了该地区的平静。2017年10月，马耳他知名女记者Daphne Caruana Galizia遭遇汽车炸弹袭击身亡。Galizia长期调查马耳他国内贪腐问题，对她而言，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受到跟踪、骚扰、恐吓成了“家常便饭”。
今年2月，斯洛伐克调查记者Ján Kuciak及其未婚妻双双遭枪杀。在生前最后一段时间里，Kuciak正和OCCRP（有组织犯罪与贪腐报道计划）合作，调查一个意大利犯罪集团。该集团已渗入到包括斯洛伐克在内世界多国。
两场冷血谋杀在各自国家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震动。然而，在悲痛、惋惜之余，两位记者的同行已开始反击。
在Galizia家人的支持下，Forbidden Stories——一个专门为被暂时或永久噤声的记者完成他其报道的机构牵头，与包括《卫报》、路透社、法国《世界报》在内等18家国际性媒体机构合作，投入数月时间，一点点地整合Galizia的报道，继续跟进她生前正在做的调查。
4月17日，《卫报》发布与数家媒体合作的专题报道《Daphne计划》，深入调查Daphne Galizia谋杀案遗留的谜团。
另一方面，OCCRP及其合作伙伴——捷克调查新闻中心与意大利调查报道计划，也联手Kuciak的前雇主Aktuality.sk，共同完成并于2月底发表了Kuciak未竟的调查。
OCCRP专题报道《遇害记者最后的调查》
“杀害一个记者最明显的目的是‘杀掉’故事。”OCCRP执行主编Drew Sullivan在其一篇建议欧盟立法保护记者的文章中写到。“我们的努力就是为了不让凶手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快速地完成并发表了Kuciak的报道。并且，我们会继续报道他生前所关心的议题。我们一定要让那些凶手清楚，他们彻底高估了谋杀的作用。”
（参考资料包括上述链接中的报道、数据、《卫报》社论等，你还可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查看今日全球的庆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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