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自由如同任何一種自由，永遠不會一勞永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奧德蕾·阿祖萊在今年的世界新聞自由日致辭中提到。
1993年12日，聯合國大會在教科文組織的提議下，將5月3日設立為世界新聞自由日。這個日子是為了宣揚新聞自由的基本原則，評估全球新聞自由狀況，保護媒體的獨立性以及向以身殉職的記者致敬。
今年世界新聞自由日的主題是“讓權力接受監督：媒體，司法與法治”。該主題強調創造有利於新聞自由的法律環境的重要性，並特別關注獨立司法機構在提供確保新聞自由的法律保障，以及起訴針對媒體人的犯罪方面的作用。
從許多調研數據來看，全球範圍內，新聞自由正面臨空前威脅，而記者捍衛自由的努力也從未停止。
“無國界記者”近期發布的2018新聞自由指數透出灰暗的氣氛，數據顯示，針對記者和媒體的仇恨和暴力不斷增長。
根據“無國界記者”全球新聞自由指數，歐洲是新聞自由最安全的地區，然而今年該地區指標惡化最為嚴重。
根據Freedom House的全球媒體自由現狀報告，媒體飽受壓力已是全球普遍的現象。僅在五年前，新聞自由的邊界變窄並沒有對美國或者其他歐洲民主國家產生重大影響，但是現在，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們已不再接受對其前任的那些行為規範約束，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削弱了新聞自由。
不同地區，新聞自由受到的打壓程度不盡相同，但打壓的目的都只有一個：阻止媒體監督權力。亞太地區亦是如此。
2017年，媒體自由在柬埔寨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政府將《柬埔寨日報》關停，後者為柬埔寨最後一個、也是最有前景的獨立媒體。除此之外，15個地方電台同遭厄運，兩名Radio Free Asia記者被當局指控為間諜。
剛在2017年6月，《柬埔寨日報》的報道“Still Taking a Cut”獲得了亞洲出版業協會“2017年度卓越新聞獎”地區媒體組別的“卓越調查報道獎”。該報道深入柬埔寨和越南邊境的木材黑市，調查屢禁不止的非法木材砍伐與出口現象。
在菲律賓，政府正想盡辦法關閉一家以針砭時弊而聞名的網絡媒體Rappler，理由是“它違反了外資擁有權的規定”。菲總統杜特爾特是這項決定的大力支持者，他認為這家媒體試圖削弱政府的影響力。
除了媒體承受加倍壓力，針對記者個人的襲擊亦呈現增多趨勢。就在三天前的4月30日，又有十名阿富汗記者不幸遭襲遇難。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CPJ）的數據，截至目前，2018年全球遇害記者人數已增至26名。
保護記者委員會數據顯示，2018年至今全球已有26名記者遇害，2017年至今至少262名記者遭到監禁，58人失蹤。
而在新聞自由度相對較高的歐洲，僅過去半年裡，兩場針對記者的謀殺也打破了該地區的平靜。2017年10月，馬耳他知名女記者Daphne Caruana Galizia遭遇汽車炸彈襲擊身亡。Galizia長期調查馬耳他國內貪腐問題，對她而言，在長達30多年的時間裡，受到跟蹤、騷擾、恐嚇成了“家常便飯”。
今年2月，斯洛伐克調查記者Ján Kuciak及其未婚妻雙雙遭槍殺。在生前最後一段時間裡，Kuciak正和OCCRP（有組織犯罪與貪腐報道計劃）合作，調查一個意大利犯罪集團。該集團已滲入到包括斯洛伐克在內世界多國。
兩場冷血謀殺在各自國家都引起了強烈的社會震動。然而，在悲痛、惋惜之餘，兩位記者的同行已開始反擊。
在Galizia家人的支持下，Forbidden Stories——一個專門為被暫時或永久噤聲的記者完成他其報道的機構牽頭，與包括《衛報》、路透社、法國《世界報》在內等18家國際性媒體機構合作，投入數月時間，一點點地整合Galizia的報道，繼續跟進她生前正在做的調查。
4月17日，《衛報》發布與數家媒體合作的專題報道《Daphne計劃》，深入調查Daphne Galizia謀殺案遺留的謎團。
另一方面，OCCRP及其合作夥伴——捷克調查新聞中心與意大利調查報道計劃，也聯手Kuciak的前僱主Aktuality.sk，共同完成並於2月底發表了Kuciak未竟的調查。
OCCRP專題報道《遇害記者最後的調查》
“殺害一個記者最明顯的目的是‘殺掉’故事。”OCCRP執行主編Drew Sullivan在其一篇建議歐盟立法保護記者的文章中寫到。“我們的努力就是為了不讓兇手達到這個目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快速地完成並發表了Kuciak的報道。並且，我們會繼續報道他生前所關心的議題。我們一定要讓那些兇手清楚，他們徹底高估了謀殺的作用。”
（參考資料包括上述鏈接中的報道、數據、《衛報》社論等，你還可以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網站查看今日全球的慶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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