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尼泊尔内战的时候，《尼泊尔时报》主编Kunda Dixit很快就丢掉了他在新闻学院学到的一点——做一个客观的观察者。
“人们指责我越界了。”在第三届亚洲深度报道大会的“战争罪案与历史创伤报道”研讨会上，Dixit告诉在场的记者。“我们应该坚持公平，而不是客观。保持公平的目标是争取正义。”
尼泊尔内战造成了超过17,000人死亡，将近1,300人失踪。Dixit认为，饱经战争蹂躏的尼泊尔人并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关注。因此，他开始向公众征集战争时期的照片，最终收到了3,000多张来稿。2006年，在战争结束大约七个月后，Dixit发表了照片集《一场人民的战争：尼泊尔战争影像1996-2006》。
“人们强烈的情感会通过看这些照片得到宣泄，”Dixit说，“这有助于他们的自我治愈。”照片集在尼泊尔国内十分畅销，Dixit于是决定带着照片到全国展出。展览覆盖了全国75个地区中的45个，共计50多万人次出席。
美联社记者Martha Mendoza也是本场研讨会的讲者之一。Mendoza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奖，并曾前往包括韩国、墨西哥和巴拿马在内的多个国家报道战争罪行。她认同Dixit的观点，“保持客观”这一传统的新闻报道要求，并不适用于像战争这样的议题。
“当你对战争或历史性创伤事件进行报道，无论喜欢与否，你都已经参与到这一事件之中。”Mendoza说。
Mendoza讲述了她报道“老根里屠杀”的经历。在朝鲜战争初期，美国士兵在韩国老根里村用机关枪扫射一群手无寸铁的逃难平民，当场造成300多人罹难。（编者注：该事件一直被美国当局掩盖，直至被Mendoza的调查揭发。）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调查记者、制作人Allan Clarke是另一名主讲嘉宾，他分享了自己与信源以及报道主题产生紧密关系的故事。在过去五年里，Clarke一直在调查澳大利亚国内一件尚未破解的谋杀案，该案的受害人是一名叫Mark的原住民男孩。
“刚开始报道这个案子的时候我还是能够‘置身事外’的，但到了某个时候我就越界了。”Clark说，“我的许多编辑都告诉我，我靠得太近了，报道不够客观。”
Clarke本人也是澳大利亚原住民，他想要帮经常遭受歧视的边缘人群发声。他意识到，他个人为受害男孩的家庭和调查都投入了太多，但他认为，那样的方式是驱使他完成报道的动力。
这三位讲者的信源都愿意讲述他们的故事，尽管讲述的过程意味着重新挖掘可怕的回忆。许多尼泊尔内战幸存者，失去挚爱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家庭，韩国遇难平民的家庭，后来都因为报道而站了出来。这一类报道通常会重塑报道者与信源之间的关系。
“如果信源叫我不要报道某个故事，我绝不会报道。”被问及采访原住民的细节，Clarke如此表示，“对我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故事。”
Mendoza同样向她的信源保证，她不会“代表”他们来讲述故事。她会提醒信源，那不是关于她的故事。
Mendoza发表于1999年的老根里惨案调查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抗议，迫使美国和韩国政府展开联合调查，并将当年暴行发生的事实公之于众。
有一名老根里幸存者的儿子也来到了研讨会现场。Mendoza对他出席会议表示感激。在当年战争罪案发生之地韩国讲述调查往事，这让Mendoza感慨万分。
她向另外两名讲者致意：“想必你们也都明白，这样的一份调查已不再只是我的故事。”
编译/Vickie Liang
编辑/Ivan 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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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el Padilla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学院的数据与调查奖学金获得者。她曾为USA Today、Patch.com、FilAm Magazine、The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等媒体供稿，并对The Cincinnati Enquirer的《海洛因七日》（ “Seven Days of Heroin.”）报道有贡献，该报道后获普利策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