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道尼泊爾內戰的時候，《尼泊爾時報》主編Kunda Dixit很快就丟掉了他在新聞學院學到的一點——做一個客觀的觀察者。
“人們指責我越界了。”在第三屆亞洲深度報道大會的“戰爭罪案與歷史創傷報道”研討會上，Dixit告訴在場的記者。“我們應該堅持公平，而不是客觀。保持公平的目標是爭取正義。”
尼泊爾內戰造成了超過17,000人死亡，將近1,300人失蹤。Dixit認為，飽經戰爭蹂躪的尼泊爾人並沒有得到他們應得的關注。因此，他開始向公眾徵集戰爭時期的照片，最終收到了3,000多張來稿。2006年，在戰爭結束大約七個月後，Dixit發表了照片集《一場人民的戰爭：尼泊爾戰爭影像1996-2006》。
“人們強烈的情感會通過看這些照片得到宣洩，”Dixit說，“這有助於他們的自我治癒。”照片集在尼泊爾國內十分暢銷，Dixit於是決定帶着照片到全國展出。展覽覆蓋了全國75個地區中的45個，共計50多萬人次出席。
美聯社記者Martha Mendoza也是本場研討會的講者之一。Mendoza曾兩次獲得普利策獎，並曾前往包括韓國、墨西哥和巴拿馬在內的多個國家報道戰爭罪行。她認同Dixit的觀點，“保持客觀”這一傳統的新聞報道要求，並不適用於像戰爭這樣的議題。
“當你對戰爭或歷史性創傷事件進行報道，無論喜歡與否，你都已經參與到這一事件之中。”Mendoza說。
Mendoza講述了她報道“老根里屠殺”的經歷。在朝鮮戰爭初期，美國士兵在韓國老根里村用機關槍掃射一群手無寸鐵的逃難平民，當場造成300多人罹難。（編者註：該事件一直被美國當局掩蓋，直至被Mendoza的調查揭發。）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的調查記者、製作人Allan Clarke是另一名主講嘉賓，他分享了自己與信源以及報道主題產生緊密關係的故事。在過去五年里，Clarke一直在調查澳大利亞國內一件尚未破解的謀殺案，該案的受害人是一名叫Mark的原住民男孩。
“剛開始報道這個案子的時候我還是能夠‘置身事外’的，但到了某個時候我就越界了。”Clark說，“我的許多編輯都告訴我，我靠得太近了，報道不夠客觀。”
Clarke本人也是澳大利亞原住民，他想要幫經常遭受歧視的邊緣人群發聲。他意識到，他個人為受害男孩的家庭和調查都投入了太多，但他認為，那樣的方式是驅使他完成報道的動力。
這三位講者的信源都願意講述他們的故事，儘管講述的過程意味着重新挖掘可怕的回憶。許多尼泊爾內戰倖存者，失去摯愛的澳大利亞原住民家庭，韓國遇難平民的家庭，後來都因為報道而站了出來。這一類報道通常會重塑報道者與信源之間的關係。
“如果信源叫我不要報道某個故事，我絕不會報道。”被問及採訪原住民的細節，Clarke如此表示，“對我來說，沒有他們，就沒有故事。”
Mendoza同樣向她的信源保證，她不會“代表”他們來講述故事。她會提醒信源，那不是關於她的故事。
Mendoza發表於1999年的老根里慘案調查引發了公眾的強烈抗議，迫使美國和韓國政府展開聯合調查，並將當年暴行發生的事實公之於眾。
有一名老根里倖存者的兒子也來到了研討會現場。Mendoza對他出席會議表示感激。在當年戰爭罪案發生之地韓國講述調查往事，這讓Mendoza感慨萬分。
她向另外兩名講者致意：“想必你們也都明白，這樣的一份調查已不再只是我的故事。”
編譯/Vickie Liang
編輯/Ivan Zhai
相關閱讀：
報道亞洲 | 政府公開數據哪裡找？普利策獎得主“調查寶典”全收錄
Mariel Padilla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學院的數據與調查獎學金獲得者。她曾為USA Today、Patch.com、FilAm Magazine、The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等媒體供稿，並對The Cincinnati Enquirer的《海洛因七日》（ “Seven Days of Heroin.”）報道有貢獻，該報道後獲普利策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