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亞洲調查報道年會特別開設了#MeToo亞洲報道專場，座無虛席。當日本記者伊藤詩織（Shiori Ito）走向麥克風時，台下一片寂靜。與會者與大大小小的攝像機緊盯着這個身形瘦小的女孩，閃光燈閃個不斷。
伊藤詩織是BBC紀錄片《日本之恥》的女主角。她去年公開指控，2015年實習結束時遭遇了日本TBS電視台長官、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御用記者”山口敬之（Noriyuki Yamaguchi）的迷奸。
“我發現自己作為被性侵犯的受害者很無力，但如果自己不敢面對事實，不能說出真相，我有什麼資格做記者呢？”伊藤詩織拿出做記者的勇氣和調查能力，成為了行動者，自己對強姦案進行調查、舉證、提起訴訟。
舉證無疑是艱難的。各國法律對“強姦”的定義有所不同，但在多數國家，強姦是刑事重罪，一但坐實，面臨牢獄之災。所以，證實強姦罪的證據必須十分完整而有力。亞洲國家的法律更是要求受害者/倖存者拿出有力證據，證實嫌疑人使用了“違背意願”、“使用暴力”等強迫手段強行發生性行為。
伊藤詩織在第三屆亞洲深度報道大會#MeToo報道專場上。
因此，伊藤詩織去醫院做法醫驗驗證，拿到DNA證據；她找到了目擊者，當晚的司機；她獲取了酒店的監控視頻。然而，即便證據看起來相對充足，面臨權威有關方的壓力，日本警方最後並未刑事立案。案子要被撤訴的時候，伊藤詩織知道公開講述幾乎是唯一的渠道了。於是，她公開真名，開記者會指控對方。
伊藤詩織說，維權過程她意識到，自己挑戰的是日本傳統文化中的強姦邏輯，是女性不應公開講述的性恥感，是性侵犯背後的權力不對等以及性別歧視，“沒有權力的人毫無縛雞之力，有權勢的人可以肆意妄為。”再一次在會上面對大眾講述被強姦以及報案後的抗爭歷程，伊藤詩織仍不太適應，尤其回憶警方讓她“躺在床上，與一個人形木偶重演那一屈辱的一刻”，她更是多次哽咽。
不難看出，#MeToo運動流布的講述中，各自的細節與過程或許存在差異，但受害者/倖存者的感受是相似的，尤其在亞洲千年的父權壓迫、傳統的男尊女卑文化以及極度缺乏的性教育之下，受害者/倖存者的控訴幾乎都飽含了壓迫、羞辱、委屈、恥感以及無力和不同形式的抗爭。
中國的情況亦不意外。
本文作者，自由記者黃雪琴在#MeToo專場上分享。
前《紐約時報》編輯、法學教授、律師Doreen Weisenhaus的分享指，全球84個國家參與了#MeToo運動，帶着#Metoo標籤的新聞浪潮里沒有中國。多位他國記者也問過我，“中國有#MeToo運動嗎？”深入參與中國#Metoo報道，我當然理解，國內#Metoo總是剛起頭就被消聲。所以，國內的風風火火在外人看來是風雨不起波瀾不驚。其實，在極度窄小的報道空間里，中國聰明地把#Metoo變成了“米兔”進行脫敏。
事實上，中國的反性騷擾已有多年基礎。2018年的1月1日新年伊始，北航博士畢業生羅茜茜實名舉報北航教授、長江學者陳小武持續多年性騷擾門下學生，正式拉開了中國#MeToo的序幕。報道發布第三天，3000多名學生聯名寫信給學校；一個星期內，94家高校的8000多位學子參與了聯署，向全國學校倡議出台校園長效的反性騷機制。
同時，北大、清華等十多家高校也紛紛爆出性騷擾案件。隨着北大瀋陽案引發的信息公開風潮，中國#MeToo報道開始被刪帖，相關學生被約談，風風火火的#MeToo遭到第一次的打擊，從高峰沉寂下來。
到6月份，中山大學爆出了譚姓教授以及長江學者張鵬性騷擾五名學生的新聞，又一次把全國目光吸引到#MeToo。當晚的新聞雖然遭到全網審查，但是越挫越勇的網民用不同的形式對抗禁聲，把文章做成圖片，放上區塊鏈，繼續傳播。
很快，一度沉寂的#MeToo從高校燒到公益行業、媒體圈、甚至寺廟，各領域的性侵犯受害者講述密布，分享那段屈辱、委屈無助的生命經歷。NGOCN曾統計，僅僅在7月份，包括教授、專家、公益人、作家、運動員在內的22位中國內地知名人士被指控性騷擾/侵害，中國米兔終於與全球#MeToo產生共鳴。
不過，在中國，對#MeToo反撲也接踵而來。央視名主持人朱軍反告指控者弦子和幫助傳播的麥燒名譽侵權；免費午餐發起者鄧飛一邊否認性騷擾指控，一邊發出聲明將發律師函，一邊還各種公關。被指控者低調一段時間逐漸復出，而受害者/倖存者則面臨承擔名譽侵權訴訟。因此，伊藤詩織如今在其個人的講述中，亦不能提到對方名字。
其實，不管是相關法律相對完善的歐美國家，還是在反性騷擾法還存在空白的發展中國家，性騷擾都存在隱秘性和突發性，取證一直是難題。沒有完善的證據鏈，無法訴諸法律時，通過公開講述幾乎是唯一尋求正義和支持的渠道。
而在中國，#MeToo的意義不僅在於通過公開講述面對並傳遞那段隱秘、屈辱的人生經歷，以尋求社會共鳴和支持，更是在一個反性騷擾法缺失、空白的情況下，呼籲長效的反性騷擾機制和反性騷擾法的出台。這些機制和法律的出台，需要更多的行動者。伊藤詩織說，她現在已經變成反性暴力的推廣者、行動者，她自我賦權成了平台，幫助更多的性侵犯受害者/倖存者講述和維權。
第三屆亞洲深度報道大會#MeToo專場，來自不同國家的與會女性記者相互安慰鼓勵。
問答中，來自巴基斯坦的記者哽咽着講述，“你三年後還記得那酒店房間，而我24年了，還記得被強姦那時的味道。是的，我24年前被強姦了，我無法出來指控，我的父母不理解，我的朋友不支持，我的環境不允許。”
會場氣氛更加沉重。在很多人的看來，記者更有話語權、更有資源，也更勇於、善於發聲。但是，在面對突如其來的性侵害時，都一樣驚慌、無助和不知所措。尤其無奈的是，時常為弱勢群體維權發聲的記者人群，到了自己，也紛紛失聲。
香港大學陳婉瑩教授分享了兩組調查數據，一組是中國高校性騷擾調查，一組來自中國女記者性騷擾調查報告。前者顯示超過7成的被調查大學生遭遇過性騷擾；後者顯示，83.7%的被調查女記者遭受過程度不一、形式不同的性騷擾，42.4%遭遇的性騷擾還不止一次，18.2%遭遇了5次以上的性騷擾。受到性騷擾的當事人中，57.3%選擇了沉默/忍耐/躲避，只有3.2%的人報告單位上級領導、人事管理部門。
資深傳媒人陳婉瑩教授展示中國女記者性騷擾調查報告。
74.4%的受訪者認為，工作單位有必要開展防治性騷擾相關的培訓、講座，並出台相關規定。然而，調查顯示，84.3%的受訪者所在的媒體單位並沒有提供預防性騷擾相關的培訓/課程/講座。
這份報告還對32家國內報社、雜誌社和網絡媒體以及13家境外駐華媒體機構進行了了解，至今為止，沒有一家媒體單位明確表示在預防職場性騷擾方面有任何具體措施和方法，也沒有明確的反性騷擾培訓、規定和機制。
伊藤詩織說，她維權以後發現，只有報道是不夠的，只有受害者/倖存者站出來是不夠的，還需要更多的人給以一種支持，更多的人說#MeToo，更多的人採取行動，形成一個社會支持體系。
正如陳婉瑩教授觀察，中國#MeToo開啟了一種“受害者/倖存者自主講述，公民社會積极參与，記者、行動者、學者共同發文推動”的報道模式，“很多時候，記者就是行動者。”
會議最後，有記者呼籲，媒體反性騷擾不應該止於報道，更應該推動行業反性騷擾機制的建立和出台。唯有建立有效機制，才能幫助更多人免受傷害。
編輯/Ivan 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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