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作者寧卉是端傳媒國際新聞主編，曾從事國際報道多年，本文是寧卉在香港浸會大學的演講文稿，首發於內容社區 Matters，全球深度報道網獲授權編輯轉載。
記者常常隱身在媒體後頭，成為現有規則與建制的一部分；但也有很多時候，恰好是那個反建制的力量——既透過採訪和寫作，試着去破解身周權力紐帶，又透過這些實踐，試着在大眾媒體這一媒介上搭建出新的規則。
我沒有趕上一個可以從容地成為既定規則一部分的時候。想像中，新聞學院畢業後，踏實的新聞專業在那裡擺着，有師父領進門，有一個記者理應的樣子來激勵。但我卻沒能往這個理想狀態上靠攏。今天，仍能撐在“記者”這個職業，有時覺得真的是因為我的一廂情願。
幸運的是，堅持一件事情久了，就會遇到很多同伴和前輩，就能一起繼續下去。最近，我靜下心來回想了這幾年對我比較有意義的幾個階段。聊聊我是怎樣毫無指望地離開非媒體的工作崗位，從尋找進入媒體的方式，一直到今天大約能夠描繪出：“我是一個怎樣的記者”。
寧卉在美墨邊境採訪（作者提供）
從 Fixer 開始
2013年夏天，我從就職一年多的一間國際 NGO 樂施會辭職，停了在北京房子的租約，把行李處理掉，然後把自己丟在了一間破爛的酒店裡，還記得房間里空調漏水、廁所的氣味很難聞，一時失眠了，覺得無處可去。
那個晚上，我收到了一封郵件，朋友的朋友是一位美國記者，正在找一個能在那個夏天幫她的 fixer，問我是不是認識合適的人選。我激靈一下秒回，我認識一個很適合的人選——我自己。
當然我辭職就是想做記者，很巧合的是在下定決心要做記者的那個時間點，我遇到的題目，便是跨境的國際報道。
合作的記者現在已經很資深了，不久前回到中國駐站，但當時她還是美國一家新媒體的年輕記者。她申到了一筆來自一間國際新聞中心的基金，做的題目是中國的南水北調。她是華裔，但當時還沒有很多的中國經驗。
“fixer”，就像字面意思那樣，是那個能夠幫你搞定一切的人——在新聞界，他們是幫助外國記者完成各種採訪任務的人，通常都是本地的記者，從找線索到找信源，從旅途安排到採訪翻譯，無所不 fix。出於種種原因，這些大型媒體機構大多不會直接讓這些本地的 fixer 成為簽約記者；總部的編輯與自家記者緊密聯繫，這些記者再在現場與 fixer 一起去尋找那個語境里的故事。
現在回想，理論上，我也許不是最適合這個題目的 fixer。中國有一些以為外媒記者 fixing 為職業的 freelancer（自由撰稿人），他們人脈廣泛，熟悉外媒、也熟悉中國（但比較貴）。我則是一個剛剛從國際NGO離職、雖說在香港念過新聞學院、但媒體經驗幾乎為零的 newbie（新手）。還好那位記者當時也很年輕，大概感覺到我會很努力來做這件事情、感覺到我不會太計較為這一份任務作出的得失，她便給出了一份信任。
我們兩個有些莽撞地在中國做了好幾個星期的採訪。她是拿着記者簽來的中國，除了去到幾個關鍵的工程沿線現場，我們一路理直氣壯，竟也敲開了從地方到北京幾個關鍵政府機構的大門。這篇報道後來也獲得了美國新聞界的一個獎項。現在覺得自己當時很幸運，我沒有在這份突如其來的任務上撞得頭破血流：在中國幫外媒做採訪，多容易撞得頭破血流呀？
寧卉在丹江口水庫附近採訪（作者提供）
那時，我很高興在無處可去的那個夏天有這樣一份嘗試，並且與她成為朋友，一路來都可以在記者這個職業上相互鼓勵。其實，這份經歷還給我種下很多有益的種子：一是，相信直覺、信任你的夥伴，這份信任可能需要你 take a leap of faith（大膽一試）；二是，即便莽撞地闖進去也有好的收穫，這是對我自己 take a leap of faith。
最後還有，那一程下來，我大概確認了，除了參與報道，我更渴望擁有寫作的權利。換句話說，我不願再做別人的 fixer 了。其實這位記者有在報道最後給出我的名字；但對我，這不只是署名的問題，而是對搭建敘事的權力和能力、對實際手敲鍵盤寫出故事的一種慾望。
做個跨境記者
三年前。2016年，我第一次嘗試申請新聞基金來做跨境報道。具體的緣由有些忘記，應該偶然知道了一個環境機構在支持來自中國的記者，去非洲幾個國家做林業相關的調查。我最終得到支持的題目是中國在莫桑比克進行的木材交易。
應當沒有記者不是以抵達新聞現場為職業追求的，只是越來越少媒體願意/能夠支付這筆不菲的費用了。一部分旨在鼓勵記者發展的基金，便會開設一些“grant”（撥款），支持一小部分有明確計劃的記者去實現他們的選題。另一些有更明確議程目的——比如氣候變化、環境保護等等——的機構，也會試着透過支持記者採訪的方法，來推進機構自己的議題：有時是會組織一整個媒體團，有時也會撥一筆錢支持記者個人。
當然，收取各種基金的支持來做新聞行業的深度報道，可以引發一系列道德層面的討論，以及各種機制對專業主義和獨立性的保護，這裡就不展開了。
這個時候，我已經做獨立記者一段時間了。南水北調那個夏天之後，我在歐洲念了一個公共政策、偏國際政治經濟的碩士；這期間，以各種我能找到的方法，給中英文媒體撰稿。那時我也接一些政策或輿論諮詢報告的撰寫工作。
但是我對記者的想像之中，已經有了一個去到現場的需求——並非突發現場，而是聲音嘈雜的、日常的現場。但當然也不是任一地方，而是某個地方的某些人的生活，正在被一些看似抽象的、不可逆的、遠遠大於他們個體生活範圍的趨勢裹挾着走，我既好奇那些人眼裡看到的現實，又好奇他們的這些“聲音”是怎樣形成的？而如果我去到那裡，找到他們，並把這些都寫出來，那麼也許有更多人有除了那些“抽象的”、“絕對的”方法以外的，更真實的、片刻的故事，來理解今天看似很難看懂的當下。
當然，如果我現在去敲打2016年的自己，我肯定說不清為什麼；但我很確信我想要去到那些地方，好像那是我要繼續做一行、非此不可的路徑。莫桑比克是第一個讓我覺得滿足了這一想像的題目。
盯着地圖上的莫桑比克，我依然必須得找個 fixer。一番搜尋下來，我最終合作的夥伴，身上充滿了我幾年前的那一絲不甘。他本身是很好的記者，十分討厭“fixer”這個稱呼，但是實際上，各路外國媒體的 fixing 需求，的確是很重要的、真正能給他帶來收入的機會。
我試着說服他，說你調查莫桑比克林的木業也很久了，但從未有過來自中國的input，我不只是那個聘請你的協助的人，我們也許能一起發展出很多新的理解？畢竟在這個議題里，中國是持份方，不是局外人。
他是很熟悉莫桑比克的，我們從南往北一整程，若沒有他的人脈根本不可能做到；但另一方面，他從未接近過的中國社區，我卻能夠有所接觸。可惜的是，我雖然收下了因他的資源而得到的“好處”（我的文章最後供給了《衛報》），他卻未能因與我的合作有什麼職業上的收穫。換句話說，這一次合作，沒有超出外國記者+本地 fixer 的方式。
我不知道他最後接受這個任務，有幾分原因是工錢，有幾分原因是我說的這種“合作意識”。但我是沒有說服我自己的，這次的經歷，也給我種下一顆蠻重要種子：明明己所不欲，為什麼非得繼續僱傭“fixer”的做法？
莫桑比克的木材交易（作者提供）
另外，這一程走完，印象很深，我跟他揮手再見的時候，他回到了莫桑比克北邊的一個海邊小鎮上，我心裡忽然冒出一絲慶幸，慶幸我沒有一直扎在中國。這兩次很明顯的“跨境”報道的經歷，大約給出了我在記者這個行業中，比較渴望的那種樣子。
我不是沒有其他嘗試（紀錄片、突發、直播、名人專訪等等），但鑒於我什麼都捨不得：捨不得不自己去找題目，捨不得不自己去做初始研究和提出問題，捨不得放棄現場，捨不得不去對話（我甚至經常捨不得請AI或人工來替我整理採訪錄音），更捨不得自己在有了這一切準備和採訪之後，能夠去尋找書寫的方法，決然捨不得放棄一個問題的複雜面向⋯⋯因此，到目前為止，透過極小的團隊合作，以我作為一個個體記者的視角，用重現場、長特寫的方法來寫故事，並且能隱約指向更大的討論，依然是我能找到的、我最有動力繼續下去的“媒介”。
我自己，去畫一個沒有疆域、或是跨越了疆域的世界。
跨境，只是一個自然而然的背景。而且，新聞作為一個 sector，一直有跨境的基因在裡面。我的博客名叫“hunger for awareness”，來自念新聞系時讀到一本關於新聞業歷史的書，談起電報技術真正打開了新聞，因為人們能夠立即獲得千里以外的即時信息：技術帶來的這個可能性，給了大眾一個對認知和對信息的饑渴。
跨境報道的興起
也許是一系列的機遇，或者我其實是個很有決心的人，從莫桑比克之後，我大大小小的採訪，清點一下也有發自20多個國家，其中也有一些是找了基金支持、能夠與當地記者一起合作的，但沒有再去給任何明明是記者的同行安上一個“fixer”的角色。大多情況下，合作的記者都能夠使用我們一起發掘的素材，或者最終的稿子我們聯名發表，或者他們能給當地的媒體寫稿。
跨境合作，早早地就是更能準確形容我工作方式的定義。
截止2019年4月寧卉曾去過並發出過媒體稿件的國家
這些年，我依然生活在歐洲，身邊同行的討論中，“cross-border journalism”這個詞，開始變得非常流行。這個流行有一些背景，我試着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觀察，當然要disclaim一下，這些觀察都非常主觀、很不完整。
簡單地說，在全球化更為深入的這個世界，我們都分享了利益也承擔了後果。以往報道國際新聞的做法並沒有在迅速回應這個變化。全球媒體的轉型催生了新一批的記者，這些記者，一邊自救，也一邊也在改變國際報道的範式。
一個契機是2015年的巴拿馬文件，讓跨境合作很有影響力地呈現在了公眾視野當中：原來調查報道是可以上百個國家的記者一起來做的！後來，人們也多意識到，巴拿馬文件本身的曝光是可遇不可求的一個案例。但是這個契機不是偶然，而是全球政經巨頭利用金錢的全球流動勾連已久，必然會爆發的現象。回到新聞業，這打開了我覺得原本已經準備好了的跨境合作的討論。
媒體人處在一個很重要的背景之中：傳統媒體的轉型。許多報道方式和報道資源開始變得稀缺。比如，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foreign correspondent”的方法論，尤其很多時候、不合理地“利用”fixer的做法，開始遭到很多的挑戰。
最明顯的就是大家對“parachute journalism”的批評了。所謂“降落傘”式的記者，尤其是在遇到突發新聞的時候，被以西方媒體為主的大機構空降到現場，有的不了解狀況搞亂事實，有的則極度依賴當地fixer卻不給對方足夠的credit，還有很多被迫困在專門安排給外國記者的酒店裡頭的……批評聲音四起也是很合理。
最近在柏林，與一些同僚談起，說這些年，讀《經濟學人》實在有些索然無味；然後討論說，是不是因為我們已經過了那個時候了？那個所謂的“全球化初期”的時候，《經濟學人》的文本給出一個看似完整、包羅萬象的全球政治經濟生活的圖譜。而今，我們已經不滿足他們做出的那些、很多時候大而化之的解釋了，其中很大的原因，也許正是因為這類媒體，用是重編輯、弱採訪的方法——畢竟，這些媒體的編輯們再有資歷，他們的大多歐美中年男性的構成、從接受的教育到午飯吃的三明治都很相似，他們一邊覺得自己可以指點江山，一邊缺少對真實世界的持續追蹤，最終避免不了的會同質化。
我認識的一個歐盟內部數個國家的記者的跨境合作，就是因為大約五六年前，大家就開始看到，即便是歐盟的一體化程度，彼此的偏見和誤解，實在太誇張了。歐盟一度是全球化主義者嚮往的樣子，大家都看到今天歐盟的問題；擴大到全世界，全球化加深了的裂痕，就更明顯、也更嚴重了。
最後，還有一個殘酷的現實，那就是各種新媒體一邊興起、一邊在報酬上不合理對待記者尤其是獨立記者這個群體（當然撰稿人與媒體的那些事兒，又是另外一個話題）。但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一大批沒有得到傳統媒體資源的年輕記者——他們可能來自西方國家、也可能來自各個新興的經濟體、也可能來自那些所謂的“新聞熱點國家”，在技術的加持下，在缺乏更為具體而複雜的敘述的時候，在更多的競爭和更少的資源下，大家很自然地想要提出新的做法。這個討論裡頭應該也有大型媒體機構的加入，但我自己的經驗，年輕記者之間、一些相對比較理想主義的新聞機構或基金，聊跨境合作比較多。
當然，跨境報道有無數種做法，很多時候並不是像我這樣非得跑去一個具體的地點，也絕對不局限與傳統媒體會劃分出的“國際新聞”這一板塊下。跨境合作給出的效果也很不一樣，有的更多是展示出同一個問題的普遍性，有的能夠將一條產業鏈在不同國家的持份描繪出來，有的帶來對話，有的則還是聚集在解釋層面，當然也有很厲害的調查。今天提到的這些，還是局限在我個人的經驗下的。
在自我質問中走下去
一個月前。2019年3月，我第一次踏上南美大陸做報道：目的地是一個小國家，厄瓜多爾。跟我合作的記者其實來自哥倫比亞。一起做這個案子之前，他已經有很多年沒有在一個全新的、離開哥倫比亞這個特定語境的地方來做調查了；而在這個案子之前，我可能也有些過分地習慣與在一個全新的環境里做報道。一番採訪下來，我倆都有一些反思。
一開始，很明顯的一個擔心：對他來說，一個厄瓜多爾的故事，兩個外國人，能找得准嗎？對我來說，除了“中國視角”（選題涉及中資），我去到這個語境中，是否有明顯的意義？我是不是也成了一個“降落傘式的記者”？
我是一個很容易被自我批評綁架的人，這樣的拷問在我腦海里很容易就沒完沒了：除了所謂的“中國”視角，我身上還帶有任何其他的價值嗎？我是會一直尋找中國以外的中國故事，還是希望最終能去做不非得與中國相關的題目？我希望誰來讀這些故事？我作為記者，為誰而存在？是特定的一群讀者？還是抽象的廣泛的公眾？他們不理解或不贊同我在議題上和書寫上的選擇的時候，我該怎麼辦？
這些問題我都還沒有答案。但是在離開厄瓜多爾的時候，我和合作的記者都還算是content。我們狂奔兩周，見到了很多人，另外還敲開了部長和中國公司的大門，讓厄瓜多爾本地的調查記者覺得不可思議。一番下來，一起合作的記者也對於他冒然“闖入”一個新語境安心了許多，在有限的時間下，我們獲得了大量的素材，也讓他對自己的語境——也就是鄰國的哥倫比亞——多了一些參考和反思的餘地。
寧卉在厄瓜多爾社區採訪（作者提供）。
這兩天，我在梳理這些素材，意識到它們的有多“raw”：很多內容若不是我們到了現場，幾乎沒還原的可能（當然，我指相對的、而非絕對的還原）。在這個故事裡頭，幾個利益相關方，就像是活在自己的山洞裡，緊緊拽住自己最核心的利益，一廂情願地構建符合這個利益的“事實”——大約因為我倆是外國記者，又是以相對開放的心態，一視同仁地採訪，才抓住了好幾個“事實”。由此，我們書寫出來的故事，也許能讓讀者心裡的“山洞”更寬廣一些。
說到底，記者的素養在於尋找、分析和講述。不管什麼行業、社會、文化，對於常常像一根針一樣扎進去的題目，這些素養都是很有效果的。這一層效果，在進入一個全新領域的時候最明顯，扎深一段，可能就不那麼明顯了——但那又會培養出另外一種記者形態，在一個領域深入的、或是在一個範圍內精密調查下去的。這個時候，我相信，記者這一職業的其他特性又會冒出來。
當然這跟選擇的題目也很有關，我常常看到有記者想去陌生國家採訪，一來就帶着一個巨大的命題，這樣的話，有時會讓現場無意義，因為你帶去的大題目本身已經是完整的討論了，現場一不小心就成了輔助，是為了印證討論；有時則會被大題目必然會有的複雜回應，弄得一團糟，自己還未有能夠理解的路徑，就被現實給轟炸了。
也許你像我一樣被批評和自我批評困擾，講到這裡就忍不住質疑：那你這樣東奔西跑，難道不會覺得自己的認識很膚淺嗎？難道不會跑着跑着就沒地兒可去了嗎？你跑十年之後，又留下什麼？
這些問題我都質問了自己很多年。但最近略微放寬心，我發現，我每每看到一個新鮮的事情，總能提醒我回過頭去尋找和聯繫一些已知的、恰好可以串聯起來的思考面向。而我積攢的這些面向，又必然會在下一個旅途的報道和寫作中呈現給讀者。我的成長，也許會完整地體現在我的作品中：任何一個創作者，如果你告訴他/她，你的作品一定有進步的空間，我想他們都會是很高興的。
也許我在每一個站點待得都很短，但這些短暫但激烈的停留，恰恰都在重度地挑戰我的直覺和邏輯：兩者相加，也許是記者這一行能給一個人最好的經驗。而且，常常因為邁出了進入陌生環境的第一步，而找到了更好的、可以繼續下去的新的線索。我也盡量讓我的書寫不被一時一刻的情緒帶走，最近翻開自己一兩年前的故事，甚至覺得有一些也還挺可讀的，沒有“過時”。
這些年，聊媒體從業困境的人更多，但是我依然覺得，縮小到個體身上，成為怎樣的記者？——這個問題還是有很多不同答案的。2011年，我在離開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的時候，也覺得自己沒有答案，便去了我感興趣的女權主義議題、去到國際 NGO 裡頭做些嘗試，結果，這些經歷，最後竟然也把我帶回了記者生涯。
有的決定以“關上一扇門”為主要後果，有的決定卻能替你打開更多的門，祝大家做更多打開視野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