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最受歡迎的媒體之一 VG 花了近六個月時間，追蹤調查一樁撲朔迷離的 Tinder 交友騙案，最終在今年二月發表報道《Tinder 騙子》（Tinder Swindler）。這篇報道吸引了超過兩百萬名讀者，驅使無數的國際傳媒跟進。初期數據顯示，打開報道頁面的讀者當中，約有一半人從頭到尾讀完整篇長篇報道，這篇報道也令 VG 的英文讀者數量一下子由近乎零，跳升至約50萬。
這是一篇完全圍繞智能手機的調查報道——報道關於手機約會程序、即時通訊，報道採用了騙案受害者手機中的大量第一手資料，呈現方式也專門為手機用戶讀者而設計。編輯團隊刻意減少了讀者閱讀時的手機操作選項，讀者唯一要做的是向下滑動屏幕，瀏覽一段又一段自動播放的圖片、短片、手機通訊串流視頻，跟隨調查記者的步伐“破解”騙案。
現實中，Shimon Hayut 是一名因盜竊、偽造文件、詐騙等罪行，而被以色列警方通緝多年的逃犯。在約會程序 Tinder 上，他卻自稱是以色列“鑽石大王”列弗・里維夫（Lev Leviev）的兒子“西蒙・里維夫”（Simon Leviev），藉著“鑽石王老五”的形象，成功騙取數名北歐女性的合共數百萬美元。
“西蒙”每次成功“俘虜”一名受害者，就會用騙得的金錢租用小型飛機、聘用假隨從、購買名貴房車，並與下一位受害者展開浪漫而奢華的約會。這些受害者當中，包括被騙取24萬美元的挪威設計學生 Cecilie Fjellhøy。
“西蒙”每次成功“俘虜”一名受害者，就會用騙得的金錢租用小型飛機、聘用假隨從、購買名貴房車，並與下一位受害者展開浪漫而奢華的約會。來源：Tore Kristiansen / VG
Cecilie Fjellhøy 去年接觸 VG。VG 調查之下，發現“西蒙”在瑞典、英國、挪威、芬蘭均涉嫌犯下詐騙等刑事罪行，又尋獲與 Cecilie Fjellhøy 有相似遭遇的受害者，並追蹤至“西蒙”位於以色列的住所。經過六個月的調查，VG 在德國慕尼黑一間高級酒店，拍下“西蒙”與一名受害者約會的片段。
VG 以精鍊字句配以圖片、影片及手機通訊串流視頻，呈現如此一篇錯綜複雜的騙案調查報道，整篇報道只用了924個字（以英文單詞計）。
負責這次調查的記者 Natalie Hansen 表示，他們放棄以長篇大論或紀錄片等傳統方式，而採用多媒體報道，主要取決於受害者 Cecilie Fjellhøy 願意配合提供第一手資料。這些資料，包括 Cecilie Fjellhøy 與“西蒙”長達400頁的 WhatsApp 對話記錄、約會時以手機拍下的影片等，最終成為 VG 得以“破案”的關鍵。
“當我翻閱這些第一手資料，心裡就肯定應該選取並重新呈現部分 WhatsApp 通訊內容，甚至將整篇報道設計成專門為手機用戶讀者而設。另一個原因是，VG 現有的大部分讀者都以手機閱讀報道。”Natalie Hansen 表示：“我們以往做過類似的調查報道，例如去年嘗試過以類似手法報道另一樁騙案，但當時用了較多的文字描述。過往的嘗試，沒有一次能像今次般成功。”
可持續發展的“移動”報道
VG 全稱 Verdens Gang，中文意思是“世界的進程”。早在1945年，挪威自納粹德軍的佔領中獲得解放後，挪威反抗軍成員就創立了 VG。至今，該報由斯堪的納維亞傳媒集團 Schibsted 持有，是挪威規模最大的網絡傳媒，且有一個姊妹電視台。
與不少大型報章出版社一樣，VG 早年受到數字革命的衝擊，被迫裁減大量編輯，上一次裁員發生在2014年。然而，隨着 VG 轉型發展網絡報章，其網上讀者持續上升至每日180萬。
VG 編輯 Lars Håkon Grønning 表示，報社的編採團隊規模近年得以穩定下來，過去三年維持約260名編採員工，包括一支擁有12名記者的強大調查團隊。VG 也跟隨不少多媒體傳媒的步伐，開始從事深度調查報道，例如領導《Tinder 騙子》調查的 Natalie Hansen，過往任職視頻記者，後來轉投調查報道團隊。
VG 團隊將整篇報道設計成專門為手機用戶讀者而設。來源：VG
Grønning 表示，報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於能否靈活變通以適應多媒體，特別是在智能手機上呈現報道。
“假如跟10到15年前作比較，我們現在的編採員工大概只有當時的一半。”Grønning 表示：“但我對前景愈來愈樂觀。2019年結算時，我們將首次能以數字平台收益完全填補成本支出，印刷報章銷售收益不再是我們能否留住員工的關鍵。我們的直接流量高達85%，意味我們不用靠 Facebook 等社交平台獲得讀者。我們的印刷量正大幅減少，五年後我們可能已經告別印刷報章。”
VG 以挪威作為發行基地，但當遇到有潛力引起全球注意的故事，也會發表英文版本報道。“我們做《Tinder 騙子》這篇報道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希望幫助在歐洲各地的受害者。”Natalie Hansen 稱。
Grønning 提到，儘管決策最終由他簽字確認，但採取甚麼方式調查及報道《Tinder 騙子》，包括選擇手機平台呈現手法，完全由領導記者團隊的 Natalie Hansen 和 Kristoffer Kumar 決定。他指出，記者團隊對當下讀者的短暫注意力、用戶的手機使用習慣等了如指掌，加上 VG 當前高達八成的手機平台閱讀佔比，都是決策的關鍵。
“不是每個調查個案都能以這種報道方式呈現。我們今次能夠成功，在於第一手材料，包括 Cecilie 手機內的私人信息，情況非常特殊。”Hansen 表示：“我們考慮過以紀錄片的方式報道，但製作會花較長時間。今天公眾的注意力較過往短暫，以精簡文案呈現故事會更容易。”
不過，Grønning 坦言《Tinder 騙子》的報道手法犧牲了周刊印刷版本：“坦白說，我們只能把內容拼湊起來放到周刊，最終效果一般、還好，沒什麼可以吹噓的。不過說到網上版本，確實是非常棒。”
為報道中的短片配上極致精簡的文案，對撰稿員來說也是一項挑戰。“文案必須非常、非常精鍊。”Grønning 表示：“我們的撰稿員向來喜歡在文案中加插創意，所以今次要求文案精簡，完全不允許有花哨的語句，令他有點為難。”
《Tinder 騙子》的另一項革新，是呈現出記者調查過程中的實時進展，令讀者彷彿跟隨記者步伐，一同抽絲剝繭“破解”騙案。讀過該篇報道的話，大概會對以下一幕有深刻印象——Natalie Hansen 為追蹤“西蒙”而從挪威飛往德國慕尼黑，隨行攝影師一直跟拍，包括她透過短訊與一名準備與“西蒙”約會的瑞典受害者交換情報；抵達酒店時，Natalie Hansen 剛好收到照片，確認受害者已跟“西蒙”會合，興奮地說道：“哇！他（西蒙）正身處慕尼黑！”
讓讀者看見你如何報道
新聞界巨頭近來倡議提升透明度，呼籲傳媒向讀者闡釋調查、報道，以至修正錯誤等過程。今年三月，《華盛頓郵報》總編輯 Marty Baron 在“調查報道金匠獎”（Goldsmith Prize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頒獎典禮上發表演說，就強調記者有必要讓讀者看到他們如何工作。
Natalie Hansen 認同展現調查過程的“幕後片段”，能提升讀者對記者的信任，讓讀者更相信報道內容反映事實。不過她提到，當他們決定專門為手機平台而設計這次報道，並構思如何發揮特色時，就自然地衍生了加插“幕後片段”這個構思。
“這確實能讓讀者有故事‘正在’發生的體驗。我現身鏡頭前，主要原因是方便更好地講故事。那些片段給予讀者‘身在當下’的感覺，讓他們彷彿體驗着正在發生的事情。”Natalie Hansen 表示：“當我編輯與 Cecilie Fjellhøy 的錄像訪問片段時，我將她的說話重點標記在相應的 WhatsApp 對話中，技術團隊再將之整合成片段。”這種做法，讓讀者彷彿親眼目擊 Cecilie 和“西蒙”的通訊對話。
為反映出故事“正在”發生，報道中的語言亦刻意用上了現在進行式。Grønning 表示，Natalie Hansen 和 Kristoffer Kumar 為此費盡心思：“他們甚至在清晨三時起床，以‘實時重現’受害者和‘西蒙’的通訊對話，令呈現給讀者的對話時間與第一手資料的時間吻合。”
Grønning 透露，《Tinder 騙子》取得了極大迴響，甚至吸引好萊塢片商接觸 VG，希望了解他們報道的這樁騙案。不過，Grønning 坦言報道發表之前，他們一直不敢肯定採取這種手法是否正確：“我們只想做個實驗。現在看來，這肯定是正確的方向。”
“假如你要報道一個大事件，你必須問自己——哪些技術適用於這個故事？”Grønning 續道：“關鍵是，你必須一開始就探討這些問題，在資料搜集階段就探討，因為你需要瞄準適用的材料，讓你可以走出下一步。”
最後，Grønning 和 Natalie Hansen 回顧了《Tinder 騙子》報道得以成功的一些重要元素：
- 願意犧牲隱私權，願意分享能揭示真相的文字、影片等第一手證據的消息人士；
- 由精鍊字句寫成的段落；
- 以圖片呈現的書面證據，例如《Tinder 騙子》中展示了“西蒙”用以假裝已還款予受害者的偽造轉帳單據；
- 能整合及剪輯影片和手機通訊串流視頻的設計團隊；
- 對能佐證事件的官方人員的錄像訪問，例如《Tinder 騙子》中訪問到以色列警員；
- 呈現記者調查經過的“幕後片段”；
- 意願犧牲傳統印刷版本報道的質量；
- 有需要時與報社以外的特約記者合作，例如在《Tinder 騙子》協助揭示“西蒙”真正身份的以色列著名調查記者 Uri Blau。
本文作者 
Rowan Philp 是資深新聞工作者，歷年來獲得逾20個新聞獎項，目前以波士頓為基地。Philp 早年曾在利比亞、海地、中國等近30個國家，採訪有關衝突、公共衛生、科技、外交等不同議題的新聞事件，為 BBC、《衛報》等數十間傳媒供稿，亦曾於南非《星期日時報》（The Sunday Times）擔任首席記者及駐倫敦首席記者長達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