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e: Courtesy ADEPA
實驗室里沒有化學公式，沒有《絕命毒師》（Breaking Bad）里那種經典的放毒防護衣，也沒有測量濕度或者氣壓的工具。要去這裡，你不需要前往某個陰風陣陣的地下室，或者採取種種嚴格的安全措施。
那麼，“新聞實驗室”究竟是指什麼呢？當然它們是實驗室，而且你猜得沒錯，和新聞有關。在這裡，創新成為可能。有時，甚至能推動文化變革。很多時候，它被視為媒體在數字時代的“生存機制”；也有不少人認為通過它來找到新的商業模式。在信徒心中，新聞實驗室接近某種“哲學”，是數字時代的必需品。而對於其中一些無神論者來說，變革早已來臨，媒體行業應該把新聞實驗室納為工作流程的一部分。
可以確定的是，新聞實驗室總里有各色英才，記者、動畫師、編輯、拍視頻的、軟件開發師、工程師、數據科學家……大家擁有相同的、常常互相交叉的工作重點和目標：他們對推進或者試驗新技術抱有極大熱情，總在尋找新的商業點子，並負責新聞機構中與數字化相關的訓練。在信息泛濫、互相爭奪着人們注意力的今天，他們總在尋找講故事的最佳方式，探索如何用嶄新的敘述方式為讀者帶來價值。
國際先行者
2018年3月，西班牙的《國家報》(El Pais) 成立新聞實驗室。據負責人 Patricia Gonsalvez 介紹，“這個創意空間旨在開發在一般的新聞室里難以實現的特殊項目。”在Gonsalvez看來，“互聯網已成為新聞粉碎機”。他希望這個新近成立的實驗室能成為“促進思考的小小空間。人們能在其中探索新的形式，並在有朝一日能融入日常的媒體工作當中。”
《國家報》的實驗室 擁有四名編輯、一名設計師、一名網頁設計師以及一位軟件開發師。除了負責報紙的創新項目，實驗室也與公司內部的“記者、攝影師、信息圖表設計師以及社交媒體專家”緊密合作。迄今為止，他們講述故事的手段包括360度全景內容，播客、遊戲化、視覺化以及谷歌的移動頁面優化方案（AMP）。正如 Gonsalvez 所言：“《國家報》一向注重創新，實驗室正是這一傳統的又一體現。”
與《國家報》不同，《紐約時報》 在2014年就發布了一份創新報告 ，梳理自身在數字化競賽中的弱勢和未來計劃。2017年初，紐時發布《與眾不同的新聞報道》（內部稱為“2020報告”）。這份基於內部的調查報告探討了彼時新聞業面對的變化、對數據的運用，工作流程中的衡量機制，以及報社即將採取的應對措施。
《紐約時報》數字轉型策略部高級編輯 Charo Henriquez 表示：“自2020報告發布後，數字轉型部進行了重組，由編輯 Kim Perry 帶領一群記者工作。我們部門在受眾研究、數字工具以及寫作（數字敘述）方面頗有經驗。我們的工作是為報社內部的編輯和記者提供訓練，並在策劃和技術方面提供支援。”
在2020報告中，《紐約時報》發現要更好地服務網絡讀者，率先要做的事情之一是增加訓練組別的人手。Henriquez 總結道：“我們的任務是在報社內推動合作及持續學習的文化。”
和傳統紙媒的嘗試不同，自網絡誕生的BuzzFeed展現了當今世界需要的靈活性和反應速度。2015年，BuzzFeed 高調宣布啟動名為“媒體、科技和藝術的開放實驗室”，但在2017年末又決定把它關掉。
2015年，BuzzeFeed 的 CEO Jonah Peretti寫道：“我們希望打一場漂亮的戰，用比從前更好的方式做新聞。”在那之後，他們嘗試了感應器、無人機、機器人以及3D影片等各種手段。接下來，Peretti 又在給公司員工的備忘錄中做出新的結論：我們應該在新聞室里直接啟用工程師和電腦高手，而不是僅僅讓他們在實驗室里大施拳腳。
該實驗室前總監 Amanda Hickman 表示：“關掉的原因是，它不奏效。這裡曾經是個很特別的地方，在兩年時間裡，我們用一連串的創意項目探索如何結合科技和編輯工作。大家提議自己想探究的題目，而我篩選的標準是哪些與 BuzzFeed 內部正在進行的項目同步，這正是挑戰所在。在舊金山埋頭幹了兩年後，我們意識到 Buzzfeed 需要的創意必須能貫穿整個新聞流程，那就是尋找擁有創意經驗的人，讓他們直接在團隊內部開展合作。”
BuzzFeed 一向以創意和實驗性著稱。但在 Hickman 看來，關閉實驗室對公司是個損失：“在實驗室里，我們記錄和發布工作成果，並與世界公開分享，但這種情況已不再發生。我們曾自問，打算從實驗室中學習什麼，以及最後究竟學到了什麼。結論是，我們學到的有時與我們的期待相差甚遠。無論如何，這些成果是在實驗室之外很難做到的，也是一般的新聞工作室不會去做的嘗試。“
阿根廷的新聞實驗進程
在阿根廷，沒有專門的“新聞實驗室“。就算曾經有過，也早已讓位給一種看起來更開放、能更好融入機構的工作理念。
阿根廷《國家報》（La Nación）的數字內容秘書Gastón Roitberg就表示：“在我們報社，創新無處不在，無論是新聞部門，還是所有有所交叉的項目中。我們沒有專門的創新部門，因為我們相信創新必須自然融入新聞工作中，並能和不同進度的項目保持同步。對我們而言，每個新項目都是實驗室。“
TN Digital 的總製作人 Milena Zapata 以手中的 Todo Noticias 項目舉例稱：“我們尋找喜歡試驗及創新的人才，和記者以及軟件開發者聯手開發移動互聯網產品，360度全景視頻以及虛擬現實，或者用遊戲化的方式為選舉創建輔助性機器人。”對於目前的工作，Noticias 又補充稱：“我們正借用人工智能，來實現新聞部門的工作自動化。”
阿根廷十三頻道數字平台負責人 Marcos Foglia 認為：“目前我們遇到的最大挑戰是找到對讀者有價值，能幫助他們更好理解新聞的全新報道方式。”他表示：“為了創造新的報道方式，或者用更具娛樂性的方式進行報道，我們必須率先創造適合這種方式的工作環境，對公司架構和文化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當下的媒體公司大多沿用紙媒及圖像報道時期的老模式，很少有公司的運作方式是基於過去20年里因互聯網帶來的科技巨變而設計。”
《內陸之聲報》（La Voz del Interior）的總編輯 Franco Piccato 也認為：“要推動創新，就要改變媒體文化。我們身處數字達爾文主義盛行的時代，適者才能生存。”現如今，Facebook、Instagram、Youtube、Twitter 以及 Spapchat 一類的平台在內容傳播上扮演重要角色。Piccato 認為這些平台“挑戰了我們既有的生存方式，要擁有未來就必須創新。”
阿根廷公司 Grupo America 旗下的 Uno.com.ar 項目就按照實驗室的模式運作。該公司產品與移動體驗部門的負責人Ezequiel Apesteguía 認為，這種運作方式“正符合實驗室的本質”。 在 Apesteguía 看來，實驗室不應是割裂的：“從創意的誕生到內容發布後的讀者回饋，實驗室都應融入其中，不然就會失去意義。研究和內容開發部門各行其是的做法早已過時。”
所有人都同意實驗室曾經是並且仍然是推動變革的動力。Apesteguía 就指出：“在當前傳統媒體的框架中，要形成與時俱進的文化，實驗室是重要手段。它雖然不保證創新，但會促使創新更容易發生。”
平台的作用
在阿根廷以及世界許多地方，谷歌正以實驗室的形態對新聞業的發展做出貢獻。作為互聯網搜索巨頭，谷歌已成為不少記者在數字宇宙中的受訓平台。
“據谷歌新聞實驗室在阿根廷地區的負責人 Juan Manuel Lucero 介紹：“谷歌新聞實驗室致力於與媒體、新聞工作室、記者及創業者合作，推動創新並協助記者獲取新的數字工作技巧。目前，全球接受相關訓練的記者已超過10萬人，光在阿根廷就有約11000人。培訓的主題高度契合記者和媒體業的興趣，比如信息視覺化、高級搜索、網絡安全、數字化趨勢以及信息確認。
Facebook 在去年推出名為“臉書媒體項目”的類似計劃。該項目雖然自身並非實驗室，但其宗旨意在用新產品培訓全世界的媒體工作者、打擊假新聞。為了與業內編輯建立更好的聯繫，臉書邀請前 CNN 及 NBC 的新聞主持人Campbell Brown擔任項目負責人。
但隨後曝光的“劍橋分析“醜聞對項目造成影響。這項醜聞使約8700萬臉書用戶受到影響。Facebook的股價應聲下跌，英美兩國的國會介入調查，全球各大媒體紛紛以頭條報道。儘管形勢逼人，這家科技巨頭（其大量流量導向了媒體業）仍然保持一定的創新步調，開發一些工具和報道形勢，激發讀者們對於新聞報道的新需求。
谷歌新聞實驗室在阿根廷地區的負責人Lucero表示：“人們需要受過數字化訓練的新聞工作者。巨大的熱情和興趣驅動記者們理解新的工具、探索新的策劃、更好地管理信息來源、建立反應更快的工作方法。”
學術界的貢獻
哥倫比亞大學的“藝術數字敘事實驗室”以探索故事講述的新方式及功用為宗旨。
實驗室成員 Rachel Ginsberg 介紹稱：“當我們談論故事的形式時，我們特指的是人們書寫以及體驗故事時經歷的起承轉合。比如說有的故事會使用諸如增強現實、虛擬現實及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或者啟用在讀者參與及合作方面的新發展。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會研究及設計一些方法論，當人們把敘述作為一種設計工具時，這些方法論能成為敘述的原型。”
該實驗室有兩個敘事原型影響深遠， “福爾摩斯及物聯網”和“ AI 時代的科學怪人：集體創造的怪物”。這兩則改編自文學的敘事採用集體合作的創作方式，並在聖丹斯電影節等許多地方展出。
在工作方法方面，實驗室把重點放在“對話”方面。這是媒體行業新近關注的討論點。
Ginsberg 表示：“我們尤為感興趣的事情是，如何在構思創意和工作的同時影響文化及科技的走向。我們堅信在這一過程中，人類的需求和心聲應該被聽到。在探討每一個潛在的研究項目時，我們都會考慮它是否能帶來積極的社會影響和文化改革。”
犯錯，也沒那麼可怕！
Ginsberg 堅信傳統媒體需要實驗室：“今天的時代，傳統被不斷打破、新範式不斷冒出，創造一個不畏懼實驗，能承受不確定，並在模稜兩可中探索出新路的環境十分重要。”
我們正身處移動互聯網日趨發達的世界，在數字達爾文主義的大環境下，媒體要生存下去，並找到新的商業模式。對不少人來說，實驗室正是應對這一切挑戰的答案。但是，雖然有的人視它為必需品，可另一些人也懷疑這種模式也許過時了。
“內陸之聲報的 Piccato 就表示：“創新，需要一種勇於說‘是’的文化。這種文化更看重人的行動，而不是審慎的思考。”
阿根廷十三頻道的 Marcos Foglia 就問道：“科技革命始終影響着內容製作及消費的方式，難道我們一直要跟着潮流來培養年輕的記者和內容製作者嗎？我們的公司架構、流程、文化及角色是否又能真得留住這些頂尖人才呢？”
實驗室項目需要一些在日常新聞工作中很難實現的要素：團隊合作、跨部門合作、長期目標、自主性、自由行動以及試錯的可能。不過在各種實驗室或者新聞團隊內部進行的種種探索的背後，有一點始終未變：做新聞，打磨好做報道的手藝。
西班牙《國家報》的 Gonsalvez 就問道：“到底是 WhatsApp 量身打造的簡潔故事會勝出，還是運用了增強現實技術能讓讀者沉浸式閱讀的大製作會更受歡迎？或者兩者都各有擁躉？我沒有答案，但我相信好的故事需要人們敢於試錯、充滿創意、勇於冒險，並且無論形式如何，這一定是優秀的新聞報道。”
紐約時報的 Henriquez 也贊同這一觀點。他表示：“我們必須把重點放在優秀的新聞報道上，重視報道、寫作以及編輯的技巧。工具可以學習，平台會一直改變。我們最大的投入應該始終放在新聞的質量上，並幫助記者運用多種方式建立起讀者意識。”
在不同的平台，運用不同的方式講述各類故事自然重要，但哥倫比亞大學數字敘事實驗室的 Ginsberg 提醒我們“必須意識到雖然各大媒體都想要在創新報道這場競賽中取勝，但他們也因此背上一定的經濟壓力。”
BuzzFeed 的 Hickman 也持有相同觀點：“人們以為或者渴望通過創新來為編輯團隊爭取到津貼，但要實現這一目標很難。”
誠如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所言：“如果你在做決定時無法同時考慮今天的世界和未來世界，你就無法做出明智的決定。”創新，是信仰之躍，是《奪寶奇兵》里為了尋得聖物勇於踏上那座看不見的橋樑。世界已經進入移動通信的年代，無論有沒有實驗室，我們都需要敢於冒險、犯錯、孜孜以求新聞界最擅長的事：交出優秀的好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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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an Ignacio Sixto 是一位來自阿根廷的記者、教師和數字敘事研究院。過去十年，他都專註於研究數字新聞，尤其是移動報道和跨平台媒體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