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公開信息製作調查短片《殺死卡舒吉》,紐約時報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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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製作的視頻報道《殺死卡舒吉:冷血沙特的暗殺行動》

去年底,《紐約時報》上一則名為《殺死卡舒吉:冷血沙特的暗殺行動》的視頻新聞深深吸引了我。甫一開場,視頻就用蒙太奇手法快速閃過一張張男人面孔,同時伴着冷峻地旁白:「夜像死亡一般寂靜,15個男人布下陷阱,等待目標出現。」在8分33秒里,嫌疑人、背叛、謀殺、掩蓋罪證等情節輪番出現。像解謎一般,視頻講述了去年10月,一群沙特特工在沙特駐伊斯坦布爾大使館內殺害且肢解記者卡舒吉的行動。

自2017年起,紐約時報開始用視頻製作一系列調查報道。《殺死卡舒吉》就是其中一個生動有力的佳作。大部分的視頻調查報道使用的影像材料都來自公開信息,比如監控錄像、衛星或者無人機拍攝的圖片、在 Facebook、YouTube 流傳的視頻,或者從警方、目擊者取得的視頻及照片等等。這些能公開獲取的音像材料是如此豐富,誠如紐約時報「視覺調查組」(Visual Investigations team)的口號所言:「今天,攝像頭幾乎能捕捉到所有的新聞。我們仔細拆解每一幀畫面,重現新聞,挖掘真相。」

大概十幾位新聞人員參與制作了《殺死卡舒吉》,其中包括記者、製作人、研究員、視頻記者等等。要講述這則關於沙特特工,並影射沙特王子為幕後操控者的新聞,團隊使用來自監控錄像、新聞片段的新聞素材,並在社交媒體的信息海洋中打撈出關於嫌犯的各種信息。視頻里運用了音頻、圖表和地圖,大約1250字左右的旁白從兩條線索呈現整個新聞:卡舒吉前往沙特駐伊斯坦布爾大使館辦理結婚所需的手續,同時一群沙特特工伺機謀殺並試圖掩蓋罪行。

我也在報紙做過調查記者,為了更好地了解這種全新的報道方式,我聯繫紐約時報視覺調查組的高級故事製作人 Malachy Browne 以及他的同事 David Botti。以下為我們的訪談。

你們能介紹一下《殺死卡舒吉》的製作過程及花費的時間嗎?

Malachy Browne.

Malachy Browne:我們是在紐約某個晚上的7點鐘開始工作的,那時土耳其媒體剛剛發布了15名涉嫌參與暗殺的人士的姓名及模糊的照片。我們用多種方式報道了這則新聞:印在報紙上的報道梳理事情經過的信息圖示以及一條視頻,裡面呈現了我們掌握的全部信息。我們隔天就在報紙上發表了相關報道,但最終的視頻調查花了一個月才完成。

我們先在內部共享了一份文件,裡面梳理了這15名嫌疑人士的基本信息、他們在沙特政府擔任的職務以及與沙特王儲的關係(如果有的話)。我們也利用航空記錄、監控錄像大使館的位置以及他們下榻的酒店勾勒出嫌疑人士的移動路線等信息。我們從這些信息開始調查。

視頻的工作人員表顯示,除了你倆,還有18個人參與了製作。他們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呢?

Malachy Browne:視頻調查報道動用了編輯室里許多人力。在貝魯特和伊斯坦布爾的 David Kirkpatrick、Ben Hubbard、Hwaida Saad 以及 Carlotta Gall 翻遍了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新聞,試圖從土耳其與沙特的調查人員獲得情報,並每天匯總土耳其媒體發布的消息;我和 Christiaan Triebert 負責從社交媒體及網絡搜集嫌疑人的信息、行蹤以及在大使館內的行動,並和負責搜集沙特推特上信息的人士互相驗證。

比如說,我們通過一個郵箱地址找到解剖學專家 Salah al-Tubaigy 的社交賬號。我們由此找到他發表的學術論文、參加的學術會議、擔任的國家委員職務、新聞報道、曾獲得的澳大利亞法醫病理學獎學金等等,通過多種信息我們確認他在政府內部擔任相當高的職位。

我們的信息圖表編輯 Anjali Singhvi 以前也是位建築師。他通過在大使館內部拍攝的影像資料、對攝影師的採訪以及同事 David Kirkpatrick 早先搜集的信息,標記出卡舒吉在使館內被捕獲的位置。布魯塞爾的 Steven Erlanger 通過自己在外交關係方面的線人確認,其中一名關鍵嫌疑人 Maher Mutreb 曾是沙特駐英國的外交專員。David Botti 和 Barbara Marcolini 通過搜尋 Mutreb 的檔案照片確認他曾在沙特王儲數次海外訪問中,擔任主要助手。

法國的 Alissa Rubin 接觸到曾為沙特王室工作的人員,他為我們確認了另一位嫌疑人。華盛頓的 Adam Goldman 則通過自己在國家安全方面的線人,確認了我們搜集到的部分線索。而我們在西雅圖、硅谷、休斯頓、波斯頓以及紐約的記者也儘可能搜集更多信息,以更加了解哪些曾與沙特王儲一起進行海外訪問的嫌疑人。

在製作《殺死卡舒吉》時,科技的發展對有哪些幫助呢?

Malachy Browne:我們能通過機尾編號追蹤航班,通過比對機場的安全監控錄像及衛星圖片在飛機起降時對其進行地理定位。我們從機場內拍攝的大量照片及視頻知道嫌疑人由何處通過護照檢查;沙特境內一款流行的手機軟件可以確認部分嫌疑人的電話號碼及他們在政府部門擔任的職務。我們對一些嫌疑人進行了人臉識別,但作用不大,反而是同事根據面部特徵進行的比對,效果更好。

科技會對視頻記者講故事的方式產生什麼影響?他會做到某些平面記者做不到的事嗎?還是正好相反呢?

Malachy Browne:現在的調查記者都能獲取大量與聲音、視覺相關的調查線索,無論是一段電話視頻、一條 Instagram 上的帖子,一張衛星圖片、地圖、谷歌街景、警察的對講機、領英(LinkedIn)上的簡歷等等。視頻記者要做的就是仔細分析、將散落的事件聯繫起來、釐清媒體的疑問。

紙媒記者也許會引用目擊者或者社交媒體上的一段信息指,某個星期六夜晚8點,敘利亞境內發生了化學襲擊,而敘利亞當局會強烈指出報道不實。雙方說法不一,真相撲朔迷離。但如果對視頻證據進行嚴謹地分析,或許就能證明這場襲擊在何時、何地、以什麼方式發生,能用一種十分透明的方式揭露政府的謊言。

紙媒記者當然也能把這一切分析寫下來,但是閱讀和觀看視頻是有本質區別的。在我們的視頻報道里,使用了信息圖、引言、腳本,把各種複雜的證據仔細地組織起來,成為容易理解、一目了然的故事。

視頻記者一般會採用哪些敘述模式呢?你們會借鑒傳統的方法嗎,比如從出場、鋪陳、高潮寫到收尾和結局這種經典模式?

David Botti

David Botti:這要視新聞而定。我們的視頻多半是分析性的,在長篇報道和文學作品中使用的典型敘述模式常常不太適用。一般來說,我們會在視頻一開頭提出某個問題,然後努力在結尾提供回答。大部分時候我們根據時間順序編排故事,或者通過展現不同證據層層推出答案。目前看來,這種呈現複雜調查的辦法,容易閱讀,效果最好。

在你們看來,用視頻講故事和用視頻做報道有什麼不同呢?

Malachy Browne:視頻報道有很多種,我們的目標是通過分析視覺化的線索,對新聞提出新的洞見。這包括分析音頻、為了幫助團隊更好理解細節而創立 3D 模型,或者說積累地圖和數據信息以更好地詮釋某種現象。

用視頻講故事是為了讓觀眾更好地理解某個複雜的故事、重現某個事件,提供更好的觀眾體驗或者一目了然地支持或反對某個觀點。

一般認為,人們不會觀看超過1分半鐘的視頻,但你們的視頻卻往往比這個長得多。在你們看來,觀眾會喜歡看多長時間的視頻呢?

David Botti: 有段時間,我們這些搞網絡視頻的的確覺得短一點會好一點,不過這是在 Facebook 上的視頻主要還是以文字為主的時代。現在長視頻似乎已經不再是一個問題,這要部分歸功於 YouTube,這個平台的觀眾和算法似乎都更喜歡長視頻。而《紐約時報》網站上的數據顯示,我們的讀者還挺願意舒舒服服地坐下來看視頻的。只要故事需要,我們會定期發布長達10分鐘的視頻。數據顯示,觀眾的留存率還挺高的。只要掌握好視頻的節奏、提供一個有原創內容的好報道,講述方式乾脆利落不啰嗦,長視頻也會有觀眾。

從相片和圖表到像你們一樣只用視頻闡釋新聞,除了科技發展,還有什麼因素導致這種變化?

David Botti: 好些原因促使出版商關注視頻,比如為了廣告收益或者趕上社交媒體上的風潮。我們也相信視頻是講故事的強大工具,在新聞報道中可以多加使用。另外,人人都能隨時隨地拍照、拍視頻這個事實促成了視頻調查報道的發展。在有新聞價值的事件中,往往能找到從各個角度拍攝的海量圖片,記者們有足夠的材料深挖。衛星行業的發展也讓人們更容易獲取衛星圖片,這意味着到處都有人在看着,更多信息在被分享。

紐約時報製作的視頻報道《殺死卡舒吉:冷血沙特的暗殺行動》

為什麼《殺死卡舒吉》和其它視頻調查報道會擁有強大的敘事能力?

David Botti:我們選擇報道的故事,一般都具有很大的張力及很高的風險,這本身就比較吸引人。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會在視頻一開頭就提出一個問題或難題,然後帶着觀眾一起深挖各種線索。我們會用圖片向他們展示眼前的事物暗藏玄機,比如說讓觀眾注意卡舒吉替身所穿的鞋子或某個軍營的徽章。這些技巧都是為了吊起觀眾的胃口,並設法留住他們。

最後一點是,我們大部分的故事都是為了講出真相,戳穿權貴欲蓋彌彰的行徑。這些故事本就非常容易引起觀眾的共鳴。

你覺得文字人能從這種新型的敘事方式中學到什麼呢?

David Botti: 首先,要開門見山地讓觀眾知道他們能從視頻中知道什麼,以及他們為什麼要關心條新聞。其次,要讓觀眾參與到記者逼近真相的過程之中,一點點地展開整個故事。不要害怕展現或者重提一些你覺得太明顯的東西,這是為了確保觀眾不會越看越糊塗。

但在下筆之前,更重要的是學會挑選故事:你一定要選擇能造成影響、畫面好看以及能提供新觀點的故事。

在關於 Stephon Clark(註:在自家後院被警方擊斃的黑人父親)的視頻報道中,一開頭旁白就說:「請注意,本視頻可能會造成觀者不適。」其實許多視頻報道都有這個特點。你們在製作期間,也會受到情緒影響嗎?

Malachy Browne:有時候的確會挺難受的。當我們試圖重建杜馬受到沙林毒氣襲擊的住宅區時,要不停翻看好些5-7秒的視頻片段,這是個讓人心碎的過程。雖然我們並沒有在現場親身體驗這一切,但這接近某種替代性創傷(vicarious trauma)。為了其他同事着想,你要學會好好照顧自己的情緒。

不過看見無辜的平民被殺害,也會驅使我們更好地挖掘真相,把故事告訴世界。

對於那些想要用視頻講故事,但經費和人手都不足的年輕人,你們有什麼建議嗎?

Malachy Browne:你需要通過反覆練習才能掌握獲取開源信息的技能,這方面可以關注推特(Twitter)上名為 OSINT 的社區。你可以從 Bellingcat 上了解需要用到的研究工具,而全球深度報道網上有很多有用的建議。你可以用 start.me 或者谷歌賬號建立數字工具站。VerificationHandbook.comFirstDraftNews.org 這兩個網站能教給你很多驗證開源信息的方法。你要每天勤於練習,並從自己仰慕的記者那裡學習及改進講故事的技巧。

以下為 Malachy Browne 的更多推薦:

倫敦的 Forensic Architecture 和布魯克林的 SITU Research重構事件/事物方面表現突出;

BBC Africa Eye 為與開源社區合作做出了示範;

ProPublica 也推出了視頻調查報道欄目;

在視頻敘事方面,由 John Woo 和 Adam Ellick 2015年有關阿富汗婦女法爾昆達被毆致死的視頻報道是這方面的先鋒;

報道方面,我一直極為欣賞英國第四台(Channel 4)新聞組的工作。他們在有關敘利亞的紀錄片中使用了來自目擊者的視頻片段;

Sebastian Junger的《人間地獄》(Hell on Earth,2017)、Jehane Noujaim的《埃及廣場》(The Square,2013)以及Sara Ishaq的《卡拉馬沒有牆》(Karama Has No Walls,2012)也同樣使用了目擊者視頻,並創造出令人難忘的故事。


本文首發於 Nieman Storyboard,全球深度報道網獲授權轉載,因篇幅所限有所刪節。

Chip Scanlan 是一位屢獲獎項的記者,作品見於《紐約時報》、NPR、《華盛頓郵報雜誌》以及《美國學人》等刊物;他的兩篇作品曾入選”最佳美國文章”。他於1994-2009年間在波因特學院任教,目前在弗羅里達州的聖彼得堡市居住及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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