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全球深度报道大会关于对抗虚假信息的分享现场。图：Raphael Hünerfauth. http://huenerfauth.ch
四天的全球调查记者大会（GIJC）结束了，来自130多个国家，1700多名新闻工作者、研究者，250场以上的活动，每天早九晚六的会议，以及晚上的各种形式活动，无论是主题设定的广度、形式的五花八门，都共同说出了一个故事：传统对媒体的定义与想像，如何解构、转化，而后被这些人所吸收，让“新闻”长出更繁美多元的面貌。
如果你也参加了最后一天的第一场活动“Lightning Round: Great Stories You’ve Never Heard Of”（你没有听说过的好故事）的话，你不会感到近年新闻业所面临的经营挑战，打败了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
八个来自各地的记者，各自用七分钟介绍自己的调查报导。有的人从一支线上老板霸凌下属的影片，揪出一个色情片网站大亨的罪行；有人从城市里出租车司机的数目，一步步查出跨欧洲的人口贩卖事业，以跨国合作的方式，把藏在身边、与每个人都相关的隐形罪行，大规模曝光；来自德国 NDR 的记者 Volkmar Kabisch，则分享了他刚出刊的，一则德国女生投奔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的故事——七分钟讲完的报导，其实，是他从2015年就开始追的线索，一个女生的人生转折，背后是一个家庭里，一个父亲、三任母亲，以及四个孩子的故事。
“我接下来要去休假了，四年多来我终于可以放心关机了。”Kabisch 在活动结束后告诉我，采访过程中，最难的其实是在德国国内的采访。故事主角的爸爸结过三次婚，每一任的故事，还有主角的兄弟姐妹的故事，他都说得出来。Kabisch 每个星期都跟当事者的家庭联络，这是他为什么说终于可以关机的原因。他说，最开心的是，这个家庭周遭的德国人们，在报导出刊之后，写信回馈，他们不再只是一味的嫌弃跟怪罪，因为他们知道了这个家庭所经历过的一切。
人们期待的故事往往就在身边，而足以改变社会的真相，有时候也就放在眼前，你忽略的那一角。
参加全球深度报道大会，见证这群记者，怎么从脸书上的影片，从国会二十年来的发言逐字稿，从你从来不曾多想的出租车司机数目，发现读者最期待的重要故事。
Small Can Play Big
大家都是行内的人，这会议的特别之处是它能够供你取暖，却也帮助你继续自我怀疑，挑战你各个报导的工作方法。如果你够幸运、够讨喜，这里的参加者，一些在海洋两端生活的记者，彼此能一起讨论更好的做法，找到答案。感谢，我够幸运。
我来自台湾的非营利媒体，我们的团队三十一人，在过去四年，仅靠读者捐款努力存活。以过去三个月为例，我们报导了台湾铁路公司的大体检，北马其顿的网络水军，以及线上的跨国赌博产业。我常常在想，什么是小媒体？什么是大的影响力？
如同当今大马的 Andrew Ong 告诉我的，过去，他总认为媒体影响力，皆以跨国的大型媒体为标竿，他总是仰望那些巨型媒体机构的报导，但在这次会议之后，他改变了想法。
大会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活动，就以“小的编辑室怎么发挥巨大影响力？”为题。满场。
分享者有人用对话记录，把总理逼下台；有人用跨国合作，逼欧盟记录死在路上的“移（难）民”数字并公开；还有人一路追了两个检察官的死去，逼的政府公布真正的死因……讲者来自的机构，大小从六个人到四十个人都有，最多记者的一家，是十五个记者的编制。主持人最后下结论，新闻的新型态，是由小团队定义的——Small is beautiful, can play big, if you team up（如果能够互相协作得当，小团队可以很好，也可以做出“大报道”），这是其中一张幻灯片说的。
说故事的艺术
250场活动里面，和数据新闻、对抗假新闻、社交媒体技巧等技术相关的内容，几乎占了一半；其他主题包括非牟利、会员制等新模式的讨论；跨组织、跨部门、跨身份如何合作，和各种议题的 Panels。
有各种从没听过的题目，例如借助演算法进行调查报导，有各种制作数据新闻所使用的新工具，或发掘和清洗数据的新方法。
The Changing art of story telling（叙事方式的变迁），是我最喜欢的 Panel。其中一个作品是来自挪威媒体 VG，它们把一个 Tinder 上的诈财情圣，如何骗走欧洲各国女生的钱财为主题，创造一个手机对话作品搭配影音，让读者在手机上一起恋爱、一起被骗、一起看见真相；有个作品要调查德国执法单位政府是不是如极右派说的纵容难民，在做了两个月的数据爬梳之后，只做出一个几秒钟的动画，终止画面上只剩两个数字：222 宗对难民收容所的攻击案件，只有 4 宗案件被落案起诉。
喜欢这个 Panel，不只是因为作品贴近人心，而是因为三个团队，都极其坦诚。他们都知道永远不足，却也知道不能追求一百分。Start with little（从小做起），期待失败的发生，让工程师、设计师、记者、摄影记者，都有一样的新闻感。
在 The Changing art of story telling 的 Panel 上，来自不同媒体的记者分享了讲故事的不同方式。插画：Phil Ninh
好像懂了，it’s art，那就是极其诚实的，作品说明了团队每一个人的心跟面貌。于是新闻这件事，媒体这件事，可能化成酒吧里的一场包括读者参加的编辑会议（英国媒体 Bristol Cable 就这么做过），或是变成 WhatsApp 上记者与两万人对话，一起完成的一场滚动性调查报导，甚至，是将地震震波变成的一首曲子，或在韩国，Newstapa 将报导转化成电影院里打破票房纪录的纪录片。
这是无所不在的媒体，这是持续在不同角落，挖出故事的记者们，而大会里满满的是他们寄托在传统新闻追求之上，创造出来不同说故事的艺术。
在后真相时代创造对话
他们还是“媒体”吗？他们还是“记者”吗？如果没有认真的从大会第一场 Keynote 就参加的话，可能会满头问号。
媒体必须做媒体自己的倡议者。要不停的倡议新闻价值、媒体的重要，怎么做？与阅听人建立更个人化的连结，与阅听人建立更多的连结，努力不与民众的生活断裂。这就是大会 Keynote 为现况提出的观察，准确的描绘了来自130多个国家的记者们，努力在低谷前进的步伐，尤其在极化的、民粹兴起的、事实可被“创造”的、部落化的时代里，媒体产业在维生低谷里坚定的往前，挑战的一个看似艰难，但却从未变过的目标。
Der Spiegel（《明镜》杂志）的国内版主编（National Desk Editor）Cordula Meyer 如此描绘那目标：后真相时代，媒体需要突破的是，不要放弃例如德国国内那五分之一（极端化）的人，媒体要创造对话，要主动去接触人群，在许多人不相信媒体的时代，只能去面对质疑，站在前线证明自己，并处身于社会冲突之中。
我的理解是，目标没变过，只是姿态变了。好消息是，工具也变了，只要我们愿意挺身向前，我们能去到的地方，或许更多了？
如果你只是参加大会的第一场，你可能觉得这些对话听起来很美，但离所谓“现实”有点距离。
如果你一直参加到了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你会发现，这1700人、250场的活动，用多少血、泪、汗，去把那些字句活成这个社会的一部分。那一个个不知道用多少力气跟细胞做出来的故事，把台上的那些对未来的期待，对希望的描绘，撑得有血有泪有光。
Start with little
每一场国际会议总有结束的时刻，每一次参加国际会议，都会害怕，回来之后，一切能量会散去，灵感消失。我会努力跟国际串联，更多合作，我也想留住一个小故事，让自己记得媒体如何能无所不在。
故事来自一个拉丁美洲的 LGBTIQ 社群媒体《Presentes》，在那个每一周九宗对 LGBTIQ 仇恨攻击的土地上，他们做了很多，要降低仇恨、倡议人权。最喜欢他们的一个计划，是他们固定举行的，带著读者、志工、社会大众，一起编写关于 LGBT 的维基百科条目。因为，那是现代人们建立对 LGBT 认知的第一站，而那也是每一个人都能持续做到，一起前进的出发点。
作者刘致昕是台湾非营利网络公益媒体“报导者”的主笔，曾经做过导游、舞台剧演员、咖啡店吧台、董事长特助等职业，他也是第11届全球深度报道大会奖学金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