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德國、法國和日本的講者，在第十一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分享她們在對性騷擾、性犯罪的報道中的經驗與心得。圖 via @Mad_Firenze
針對性騷擾/性侵的報道並不算「新」，但在2017年 #MeToo 運動席捲全球後，針對這類事件的調查報道越來越被人們所重視。但由於當事人的心理創傷和社會文化的壓力，報道這類案件並不容易。如何為故事找到紮實的證據？如何在採訪過程中避免對當事人造成二次傷害？如果突破社會文化的限制，擴大報道的影響力？第十一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邀請了來自德國、法國和日本的講者，分享她們在對性騷擾、性犯罪的報道中的經驗與心得。
如何找到故事？
即便 #MeToo 行動給了很大部分受害者以發聲的勇氣，由於議題的敏感性與特殊性，如果要對性騷擾進行深度報道，記者取材與調查的難度相對還是會更大。「顯而易見，這不是人們會在日常閑聊中願意談論的那種話題。故事不會浮於表面，你需要掘地三尺。」來自 BuzzFeed News 的記者 Pascale Mueller 說。
要從哪裡開始下鏟？當然，來自受害人的證詞永遠是最直接有力的，但記者的信息源其實遠不局限於此，研究者、團體組織、社工、女性議題關注者等等，這些人要麼會直接與受害者接觸，要麼在這個議題上已經投入相當長的時間，擁有豐富的信息渠道。如果你能接觸到這類信息源，他們能讓你對事件的整體脈絡有個大概把握。
如果你希望找到更多的故事，就需要保證故事的當事人們有渠道可以找到你，而且是公開、簡單易達、安全的渠道。如果線人希望匿名，作為記者，你也應當尊重對方的意願。
「一定要記得，」Mueller 說，「一些受害者仍未走出陰影，你的報道是應該幫助她們，而絕不應該對她們造成二次傷害。」
另外，Mueller 還給出了一個小貼士：如果實在沒有頭緒，其實可以從身邊查起，了解自己所在行業內的性騷擾情況。「如果你自己就身處媒體業，那麼對於類似行為的風聲與消息，你會比圈外人更靈通。光是等待故事找上門是不夠的，你同時也要自己去接觸、了解事件發生的這個社區，這樣你才能對最終滋養了性犯罪的環境有更深刻的了解，你的故事也才會更有說服力。」
怎樣調查取證？
找到故事以後，如何調查取證？如果出現事實錯誤，會對無辜的人帶來傷害，甚至還極有可能引來法律官司，被起訴誹謗，所以身為記者必須在報道性騷擾案件時要格外小心。
Cecile Andrzejewski 是一位法國的獨立記者，也是關注青年議題的社會企業 YouPress 成員之一，近年來致力於性暴力的調查與報道。在大會上她談到，法國 90% 的性侵受害者不會去報案，也就是說你能從執法機關那裡得到的證據是很有限的。「這樣有些人就會質疑你，『這種事情（性行為）都只是發生在兩個人之間的事，無論說什麼都是兩個人的一面之詞，沒有真憑實據，你怎麼能證明確有其事呢？』」
但 Andrzejewski 不同意這樣的說法。她提出，受害人即便不去報案，通常也會向其他人員與機構尋求幫助，例如醫院、心理治療師或類似於受害者互助會等 NGO。基於此，她建議記者積極地向當事人爭取醫院的病歷，或心理治療師的診療記錄，甚至是 NGO 組織的活動參與記錄。這些文件可以確認故事的真實性，也可以成為性犯罪行為發生的證據。
從外到內改變輿論
在性醜聞被視為禁忌的日本，伊藤詩織是 #MeToo 運動中的代表人物。而在她曝光自己被性侵的經歷之前，性騷擾和性侵在日本很難進入公共討論。
在大會上，伊藤詩織分享了她的個人故事：2015年，伊藤詩織在與時任日本 TBS 電視台駐華盛頓分局局長山口敬之的晚餐後，遭到了山口的性侵，其後伊藤報案，在經過一年多的調查後，東京地方檢察署最後以嫌疑不充分為由放棄了對山口的刑事起訴。2017年5月29日，伊藤召開了新聞發布會，第一次向公眾講述了自己的故事，並對山口提出民事訴訟。這也是日本第一次有女性願意以公開身份的方式控訴權勢性侵，事件也引發了巨大發反響，並推動了包括修法在內的一系列效應。
但起初，日本社會的輿論不是站在她這邊的。由於山口敬之在日本傳媒界的地位，也沒有新聞機構對此進行深入調查。然而，當追蹤此案長達半年的《紐約時報》報道了她的經歷後，日本《每日新聞》將整個故事「進口」到了本國，終於引發了國內輿論的熱烈反響。這讓伊藤意識到，有時候在國內的時候很難討論的事件或議題，記者或許可以嘗試着從外部開始。「有時候，突破點在別處。」伊藤詩織說。
以自身經歷為基礎，伊藤詩織於2017年出版了《黑箱》一書，講述自己的經歷。然而這本書不是終點，目前旅居英國的伊藤詩織仍堅持訪問性暴力受害者，持續地進行着獨立調查報道，希望不斷尋找最好的方法去報道整個議題。
對於在 #MeToo 運動中新聞人的角色，伊藤詩織認為，只要還有人用權勢進行對弱勢一方的欺壓，進行性暴力，報道就是有必要的，「我們要一直持續報道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