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至29日，第11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在德國漢堡召開。圖為主會場漢堡港口城市大學。圖: Nick Jaussi / nickjaussi.com
9月28日下午，德國漢堡港口城市大學一樓的演講廳里坐了近百人。這是全球深度報道大會中一場名為“Building Asian Investigative Networks”（構建亞洲的調查記者網絡）的活動，沒有特定的議題，沒有固定的分享嘉賓，話筒在一排排座椅之間傳遞。
台灣非營利網絡公益媒體“報導者”的總編輯李雪莉分享了他們與日本調查報道媒體 Waseda Chronicle 合作的專題《跨國追蹤：HPV 疫苗政策下的黑布》；香港大學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創辦人、跨國調查報道項目“全球環境報道合作網絡”（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Collective）的共同創始人陳婉瑩介紹了聯合亞洲、非洲、歐洲等10個國家的記者展開的跨國調查《穿山甲報告》（The Pangolin Reports）；來自印度尼西亞的數據新聞記者在現場邀請參會記者參與到他們每月一次的工作坊分享活動；來自英國巴斯大學的教授介紹，他們正在進行一個關於全球煙草行業的項目，希望與亞洲的行業記者建立聯繫……
演講廳外，來自130多個國家，1700多名新聞工作者、研究者穿梭在不同的會場之間，與陌生的同行展開類似的交流。大家帶着來自不同國家的故事、不同媒體的議題和不同領域的視角，聚集在一起，尋求碰撞或連結。
在為期四天的全球深度報道大會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各種各樣的故事正發生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它們背後有人在持續地追蹤和記錄。且不論在大會上能學到多少調查報道經驗或新聞呈現技術，單是交流本身，就足夠有意義。因為這是打破刻板印象的開始，是相互理解與協同合作的起點。
在交流中撕下標籤、尋求理解
走在漢堡的街頭，取不下來的手環和掛在胸前的參會證是記者們認出彼此的標誌。在開往會場的111路公交車、酒店門口或學校食堂遇到，點頭微笑，一場跨國對話就可能開啟。
來自芬蘭的獨立調查記者 Kaisa Beltran 在閑聊中提到，她了解中國的渠道不多，在西班牙上學時認識了幾個中國朋友，但他們回國之後，雙方就在社交媒體上失去了聯繫。 目前，Kaisa正在三個基金會的支持下，獨立調查、撰寫一本關於西班牙人口販賣的書。她提到，循着一個巨大的地下網絡，很多外國女性被販賣到當地，沒收護照，被迫成為性奴，其中中國人佔比較大的比例。她和另一位女攝影師走進妓院，跟這些女性以及前來購買性服務的男性交談。其間諸多故事和細節也是我不曾了解過的。
來自德國、法國和日本的講者，在第十一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分享她們在對性騷擾、性犯罪的報道中的經驗與心得。圖 via @Mad_Firenze
就算是相同的議題，在不同的環境中也會延伸出不同的生態。在 #MeToo 反性侵運動席捲全球兩年後，來自德國 BuzzFeed News 的記者 Pascale Mueller 、法國獨立記者 Cecile Andrzejewski 和日本 #MeToo 運動的代表人物伊藤詩織坐到一起，分享她們在對性騷擾、性犯罪的報道中的經驗與心得。談及受害者/倖存者的感受和舉證的困難，三位記者都產生了共鳴。
但伊藤詩織講到，在視性醜聞為禁忌的日本，她面臨著更大的阻力。2017年，當 #MeToo 浪潮從美國好萊塢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時，這一話題還很難進入公共討論。一開始，在鮮有本地媒體願意深入調查，伊藤詩織接受了《紐約時報》和BBC等國際媒體報道，直到日本《每日新聞》將故事“進口”，她的遭遇才引起日本社會的關注。這一情況不單單發生在日本，也發生在其他國家，“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伊藤詩織認為，在交流和理解的基礎上，記者或許可以從外部切入這類難以討論的議題，“有時候，突破點在別處。”
競爭還是協作？
在國內媒體行業工作一年，我有一個粗淺的印象：大部分新聞媒體像一座孤島。在資源縮減，商業模式有限的情況下，流量爭奪戰仍在行業間頻繁上演。為了掌握信息的獨家傳播權和控制權，不同媒體間的合作極少，在互相轉載和推薦之外，幾乎無法進一步展開協作式報道。
在國際上，媒體也曾面臨類似的問題，但隨着行業步入艱難的發展時期，原本相互競爭的媒體逐漸開始建立合作，“協同生態”成為普遍現象。在全球深度報道大會中，Collaborative Journalism（協作式新聞）成為一個頻繁出現的關鍵詞。
“如果還沒有參與協作式報道，你就遠遠落後於時代了。” 跨境調查組織 OCCRP（有組織犯罪和腐敗報道項目）的聯合創始人、顧問編輯 Drew Sullivan 在開幕分享“The Challenge Ahead”（面前的挑戰）中說道，未來三到五年，全球新聞行業將繼續經歷巨大變革，速度只會更快。面臨越來越大的阻力，新聞媒體必須合作，尋求更快、更好、性價比更高的報道方式。活動主持人、哥倫比亞大學斯塔比爾調查新聞中心總監 Sheila S. Coronel 曾在 2016年就說過，“新聞記者作為孤膽英雄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在第11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的開幕分享“The Challenge Ahead”（面前的挑戰）。圖：Raphael Hünerfauth - http://huenerfauth.ch
在大會主辦的 250 多場活動之外，來自不同國家的記者自發組織了關於人口販賣、網絡安全以及環境調查等多個議題的小規模討論。參與大會的中國記者們還以中國的海外影響力為主題，組織了一次自由討論。活動之後，大家建立了 WhatsApp 群組，用於尋求幫助和信息共享。大會結束後，記者們離開德國回到各自的媒體，但這個群組仍在活躍。
為了促進協作，許多非營利新聞組織，比如全球深度報道網（GIJN）、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和 OCCRP 等，提供了在線的信息系統。 Drew Sullivan 介紹，除了與多間媒體與調查記者建立合作關係之外，OCCRP 還建立了有組織犯罪的在線資源中心和數據庫，包括庭審記錄、法律條文、研究報告、公司記錄和公開文件等各類資料，面向記者和公眾開放查詢。“當我們搜集的信息越多，我們就能找到更多創造性的方法來篩選信息、找到故事。”
但 Drew 也指出，目前用於協作的工具常常讓人失望，他期待在未來三到五年之內看到協作工具的創新和變革，讓遠程工作的記者們更高效地完成合作報道。
如何進行協作式報道？
在大會中，來自多個國家的記者分享了各自的協作報道作品和經驗，其中，跨國調查項目《穿山甲報告》可以算是最貼近中文媒體語境協作範本。
這是“全球環境報道合作網絡”的第一個跨國調查項目。為了報道環境惡化和物種消失——這個時代最嚴重的兩個問題，來自亞洲、非洲和歐洲的多個媒體通力合作。項目聯合創辦人、香港大學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創辦人陳婉瑩介紹，穿山甲走私問題是一個複雜的、跨越國界的問題，需要了解當地具體情況的本土記者介入，因而促成了這次的跨國合作。
“全球環境報道合作網絡”聯合創辦人、香港大學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創辦人陳婉瑩在第11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分享“穿山甲報告”項目。圖：Joey / GIJN
在良好的媒體關係、相近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標準的基礎上，各個媒體分頭調查，用 Google 文檔共享信息、用 Slack 進行交流、用 Zoom 開會討論。在合作項目中，各家媒體也會生產屬於自己的報道，這部分內容各自負責；但在全球報道中，團隊需要通過協調安排多位記者、編輯、數據記者以及視覺設計師等等，協同完成整體的跨國調查。
在“Cross-Border Projects —— Global Collaborations”（跨境調查項目）的活動中，OCCRP 執行董事 Paul Radu 展示了他們聯合 23家新聞機構進行的調查報道《阿塞拜疆自助洗衣店》，並總結出“Follow the money”類的跨邊界合作報道的六個步驟。其中幾點可以拿出來，供大家參考：
- 在項目初始階段做足準備，先建立一個小型的記者群組對數據進行初步處理，以免浪費後續參與記者的時間。
- 將數據和信息分配給不同地區的記者，但需要強調整體的框架和脈絡。
- 鼓勵各區域記者們的創造性，給予他們充分的空間來測試和挑戰項目的假設。
- 設置過渡性的截止日期，將項目合理劃分階段。
正如“全球環境報道合作網絡”的執行編輯 Patrick Boehler 所說，“協作式報道是數字時代里一種新的新聞生產模式。我們動員全球的資源，讓本土的新聞報道更有力度。”
在當前的行業環境中，想讓新聞媒體頂住流量的吸引和競爭的壓力進行協作報道可能並不容易，但從長遠來看，協作才能共贏。在這個資源減少、阻力漸增的時代，協作式報道不僅是獨立媒體的生存法則，更是生產“負責任的新聞”的重要方法，重塑媒體生態的關鍵。
作者王丹妮，搜狐新聞極晝工作室記者，她也是第11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獎學金獲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