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6日至29日，第11届全球深度报道大会在德国汉堡召开。图：Nina Weymann
世界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平。即便我们都是记者，都有刨根问底、每天阅读大量信息的习惯，坐在一起，还是会在大大小小的议题上显现出一条隐形的鸿沟。这条鸿沟不光是政治议题、工作环境，也有思维习惯、文化背景造成的区别。
在汉堡，我见到了来自全球的记者，越交流越知道，永远要警惕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
1.
「伊藤诗织胜诉了！」12月19日中午，我的朋友圈被这则消息刷屏，很多微信好友都在庆祝这则消息：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起诉前 TBS 华盛顿分局长山口敬之对其实施性暴力，这则官司持续了四年，终于有了结果，法院判决山口敬之需向伊藤诗织支付330万日元的赔偿金。
发朋友圈加入庆祝队伍时，我找到了今年9月末在汉堡，在全球深度报道大会上拍的一张伊藤诗织。那是一场关于如何报道性骚扰/性侵案件的分享，伊藤诗织是三位女性主讲人之一，也是在场我们几位中国记者最期待见到的嘉宾。
伊藤诗织讲，她夏天刚刚在中国结束了一轮《黑箱》的读者见面会，这本书记录了她被性侵和去起诉的过程。最早，她听说过2015年中国「女权五女」事件，以为中国的女权环境会非常恶劣，这本书不会有中文版，没想到很顺利就出版了；来中国巡讲之前，出版方很谨慎，反复叮嘱她，不要提 feminism 这个词，讲座时要强调这个故事的日本背景，以保证巡讲的安全。
出乎预料的是，在不同城市、在不同的书店里，每次轮到读者发言环节，所有人都在讲中国。伊藤诗织非常惊讶，这些中国读者站起来告诉她：同样的故事也在中国上演，这不是日本自己的问题，这在中国、美国、全世界都是一样的，这是女性共同的斗争。
来自德国、法国和日本的讲者，在第十一届全球深度报道大会分享她们在对性骚扰、性犯罪的报道中的经验与心得。图 via @Mad_Firenze
那个汉堡秋日的清晨湿冷、安静。讲座教室有巨大的落地窗，阳光打在海面上，折射出一片细碎的金光。我开始有点困了，这场讲座的交流没有太新鲜的内容，反性侵、反性骚扰，女性共同体……这些信息对我来说已经很熟悉了。教室里一大半座位都是空的，可能是清晨第一节的时间太早，也可能是 #MeToo 的话题已经不够前卫，听众大多是女性，这更像是女性记者们在一起互相打气。
直到最后的提问环节，一个塞尔维亚女记者走到话筒前，她二十七、八岁，扎马尾辫，衣着清爽，张口却问了一个过于基础的问题：你们是怎么开始这些选题的呢？
她问，你们编辑部的男性领导层不会忽视这些话题吗？你们怎么说服他们去报道这种新闻？新闻一旦报道出来，你们的媒体不会遭到社会抗议吗？
我从瞌睡中瞬间清醒，扭头看着这个提问的女生。她的英语很流利，提问也很有逻辑，打扮看起来也跟我们差不多，然而我看到了一条隐形的鸿沟：女生最后说，在塞尔维亚，还没有人提 #MeToo 这个话题。
站在报道大会的会场，身边的人看起来如此相似：满屋子的黑框眼镜、运动鞋、轻便休闲装，大家带着轻薄的笔记本电脑，随时能找到一张食堂的桌子，或者一块空闲的地面席地而坐，喝一口咖啡开始干活儿——来自全世界的记者们工作的架势都高度雷同，可一开口聊天，鸿沟总会即刻出现。
这条隐形的鸿沟，不光是 #MeToo 的运动普及程度，还有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对欧洲难民潮、企业工会、特朗普、香港……各种议题的认知上。哪怕是一起排队等待午餐的烤鸡胸肉，随口的几句闲聊，这条鸿沟也会隐隐地显露出来，而且远比我想象中要宽。
2.
「特朗普以一个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的形象赢得了总统大选。他长期以来一直坚称，他的父亲、传奇的纽约建造商弗雷德·C·特朗普(Fred C. Trump)几乎没有给他提供任何经济帮助。
但时报基于大量的保密纳税申报单和财务记录进行的调查显示，特朗普从他父亲的房地产帝国获得了以今日价格为计至少4.13亿美元的财产，财产的转移从他蹒跚学步时开始，一直到持续到今天。」
告别伊藤诗织，我和朋友们去了一场叫「特朗普时代的调查报道」的讲座。在讲座上，来自纽约时报的记者 Russ Buettner 跟同行们分享了这篇《特朗普家族「逃税门」》的制作经验。这篇稿子有3名作者，他们来自纽约时报最高精尖的调查报道团队。3人花费了一年时间，揭露了特朗普财富积累过程中涉及的逃税问题，这也戳破了特朗普一直以来「白手起家」人设的虚伪。
这场分享非常详细，PPT 上列举的贴士都长达数页。比如团队回去搜索二三十年前的纸质会计记录，统计上面出现过的名字，拿着这份名单，把他们当做信源一个一个逐步突破，陆陆续续要到大量的旧发票记录。
记者们要学习财务术语，要熟记手头资料的时间、人名、项目内容等琐碎的细节，还要去采访涉及行业里的独立专家，要提前了解这些信源的个人情况，其中了解的情况详细到，他们离职时的职位、目前社交网络上呈现的政治倾向、目前和你采访对象的关系、他们是否曾经签署过保密协定，如果签过，那他们破坏协定的代价是什么……
这些技巧让我大开眼界，但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个隐形的鸿沟：我从来没有，也不会用这些方法做稿子的。一是领域不同，二是媒体环境截然不同。坐在这看这些硬核的调查技巧，有点像观赏屠龙之技。
Russ Buettner 在分享中展示了纽约时报为这篇稿子做的动画视频：
在轻巧的架子鼓声里，旁白是特朗普在不同场合里发言的集合，他一直在信誓旦旦地讲自己如何赤手空拳建立了财富帝国，「我父亲从未给我任何一个子儿」。而画面上，镜头不紧不慢地在纽约的黑白 3D 图上滑过，一个一个接一个地，绿色高亮光标标注出老特朗普赠予儿子的地块，和这些地块高昂的市场价格。
根据统计，特朗普从父亲那里获得了1.773亿美元的财富。而特朗普画外音的最后一句依然是：「没人帮助我，我自己缔造了这一切。」
视频结束时，全场记者大笑，纷纷鼓掌。Buettner 也感到自豪，这篇报道获得了2018年普利策解释性报道奖，而这条制作精良的视频，「我无论第几次看都不嫌多。」
当天下午，在跟一位驻美工作的中国同行聊天时，我复述了这场讲座的内容，感慨美国调查新闻的开放度和那条视频带来的震撼体验。然而当我说完，同行有不同意见：特朗普自称没从父亲那继承财富，这在美国是人人心知肚明的谎言。花了一年时间戳破这么一条谎言，然后呢？这么珍贵的团队，把这一年时间投入到更有突破性的选题上，不是更有价值吗？
又一条鸿沟出现了。对美国媒体的调查性报道、对普利策新闻奖，其实我也是带有刻板印象的，全然以一种「高水平」、「完全合理」的角度来看待。从未想过这些稿子也有其弱点，像国内的很多中文稿子一样， 价值、意义、文本独特性、社会反响，常常并不是统一的事情。
3.
参加大会之前，中文世界的记者们都在会议 App 上相互介绍。我说完个人信息后，表示期待能在这场会议上寻找一种工作的意义。
「工作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最近一年反复困扰我的问题。国内舆论环境的持续收缩，大家有目共睹，具体到一个小编辑部内，是选题范围的持续收缩。过去我还认为，不管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纵深的方向持续挖掘下去，最终能找到一个社会共通的思考角度。然而，今年我反复意识到，这种收缩最可怕的，是让视野不自知地变得狭窄。想想过去这个夏天吧，打开媒体的公众号，一窝蜂全在写乐队的夏天，写盲盒、写炒鞋、写流量，这些话题真的有那么强的影响力，以至于霸住所有媒体的版面吗？我们当然清楚，写这些话题是因为安全，操作容易。时间长了，同类的轻飘飘的选题越来越多，我们已经陷入了一种思维惰性。
汉堡这次三天半的课程，很多与中国的操作并不兼容，比如有课程会详细教授如何在网上调查一个人：如果他的 Facebook 上锁了，你怎么从点赞互动的人里梳理出他的亲朋好友，再顺着好友目录去了解他的资料。比如怎么用 Skype 的通话 IP 地址，找到一个逃犯的窝藏的国家。这些在中国都不适用，而我们擅长的，是如何用一个小线索，配合天眼查、微博、支付宝等等中国网站，去核实采访对象的个人信息。
BBC 调查专家 Paul Myers 在第11届全球深度报道大会上分享调查经验。图：Nick Jaussi
对我而言，更多的收获来自课间的交流。在大会结束的前一晚，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记者们聚到了一起，围着一张食堂的长餐桌热烈地交流了一个多小时，鸿沟在这里也不时出现。
比如香港的记者们讲起，他们正在面对假新闻的新困境：许多营销公司、网络账号正在批量炮制假新闻，他们的编辑部每天都要纠结，版面有限，到底是用来发布新消息，还是用来辟谣？不辟谣，耸人听闻的假消息有巨大社会危害。辟谣，会让营销账号持续污染媒体议程，且容易让更多人知道假新闻是什么。
大陆编辑部尚未面对假新闻泛滥的困境，我们的战场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一条重磅调查报道之前，编辑部要花漫长时间调查某家医疗公司的靠山，判断这个报道是否能正常传播。在发布之前，记者们要花一整天时间开会，反复调整标题的字词，保证报道能在朋友圈吸引眼球，得到匹配的传播度。
这张长桌上，有些人是前同事、是网友，大家都在讲普通话，但聊起工作，面临的完全是不同的媒体环境。即便是一些共同知晓的新闻事件，每个人掌握的背景信息、理解方式，也千差万别。
而在长桌之外，午餐跟德国女记者聊天，我听了一会儿才理解她讲的「Union」是指本地工会，她要跟我们科普，一本工会创办的杂志到底能为汉堡市民做什么；旁边的芬兰女记者要去西班牙调查移民性奴隶，性奴隶这个话题很好懂，但她花了更多时间去跟其他人解释，为什么在荷兰一个自由撰稿能同时申请到几家基金会的奖学金，赞助自己想要做的调查报道。
在另一场午餐时，我又找到那位塞尔维亚女记者，跟她介绍了中国 #MeToo 运动的发展，她好奇的是，为什么一篇网稿也能被 404，「你们都发布到网站上了，怎么可能看不到呢？」一旁的印度记者小哥耸耸肩：这个我倒是很懂。
宗教杂志、非洲气候难民、印度的女性权益、汉堡的穆斯林群体……很多话题看起来简单，真的聊上两句，就发现有太多背景信息都在我的视野范围之外。在我做记者的第7年，我已经去过不同的大洲，见识过发达和不发达国家，以为对许多事情有最基础的认知。然而在汉堡的这几天，我不断地发现，世界没有想象中那么平，即便我们都是记者，都有刨根问底、每天阅读大量信息的习惯，坐在一起，还是会在大大小小的议题上显现出一条隐形的鸿沟。这条鸿沟不光是政治议题、工作环境，也有思维习惯、文化背景造成的差异。
其实到最后，我也没找到「工作的意义」，不同的编辑部有各自的困境，对「选题的意义」解读也完全不同。但我确实要说，在汉堡的这几天，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露出的缝隙，这个缝隙需要我们自己去撬动，去往外挤，首先要做的，就是永远要警惕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
作者熊阿姨是《智族 GQ》杂志记者，曾就职于《三联生活周刊》。她也是第11届全球深度报道大会奖学金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