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6日至29日，第11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在德國漢堡召開。圖：Nina Weymann
世界並沒有我想象的那麼平。即便我們都是記者，都有刨根問底、每天閱讀大量信息的習慣，坐在一起，還是會在大大小小的議題上顯現出一條隱形的鴻溝。這條鴻溝不光是政治議題、工作環境，也有思維習慣、文化背景造成的區別。
在漢堡，我見到了來自全球的記者，越交流越知道，永遠要警惕地意識到自己的局限性。
1.
「伊藤詩織勝訴了！」12月19日中午，我的朋友圈被這則消息刷屏，很多微信好友都在慶祝這則消息：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起訴前 TBS 華盛頓分局長山口敬之對其實施性暴力，這則官司持續了四年，終於有了結果，法院判決山口敬之需向伊藤詩織支付330萬日元的賠償金。
發朋友圈加入慶祝隊伍時，我找到了今年9月末在漢堡，在全球深度報道大會上拍的一張伊藤詩織。那是一場關於如何報道性騷擾/性侵案件的分享，伊藤詩織是三位女性主講人之一，也是在場我們幾位中國記者最期待見到的嘉賓。
伊藤詩織講，她夏天剛剛在中國結束了一輪《黑箱》的讀者見面會，這本書記錄了她被性侵和去起訴的過程。最早，她聽說過2015年中國「女權五女」事件，以為中國的女權環境會非常惡劣，這本書不會有中文版，沒想到很順利就出版了；來中國巡講之前，出版方很謹慎，反覆叮囑她，不要提 feminism 這個詞，講座時要強調這個故事的日本背景，以保證巡講的安全。
出乎預料的是，在不同城市、在不同的書店裡，每次輪到讀者發言環節，所有人都在講中國。伊藤詩織非常驚訝，這些中國讀者站起來告訴她：同樣的故事也在中國上演，這不是日本自己的問題，這在中國、美國、全世界都是一樣的，這是女性共同的鬥爭。
來自德國、法國和日本的講者，在第十一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分享她們在對性騷擾、性犯罪的報道中的經驗與心得。圖 via @Mad_Firenze
那個漢堡秋日的清晨濕冷、安靜。講座教室有巨大的落地窗，陽光打在海面上，折射出一片細碎的金光。我開始有點困了，這場講座的交流沒有太新鮮的內容，反性侵、反性騷擾，女性共同體……這些信息對我來說已經很熟悉了。教室里一大半座位都是空的，可能是清晨第一節的時間太早，也可能是 #MeToo 的話題已經不夠前衛，聽眾大多是女性，這更像是女性記者們在一起互相打氣。
直到最後的提問環節，一個塞爾維亞女記者走到話筒前，她二十七、八歲，扎馬尾辮，衣着清爽，張口卻問了一個過於基礎的問題：你們是怎麼開始這些選題的呢？
她問，你們編輯部的男性領導層不會忽視這些話題嗎？你們怎麼說服他們去報道這種新聞？新聞一旦報道出來，你們的媒體不會遭到社會抗議嗎？
我從瞌睡中瞬間清醒，扭頭看着這個提問的女生。她的英語很流利，提問也很有邏輯，打扮看起來也跟我們差不多，然而我看到了一條隱形的鴻溝：女生最後說，在塞爾維亞，還沒有人提 #MeToo 這個話題。
站在報道大會的會場，身邊的人看起來如此相似：滿屋子的黑框眼鏡、運動鞋、輕便休閑裝，大家帶着輕薄的筆記本電腦，隨時能找到一張食堂的桌子，或者一塊空閑的地面席地而坐，喝一口咖啡開始幹活兒——來自全世界的記者們工作的架勢都高度雷同，可一開口聊天，鴻溝總會即刻出現。
這條隱形的鴻溝，不光是 #MeToo 的運動普及程度，還有對氣候變化的認知，對歐洲難民潮、企業工會、特朗普、香港……各種議題的認知上。哪怕是一起排隊等待午餐的烤雞胸肉，隨口的幾句閑聊，這條鴻溝也會隱隱地顯露出來，而且遠比我想象中要寬。
2.
「特朗普以一個白手起家的億萬富翁的形象贏得了總統大選。他長期以來一直堅稱，他的父親、傳奇的紐約建造商弗雷德·C·特朗普(Fred C. Trump)幾乎沒有給他提供任何經濟幫助。
但時報基於大量的保密納稅申報單和財務記錄進行的調查顯示，特朗普從他父親的房地產帝國獲得了以今日價格為計至少4.13億美元的財產，財產的轉移從他蹣跚學步時開始，一直到持續到今天。」
告別伊藤詩織，我和朋友們去了一場叫「特朗普時代的調查報道」的講座。在講座上，來自紐約時報的記者 Russ Buettner 跟同行們分享了這篇《特朗普家族「逃稅門」》的製作經驗。這篇稿子有3名作者，他們來自紐約時報最高精尖的調查報道團隊。3人花費了一年時間，揭露了特朗普財富積累過程中涉及的逃稅問題，這也戳破了特朗普一直以來「白手起家」人設的虛偽。
這場分享非常詳細，PPT 上列舉的貼士都長達數頁。比如團隊回去搜索二三十年前的紙質會計記錄，統計上面出現過的名字，拿着這份名單，把他們當做信源一個一個逐步突破，陸陸續續要到大量的舊發票記錄。
記者們要學習財務術語，要熟記手頭資料的時間、人名、項目內容等瑣碎的細節，還要去採訪涉及行業里的獨立專家，要提前了解這些信源的個人情況，其中了解的情況詳細到，他們離職時的職位、目前社交網絡上呈現的政治傾向、目前和你採訪對象的關係、他們是否曾經簽署過保密協定，如果簽過，那他們破壞協定的代價是什麼……
這些技巧讓我大開眼界，但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個隱形的鴻溝：我從來沒有，也不會用這些方法做稿子的。一是領域不同，二是媒體環境截然不同。坐在這看這些硬核的調查技巧，有點像觀賞屠龍之技。
Russ Buettner 在分享中展示了紐約時報為這篇稿子做的動畫視頻：
在輕巧的架子鼓聲里，旁白是特朗普在不同場合里發言的集合，他一直在信誓旦旦地講自己如何赤手空拳建立了財富帝國，「我父親從未給我任何一個子兒」。而畫面上，鏡頭不緊不慢地在紐約的黑白 3D 圖上滑過，一個一個接一個地，綠色高亮光標標註出老特朗普贈予兒子的地塊，和這些地塊高昂的市場價格。
根據統計，特朗普從父親那裡獲得了1.773億美元的財富。而特朗普畫外音的最後一句依然是：「沒人幫助我，我自己締造了這一切。」
視頻結束時，全場記者大笑，紛紛鼓掌。Buettner 也感到自豪，這篇報道獲得了2018年普利策解釋性報道獎，而這條製作精良的視頻，「我無論第幾次看都不嫌多。」
當天下午，在跟一位駐美工作的中國同行聊天時，我複述了這場講座的內容，感慨美國調查新聞的開放度和那條視頻帶來的震撼體驗。然而當我說完，同行有不同意見：特朗普自稱沒從父親那繼承財富，這在美國是人人心知肚明的謊言。花了一年時間戳破這麼一條謊言，然後呢？這麼珍貴的團隊，把這一年時間投入到更有突破性的選題上，不是更有價值嗎？
又一條鴻溝出現了。對美國媒體的調查性報道、對普利策新聞獎，其實我也是帶有刻板印象的，全然以一種「高水平」、「完全合理」的角度來看待。從未想過這些稿子也有其弱點，像國內的很多中文稿子一樣， 價值、意義、文本獨特性、社會反響，常常並不是統一的事情。
3.
參加大會之前，中文世界的記者們都在會議 App 上相互介紹。我說完個人信息後，表示期待能在這場會議上尋找一種工作的意義。
「工作的意義」是什麼，這是最近一年反覆困擾我的問題。國內輿論環境的持續收縮，大家有目共睹，具體到一個小編輯部內，是選題範圍的持續收縮。過去我還認為，不管在什麼樣的範圍內，我們都可以找到一個縱深的方向持續挖掘下去，最終能找到一個社會共通的思考角度。然而，今年我反覆意識到，這種收縮最可怕的，是讓視野不自知地變得狹窄。想想過去這個夏天吧，打開媒體的公眾號，一窩蜂全在寫樂隊的夏天，寫盲盒、寫炒鞋、寫流量，這些話題真的有那麼強的影響力，以至於霸住所有媒體的版面嗎？我們當然清楚，寫這些話題是因為安全，操作容易。時間長了，同類的輕飄飄的選題越來越多，我們已經陷入了一種思維惰性。
漢堡這次三天半的課程，很多與中國的操作並不兼容，比如有課程會詳細教授如何在網上調查一個人：如果他的 Facebook 上鎖了，你怎麼從點贊互動的人里梳理出他的親朋好友，再順着好友目錄去了解他的資料。比如怎麼用 Skype 的通話 IP 地址，找到一個逃犯的窩藏的國家。這些在中國都不適用，而我們擅長的，是如何用一個小線索，配合天眼查、微博、支付寶等等中國網站，去核實採訪對象的個人信息。
BBC 調查專家 Paul Myers 在第11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上分享調查經驗。圖：Nick Jaussi
對我而言，更多的收穫來自課間的交流。在大會結束的前一晚，大陸、香港、台灣三地的記者們聚到了一起，圍着一張食堂的長餐桌熱烈地交流了一個多小時，鴻溝在這裡也不時出現。
比如香港的記者們講起，他們正在面對假新聞的新困境：許多營銷公司、網絡賬號正在批量炮製假新聞，他們的編輯部每天都要糾結，版面有限，到底是用來發布新消息，還是用來闢謠？不闢謠，聳人聽聞的假消息有巨大社會危害。闢謠，會讓營銷賬號持續污染媒體議程，且容易讓更多人知道假新聞是什麼。
大陸編輯部尚未面對假新聞泛濫的困境，我們的戰場在微信公眾號，發布一條重磅調查報道之前，編輯部要花漫長時間調查某家醫療公司的靠山，判斷這個報道是否能正常傳播。在發布之前，記者們要花一整天時間開會，反覆調整標題的字詞，保證報道能在朋友圈吸引眼球，得到匹配的傳播度。
這張長桌上，有些人是前同事、是網友，大家都在講普通話，但聊起工作，面臨的完全是不同的媒體環境。即便是一些共同知曉的新聞事件，每個人掌握的背景信息、理解方式，也千差萬別。
而在長桌之外，午餐跟德國女記者聊天，我聽了一會兒才理解她講的「Union」是指本地工會，她要跟我們科普，一本工會創辦的雜誌到底能為漢堡市民做什麼；旁邊的芬蘭女記者要去西班牙調查移民性奴隸，性奴隸這個話題很好懂，但她花了更多時間去跟其他人解釋，為什麼在荷蘭一個自由撰稿能同時申請到幾家基金會的獎學金，贊助自己想要做的調查報道。
在另一場午餐時，我又找到那位塞爾維亞女記者，跟她介紹了中國 #MeToo 運動的發展，她好奇的是，為什麼一篇網稿也能被 404，「你們都發布到網站上了，怎麼可能看不到呢？」一旁的印度記者小哥聳聳肩：這個我倒是很懂。
宗教雜誌、非洲氣候難民、印度的女性權益、漢堡的穆斯林群體……很多話題看起來簡單，真的聊上兩句，就發現有太多背景信息都在我的視野範圍之外。在我做記者的第7年，我已經去過不同的大洲，見識過發達和不發達國家，以為對許多事情有最基礎的認知。然而在漢堡的這幾天，我不斷地發現，世界沒有想象中那麼平，即便我們都是記者，都有刨根問底、每天閱讀大量信息的習慣，坐在一起，還是會在大大小小的議題上顯現出一條隱形的鴻溝。這條鴻溝不光是政治議題、工作環境，也有思維習慣、文化背景造成的差異。
其實到最後，我也沒找到「工作的意義」，不同的編輯部有各自的困境，對「選題的意義」解讀也完全不同。但我確實要說，在漢堡的這幾天，我看到了一個更大的世界露出的縫隙，這個縫隙需要我們自己去撬動，去往外擠，首先要做的，就是永遠要警惕地意識到自己的局限性。
作者熊阿姨是《智族 GQ》雜誌記者，曾就職於《三聯生活周刊》。她也是第11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獎學金獲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