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6日至29日，第11届全球深度报道大会在德国汉堡召开。图：Raphael Hünerfauth
今年六月，我向工作单位递交辞呈，准备赴德国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项目，主题是中国投资在德国及欧洲的状况。当我还在摸索从记者到研究者的身份转变时，幸运地获知我获得了将在汉堡举办的第十一届全球深度报道大会的奖学金。我想，我来说这是一个叩响研究领域大门的绝佳契机，也可以了解到欧洲同行在这一话题上的耕耘生态，以及启发我如何更好地将调查记者的手艺嫁接到研究人员的方法论上。
于我而言，无论是探究资本脉络还是开始在别国生活，都是全新的人生体验。在北京报道国际新闻时，我直观感受到的世界是被新闻议程放大的、碎片式的和有着深刻隔阂的。在媒体上看到的故事往往和短暂空降到现场的观察形成鲜明反差，这可以称之为是一种新闻界的海森堡不确定效应。我决定转变角色的一个私心也是希望通过在地研究者的便利，沉淀更多细节丰富的素材和见解，尽可能突破这种新闻标尺对事实测不准的难题。
比如，谈到中德间经济领域话题，大家会顺势联想到近几年中资企业对德国高科技公司的所谓并购狂买潮，造成一种黄皮肤中国人握着大把钞票买空日耳曼工业掌上明珠的威胁感。熟谙中德交流情况的双边人士会对这种充满漫画感的想象一笑了之，多数投资案例是双方你情我愿的商业结果，但这却不妨碍很多普通德国人买账。而中国读者、甚至记者的对事实的把握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在长期正面的大国海外形象的信息浸染里，会夸大中国在德国社会的存在感和影响力。
就拿大会的举办地汉堡来说，中德间对外贸易中超过一半都要经过这座易北河畔的大港，汉堡港吞吐的集装箱中，每三个就有一个是来自或去往中国的。但穿梭在这座拥有欧洲最多桥梁的城市中，我很难感同这里真正有几座理解的桥梁通向中国，“经热”并不意味着能直接传导到其他领域。
让我感到略微意外的是，不少在大会上闲聊的欧洲记者都熟谙中国在自己国家的经济存在，并有强烈调查深究具体项目的兴趣。我就是从一位芬兰商业记者那里了解到由中资基金投资、三家中企承建的塔林-赫尔辛基海底隧道项目，若建成，这条全长103公里的高速铁路隧道将创造世界之最，是英吉利海峡隧道的两倍。这个项目目前仅停留在签署完备忘录的阶段，但在国内报端上已被塑造为中国工程“走出去”的例子和“一带一路”项目在北欧的重要项目。
最长最大、旗舰、标杆、示范性、连接亚欧、合作共赢。我们似乎经常用到这些词来描述一个中国的海外投资或工程项目，但这种威风凛凛下有一种缺乏人性的空洞疏离感，抹去了人存在的痕迹。就拿这条隧道来说，主要推动者、芬兰商人彼得·维斯特巴卡（Peter Vesterbacka）是个模仿伊隆·马斯克（Elon Musk）的科幻色彩梦想家。他没有任何工程基建经验，学市场出身，履历上最卓著的头衔是游戏开发公司 Rovio 的首席营销官。Rovio 曾成功发行风靡全球的《愤怒的小鸟》，实际上，维斯特巴卡对中国的最初实地印象就得益于到中国推广这款游戏。
建隧道只是维斯特巴卡远大理想的第一步，他还要在中间建人工岛，培育赫尔辛基科技中心，打造北欧硅谷。他以风投的逻辑来筹措项目资金，试图像初创公司一样分阶段融资，而不是惯常地一次性融资。这笔170亿美元的项目巨款大部分会来自中国私募，而非两国政府或欧盟的公共资金。项目早期的环评细节都还没有敲定，维斯特巴卡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卖票了，很多人质疑预计2024年完工的想法根本不现实。维斯特巴卡的脚步没有因责难而停下，他穿着有利于打造个人品牌的大红色连帽衫，持续活跃在演讲台前。
了解到“人”的故事后，我们才对这项百亿工程产生了特殊且复杂的感情，审视它的眼光也会更社会性一些。相同原理，我在大会期间旁听了一场名为“让大数据更有意义更人性化”（Making Big Numbers Meaningful/Human Scale）的经验分享，讲者是得过普利策奖、主要研究税务话题的美国调查记者 David Cay Johnston。他的秘密工具是一张可以进行除法运算的电子表格，将万亿级的数字分摊到个体身上，从而展示出冰冷数字背后每个分母的力量。
比如，假设某城市拨款给公园管理的年度预算是176,500,000美元，而城市纳税居民有4,000,000人，通过简单的除法运算，平均每个居民每年要负担44美元，再除以365天，差不多每天每人要花0.12美元。而我们也可以进行数字的横向对比，每年警察治安拨款为1,400,000,000美元，居民每人每年负担350美元，每天则为0.96美元。进一步运用百分比来“摆弄”被降格的小数字，公园相对于警察预算的比率约为13%，我们则可以在解读城市年度预算的文章写下这样的句子：花在警察身上的每一美元相当于花在公园上的13美分。经过这样的数字处理技巧，读者就对政府花销有了更日常的体会。
我向主讲人提问，举例若是报道造价几十亿美元的铁路建设工程，怎样把这种大数字分解地更具人情味？David Cay Johnston 信手拈来，可以去除轨道总公里数，看看铁道每公里花费多少钱，本地纳税人每人要分担多少钱；可以加入货运总量、今后十年客运总量的元素；也可以考察铁路要消耗多少能源，每公里排放多少二氧化碳等等。这样打打算盘理理账，时刻谨记追问项目的回报，若从数字上发觉回报不如预期，就要去发掘政府仍坚持上马项目的背后原因，比如是否扶持一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之类。
让我系统性地增加对中国赴欧投资话题的认识来自于 Patrick Boehler 在“调查中国：公司、手机应用和人”(Investigating China: Companies, Apps, People) 座谈中的分享。他首先强调记者应摒弃常见的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来自中国的投资并不一定就是国家政府支持的、掠夺性的、腐败的甚至牵涉犯罪的，除非有很扎实的调查证据来佐证这些论断。决策机构对华议程主要关注点为企业中党和政府的角色，投资作为政治和地缘影响力的工具，以及缺乏市场准入对等及公平竞争。这种“怨言”从走马上任的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求职演讲中可见一斑，她没有指名道姓地说：“一些国家正转向威权体制，一些国家正购买全球影响力，通过投资港口道路让他国依附于他们。”
在这种大背景下，Boehler 罗列一些调查中国投资的记者可以重点关注的话题，比如国家竞争力及技术领导力，与安全相关的关键基建及敏感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欧洲内部的政治分歧，以及欧洲各国间对投资的竞争等等。毕竟欧洲并非铁板一块，南欧及中东欧国家与西欧有着迥异的经济环境和技术进步实力。我认为欧盟对华投资的态度带着愈来愈明显的德国色彩，从欧洲商会工商界高调要求中国市场对等互惠，到建立对中企在关键基建及技术领域投资的行政介入审查机制，再到对华为参与 5G 基建的态度，欧盟的最终决策不约而同都与德国的先前立场相吻合。
Boehler 也提及描绘中国在欧洲影响力的一个微观侧面——中企对布鲁塞尔的游说活动，其中以华为最为卓著，2018年财年游说金额达到283.5万欧元，名下登记的获准进入欧洲议会大厦开展游说活动的人数达到14人，自2015年与欧委会委员或内阁成员在案会面次数达到46次。但这个公开数据与美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公司动辄上亿的游说投入比起来，非常小巫见大巫。而除去华为在游说这场公开赛事上略微“上道”的表现，其他中企对于游说的投入和摸索还处于襁褓阶段。
根据欧盟廉洁观察（EU Integrity Watch）对机构或个人自愿在欧盟游说监管机构透明度注册处登记的资料整理，有名有姓参与欧盟游说活动的中企或机构不超过10家，而在布鲁塞尔注册的游说组织和个体总数量已达到11923个。有趣的是，除了华为、阿里巴巴、中兴、大疆这些响当当的公司，备案里还有一个叫“史宏伟”的个人登记条目，2018财年他花了1-2.5万欧元参与游说。在登记页面上，这个来自广东江门的中国人称，对“批量生产合规”以及与现行欧盟新方案间的差距研究完全出于他的个人兴趣，没有任何客户和收入，甚至为了继续研究，他放弃了一些全职工作机会。
我此前的媒体公司世界说的同事曾和史宏伟接触并聊了一下他以一人之力游说欧盟背后的故事。这个工程专业背景出身的技术员工在2000年进入认证行业，先后在两家外资机构工作，为出口欧洲的中国工厂提供产品合规认证服务。2007年，美国、欧盟、加拿大等地区发生对中国生产的劣质出口产品实行回收、退货、销毁或不收货等连串事件，涉及玩具、牙膏、汽车、宠物食品等多个种类，一时间“中国制造”成为各国唯恐避之不及的标签。但史宏伟研究认为，欧盟关于产品进口的政策顶层设计存在漏洞，由于中欧间法律观念及商业环境等差异，欧盟制定的产品安全规则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产品出口商。
此后，他密切关注欧盟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和产品安全及市场监管领域的立法提案，积极与有关专家及官员保持邮件往来，努力厘清各国党派及工商利益群体在这一话题上的站队。2016年11月，史宏伟受邀参加在布鲁塞尔举办的产品安全国际峰会，但欧委会的官员告诉他，要想自己的发言被欧盟参考重视，就要在官方透明度注册处登记，成为一名在案的“说客”。长期接触走访中国工厂的经历以及与欧盟政策圈的互动沟通，让史宏伟在中欧产品安全问题这个格外细分的领域上愈发资深。他说，真正的走出去不只是把东西卖到全球去，管理者要有责任和兴趣去关心其他国家地区消费者和政客在想什么、喜好什么、追求什么，前提是自身要有专业的见解，能够认同理解，最后形成的方案才能被纳入对方考量的范围。
他个人的专业精神和眼界很触动我。正如 Boehler 在分享的最后说到，当然我们不仅仅应该只看到金钱、政治、犯罪，还应该看到中国投资背后的企业家精神，韧性，还有希望。
（张涵宇、宁卉对本文亦有帮助）
作者张梦圆是2019年德国总理奖学金获得者，也是第11届全球深度报道大会奖学金获得者，她此前供职于财新世界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