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6日至29日，第11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在德國漢堡召開。圖：Raphael Hünerfauth
今年六月，我向工作單位遞交辭呈，準備赴德國進行為期一年的研究項目，主題是中國投資在德國及歐洲的狀況。當我還在摸索從記者到研究者的身份轉變時，幸運地獲知我獲得了將在漢堡舉辦的第十一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的獎學金。我想，我來說這是一個叩響研究領域大門的絕佳契機，也可以了解到歐洲同行在這一話題上的耕耘生態，以及啟發我如何更好地將調查記者的手藝嫁接到研究人員的方法論上。
於我而言，無論是探究資本脈絡還是開始在別國生活，都是全新的人生體驗。在北京報道國際新聞時，我直觀感受到的世界是被新聞議程放大的、碎片式的和有着深刻隔閡的。在媒體上看到的故事往往和短暫空降到現場的觀察形成鮮明反差，這可以稱之為是一種新聞界的海森堡不確定效應。我決定轉變角色的一個私心也是希望通過在地研究者的便利，沉澱更多細節豐富的素材和見解，儘可能突破這種新聞標尺對事實測不準的難題。
比如，談到中德間經濟領域話題，大家會順勢聯想到近幾年中資企業對德國高科技公司的所謂併購狂買潮，造成一種黃皮膚中國人握着大把鈔票買空日耳曼工業掌上明珠的威脅感。熟諳中德交流情況的雙邊人士會對這種充滿漫畫感的想象一笑了之，多數投資案例是雙方你情我願的商業結果，但這卻不妨礙很多普通德國人買賬。而中國讀者、甚至記者的對事實的把握也沒有好到哪裡去，在長期正面的大國海外形象的信息浸染里，會誇大中國在德國社會的存在感和影響力。
就拿大會的舉辦地漢堡來說，中德間對外貿易中超過一半都要經過這座易北河畔的大港，漢堡港吞吐的集裝箱中，每三個就有一個是來自或去往中國的。但穿梭在這座擁有歐洲最多橋樑的城市中，我很難感同這裡真正有幾座理解的橋樑通向中國，“經熱”並不意味着能直接傳導到其他領域。
讓我感到略微意外的是，不少在大會上閑聊的歐洲記者都熟諳中國在自己國家的經濟存在，並有強烈調查深究具體項目的興趣。我就是從一位芬蘭商業記者那裡了解到由中資基金投資、三家中企承建的塔林-赫爾辛基海底隧道項目，若建成，這條全長103公里的高速鐵路隧道將創造世界之最，是英吉利海峽隧道的兩倍。這個項目目前僅停留在簽署完備忘錄的階段，但在國內報端上已被塑造為中國工程“走出去”的例子和“一帶一路”項目在北歐的重要項目。
最長最大、旗艦、標杆、示範性、連接亞歐、合作共贏。我們似乎經常用到這些詞來描述一個中國的海外投資或工程項目，但這種威風凜凜下有一種缺乏人性的空洞疏離感，抹去了人存在的痕迹。就拿這條隧道來說，主要推動者、芬蘭商人彼得·維斯特巴卡（Peter Vesterbacka）是個模仿伊隆·馬斯克（Elon Musk）的科幻色彩夢想家。他沒有任何工程基建經驗，學市場出身，履歷上最卓著的頭銜是遊戲開發公司 Rovio 的首席營銷官。Rovio 曾成功發行風靡全球的《憤怒的小鳥》，實際上，維斯特巴卡對中國的最初實地印象就得益於到中國推廣這款遊戲。
建隧道只是維斯特巴卡遠大理想的第一步，他還要在中間建人工島，培育赫爾辛基科技中心，打造北歐硅谷。他以風投的邏輯來籌措項目資金，試圖像初創公司一樣分階段融資，而不是慣常地一次性融資。這筆170億美元的項目巨款大部分會來自中國私募，而非兩國政府或歐盟的公共資金。項目早期的環評細節都還沒有敲定，維斯特巴卡已經迫不及待地開始賣票了，很多人質疑預計2024年完工的想法根本不現實。維斯特巴卡的腳步沒有因責難而停下，他穿着有利於打造個人品牌的大紅色連帽衫，持續活躍在演講台前。
了解到“人”的故事後，我們才對這項百億工程產生了特殊且複雜的感情，審視它的眼光也會更社會性一些。相同原理，我在大會期間旁聽了一場名為“讓大數據更有意義更人性化”（Making Big Numbers Meaningful/Human Scale）的經驗分享，講者是得過普利策獎、主要研究稅務話題的美國調查記者 David Cay Johnston。他的秘密工具是一張可以進行除法運算的電子表格，將萬億級的數字分攤到個體身上，從而展示出冰冷數字背後每個分母的力量。
比如，假設某城市撥款給公園管理的年度預算是176,500,000美元，而城市納稅居民有4,000,000人，通過簡單的除法運算，平均每個居民每年要負擔44美元，再除以365天，差不多每天每人要花0.12美元。而我們也可以進行數字的橫向對比，每年警察治安撥款為1,400,000,000美元，居民每人每年負擔350美元，每天則為0.96美元。進一步運用百分比來“擺弄”被降格的小數字，公園相對於警察預算的比率約為13%，我們則可以在解讀城市年度預算的文章寫下這樣的句子：花在警察身上的每一美元相當於花在公園上的13美分。經過這樣的數字處理技巧，讀者就對政府花銷有了更日常的體會。
我向主講人提問，舉例若是報道造價幾十億美元的鐵路建設工程，怎樣把這種大數字分解地更具人情味？David Cay Johnston 信手拈來，可以去除軌道總公里數，看看鐵道每公里花費多少錢，本地納稅人每人要分擔多少錢；可以加入貨運總量、今後十年客運總量的元素；也可以考察鐵路要消耗多少能源，每公里排放多少二氧化碳等等。這樣打打算盤理理賬，時刻謹記追問項目的回報，若從數字上發覺回報不如預期，就要去發掘政府仍堅持上馬項目的背後原因，比如是否扶持一些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之類。
讓我系統性地增加對中國赴歐投資話題的認識來自於 Patrick Boehler 在“調查中國：公司、手機應用和人”(Investigating China: Companies, Apps, People) 座談中的分享。他首先強調記者應摒棄常見的對中國的刻板印象，來自中國的投資並不一定就是國家政府支持的、掠奪性的、腐敗的甚至牽涉犯罪的，除非有很紮實的調查證據來佐證這些論斷。決策機構對華議程主要關注點為企業中黨和政府的角色，投資作為政治和地緣影響力的工具，以及缺乏市場准入對等及公平競爭。這種“怨言”從走馬上任的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的求職演講中可見一斑，她沒有指名道姓地說：“一些國家正轉向威權體制，一些國家正購買全球影響力，通過投資港口道路讓他國依附於他們。”
在這種大背景下，Boehler 羅列一些調查中國投資的記者可以重點關注的話題，比如國家競爭力及技術領導力，與安全相關的關鍵基建及敏感技術帶來的不確定性，歐洲內部的政治分歧，以及歐洲各國間對投資的競爭等等。畢竟歐洲並非鐵板一塊，南歐及中東歐國家與西歐有着迥異的經濟環境和技術進步實力。我認為歐盟對華投資的態度帶着愈來愈明顯的德國色彩，從歐洲商會工商界高調要求中國市場對等互惠，到建立對中企在關鍵基建及技術領域投資的行政介入審查機制，再到對華為參與 5G 基建的態度，歐盟的最終決策不約而同都與德國的先前立場相吻合。
Boehler 也提及描繪中國在歐洲影響力的一個微觀側面——中企對布魯塞爾的遊說活動，其中以華為最為卓著，2018年財年遊說金額達到283.5萬歐元，名下登記的獲准進入歐洲議會大廈開展遊說活動的人數達到14人，自2015年與歐委會委員或內閣成員在案會面次數達到46次。但這個公開數據與美國、德國、比利時等國公司動輒上億的遊說投入比起來，非常小巫見大巫。而除去華為在遊說這場公開賽事上略微“上道”的表現，其他中企對於遊說的投入和摸索還處於襁褓階段。
根據歐盟廉潔觀察（EU Integrity Watch）對機構或個人自願在歐盟遊說監管機構透明度註冊處登記的資料整理，有名有姓參與歐盟遊說活動的中企或機構不超過10家，而在布魯塞爾註冊的遊說組織和個體總數量已達到11923個。有趣的是，除了華為、阿里巴巴、中興、大疆這些響噹噹的公司，備案里還有一個叫“史宏偉”的個人登記條目，2018財年他花了1-2.5萬歐元參與遊說。在登記頁面上，這個來自廣東江門的中國人稱，對“批量生產合規”以及與現行歐盟新方案間的差距研究完全出於他的個人興趣，沒有任何客戶和收入，甚至為了繼續研究，他放棄了一些全職工作機會。
我此前的媒體公司世界說的同事曾和史宏偉接觸並聊了一下他以一人之力遊說歐盟背後的故事。這個工程專業背景出身的技術員工在2000年進入認證行業，先後在兩家外資機構工作，為出口歐洲的中國工廠提供產品合規認證服務。2007年，美國、歐盟、加拿大等地區發生對中國生產的劣質出口產品實行回收、退貨、銷毀或不收貨等連串事件，涉及玩具、牙膏、汽車、寵物食品等多個種類，一時間“中國製造”成為各國唯恐避之不及的標籤。但史宏偉研究認為，歐盟關於產品進口的政策頂層設計存在漏洞，由於中歐間法律觀念及商業環境等差異，歐盟制定的產品安全規則不能完全適用於中國產品出口商。
此後，他密切關注歐盟在消費者權益保護和產品安全及市場監管領域的立法提案，積極與有關專家及官員保持郵件往來，努力釐清各國黨派及工商利益群體在這一話題上的站隊。2016年11月，史宏偉受邀參加在布魯塞爾舉辦的產品安全國際峰會，但歐委會的官員告訴他，要想自己的發言被歐盟參考重視，就要在官方透明度註冊處登記，成為一名在案的“說客”。長期接觸走訪中國工廠的經歷以及與歐盟政策圈的互動溝通，讓史宏偉在中歐產品安全問題這個格外細分的領域上愈發資深。他說，真正的走出去不只是把東西賣到全球去，管理者要有責任和興趣去關心其他國家地區消費者和政客在想什麼、喜好什麼、追求什麼，前提是自身要有專業的見解，能夠認同理解，最後形成的方案才能被納入對方考量的範圍。
他個人的專業精神和眼界很觸動我。正如 Boehler 在分享的最後說到，當然我們不僅僅應該只看到金錢、政治、犯罪，還應該看到中國投資背後的企業家精神，韌性，還有希望。
（張涵宇、寧卉對本文亦有幫助）
作者張夢圓是2019年德國總理獎學金獲得者，也是第11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獎學金獲得者，她此前供職於財新世界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