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Bhungane 調查報道中心的團隊成員。圖：amaBhungane
編按：全球深度報道網在77個國家擁有182個會員組織，其中有許多團隊正在媒體創新的前線奮鬥。在本系列文章中，我們將分享他們出色的工作成功和所面臨的巨大挑戰。
在2018年南非總統祖瑪（Jacob Zuma）及其親信遭罷免案中，一個小型非營利調查報道團隊功不可沒。
早在2010年、amaBhungane 調查報道中心剛以非營利模式起步時，他們便率先界定了南非遭受政策綁架（state capture）的程度及威脅——在該國，商界常為了自身經濟利益干涉政府的決策。
對於 amaBhungane 的共同創辦人斯特凡斯·布魯默（Stefaans Brümmer）和山姆·索爾（Sam Sole）而言，祖瑪遭罷免的這個時期，也意味着他們在受政商利益干擾的媒體環境中，努力走出的這條崎嶇、創新的獨立之路，總算迎向終點。
現在，amaBhungane 正在建立另一個中心，協助引導非洲南部其他調查報道新創團隊，為他們吸引那些難以靠自己力量獲得的資金和報道材料。
在祖魯語中，“amaBhungane” 是“糞金龜”的意思。該團隊是由當時南非調查報道的領頭羊 Mail & Guardian 的調查部門發展而來。
amaBhungane 於2010年開始轉型為非營利模式，並在2016年完全獨立於商業母公司 Mail & Guardian。現在他們定期免費提供與濫權相關的獨家報道給大型媒體集團，同時也向基金會及一般大眾募資。
amaBhungane 最著名的是他們鍥而不捨地追蹤祖瑪政府與移民家族古普塔（Gupta）之間的利益關係。數千份外流的文件顯示，古普塔家族三兄弟 Ajay、Atul 和 Rajesh 在與祖瑪的親信建立緊密關係後，從南非政府的合約中賺了一大筆錢，並涉及侵蝕該國民主體制。如今他們在迪拜流亡。
#GuptaLeaks 的調查報道在南非引起了巨大反響。
對許多南非人來說，索爾和布魯默主導的調查報道《祖瑪企業》（”Zuma Inc”），使得媒體對此議題窮追不捨，進而揭發了祖瑪政府的腐敗行徑。
但是全球深度報道網董事會成員、同時也是南非金山大學新聞學兼任教授的安東·哈勃（Anton Harber）認為，amaBhungane 及其宏觀的政策綁架系列報道，是奠基於該團隊十年的報道工作上。“當 #古普塔解密事件（#GuptaLeaks）爆發時，他們有近十年的紮實工作經驗來理解這件事背後的原因。這讓他們能夠產出兼具質量和深度的報道，從而發揮最大的影響力。”
哈勃補充：“amaBhungane 作為一個獨立的非營利機構，使他們得以將時間和資源投入到長期計劃中，這是南非其他媒體無法做到的。”
新興調查媒體孵化器
amaBhungane 最具特色之處在於，儘管編輯部只有四名全職記者，他們卻能在三個不同領域超常發揮，分別是：生產優質報道、倡議知情權，以及近期目標－－孵化新興的編輯團隊。
創辦人布魯默表示，該公司將成立一個“調查新聞共享服務中心”（SSC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且已有六個剛起步的非營利組織等着成為會員。
他指出，在納米比亞、斯威士蘭、萊索托、馬拉維和贊比亞等規模較小的市場中，新興、有潛力的非營利新聞團隊始終苦於募資問題，但其原因都是類似、可以避免的。布魯默表示，對捐款人來說，無論對方的組織規模大小，評估是否捐款的時間和成本其實差不多，也因此小額募款的申請往往因為最終完成率較低而被拒絕。另一方面，對於一個微型團隊而言，即便只是僱用一名募款專員，也是沉重的行政負擔。
“我們研究了為何這些調查中心難以用我們過去的方法獲得多方資金，問題可能在於，捐款人可能認為這些中心不大符合成本效益。”布魯默解釋，“捐款人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金錢，來提供一筆數額較小且可能有風險的捐款。所以我們的想法是：讓我們結合各中心的募資能力，把所有組織集中在一起，向出資者提出一份低風險的投資名單，請他們資助這些位於‘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SADC）的調查報道中心。這些中心仍然可以自行募資，不然捐獻方會直接與 SSC 接洽， SSC 會懂得如何與捐助者交涉、填寫所有表單，並按時提交報告。”
布魯默說， amaBhungane 已經為 SSC 找到第一份“可觀的”的資金，並且對第二筆捐款充滿信心。
現在，上述六個會員組織希望運用 SSC 的資源、仿效 amaBhungane 走向自主經營。原因與 amaBhungane 在2010年成立的動機相同：如此一來，他們的記者就可以自行選擇並進行他們認為重要的調查工作。
談及老東家 Mail & Guardian ，布魯默表示：“他們也認為所有優質報道多少都該做些深度調查。但每個內部調查單位其實都面臨相同處境：你很難獨立進行自己的長期調查計劃。那些即將截稿的報道總有一些迫切需要幫助的事（例如：‘哦，我們缺乏線索！幫我們弄點料來吧！’）所以我們對公司提議：我們來簽一份服務協議，你們照舊支付相同的工資及運營成本，只是支薪對象改為 amaBhungane 這個新成立的調查組織。我們保證至少為您提供同樣水準的服務，但也可以自己尋求外部捐款、發展組織。說不定你會因此獲得更好的報道。”
他指出，現在納米比亞最大的紙媒《The Namibian》的調查部門目前就像2009年的他們一樣，正在考慮轉型為非營利組織。
“他們想獨立發展，但希望與原公司保持密切關係。身為過來人，我們能夠針對他們可能遇到的陷阱，提供比較全面的建議”，布魯默說。
與此同時，非洲南部的各家調查報道中心（包括萊索托的 MNN 調查報道中心、贊比亞的 Makanday 調查報道中心、博茨瓦納的 INK 調查報道中心，以及埃斯瓦蒂尼（前斯威士蘭）的 Inhlase 調查中心），都發現自己在這條尋求獨立自主和永續發展的旅途中，分別處於不同階段。
MNN 調查報道中心的常務董事塞哈巴·莫赫希（Sechaba Mokhethi）便表示：“我們認為 SSC 是一個值得讚許的模式，它能增強我們內部的可持續性。2017年以來，我們的資金來源始終來自於單一捐款方，但金額正逐年減少。”
轉型之路
amaBhungane 最後在2016年告別 Mail & Guardian，完全自主經營，並在約翰內斯堡、開普敦及德班物色自己的辦公室。
前 Mail & Guardian 編輯尼克·道斯（Nic Dawes），見證了這個調查部門走出了自己的路。
道斯表示：“我們之所以在 Mail & Guardian 內部培養 amaBhungane 這樣的獨立非營利調查組織，是因為我們相信南非需要這些比主流商業模式所能提供的、還要更多更好的調查報道。那些花幾年甚至幾十年耐心搜證而完成的報道、面對威脅、監禁和恐嚇的勇氣，以及明確的目標，在在都顯示出 amaBhungane 的特點。”
儘管各家慈善基金會已資助了 amaBhungane 70％的預算，布魯默表示，邁向真正獨立還有兩大挑戰：一是制定出版策略；二是自行籌措原本由 Mail & Guardian 提供的那30％的資金。
而他們發現，南非高度集中的媒體市場意味着他們根本無法對內容收費。
“起初我們的想法是：讓我們與一些可能的合作媒體簽訂小型服務協議，他們可能會付我們一筆固定費用，但不會太高，畢竟我們無法保證稿件數量”，他說。
“我們與星期日泰晤士報、City Press 和 Mail & Guardian 嘗試了這個做法，但沒有成功。星期日泰晤士報願意付很多錢，但不同意我們與其他媒體分享其他報道。這讓我們開始想：“不如我們無償供稿給那些我們認為值得的對象吧，而他們唯一的成本就是要承擔我們的法律風險。最後大家都同意這個決定。”
amaBhungane 的報道質量和影響力後來幫他們補足了那30%的潛在資金缺口。布魯默表示，公眾對政策綁架系列報道的好評，促成了一股由讀者發起的捐款風潮。
由於手中握有實際證據及來自南非主流媒體的法律資源，amaBhungane 得以成功揭露該國的制度性腐敗，同時避免了對其調查結果的法律訴訟。
哈勃稱 amaBhungane 是“該地區的典範”，並表示：“當他們脫離 Mail & Guardian 時，我承認我非常擔心，因為我懷疑他們的生存能力。我尤其擔心他們不對內容收費的運營模式。但現在我很高興地說，他們不僅活了下來，還發展得很好，希望捐款人們也能看到在鄰國相繼出現的其他調查中心的價值。”
他補充：“amaBhungane 很突出的一點是，他們在道德問題和獨立性上有其原則和堅定立場。他們對於接受資金的條件設下嚴格規範，並且謹守着。這為他們帶來好結果：他們穩固的名聲，讓他們禁得起批評者偶發的攻擊。”
做傳統媒體做不出的報道
在 2017年，該團隊開始涉足國際議題，並揭露了幾家國際商業品牌也非法參與政策綁架行為。
amaBhungane 的記者蘇珊·科姆里（Susan Comrie）發現，一些在西方市場擁有良好道德形象的大型企業，卻在發展中國家胡做非為。
科姆里透露，軟體巨頭 SAP 向古普塔家族的一間小型人頭公司支付了一億南非蘭特（約700萬美元）的回扣，來獲取南非國營企業的合約。
科姆里與她的同事們單就外流文件為起點，便揭發 SAP 的數百萬“業務費”如何在幾天內從人頭公司的銀行帳戶進到古普塔的相關公司。此外，科姆里也在去年證實 SAP 早在2016年四月便得知古普塔的貪污情事，卻仍然與古普塔家族合作。這也使得 SAP 的國際聲譽遭受嚴重打擊。
“我們對 SAP、畢馬威和麥肯錫等公司的了解是，它們很有可能正在世界其他地方為所欲為”。科姆里說，“某種程度上，我們的優勢之一是能率先發現國際上一些令人擔憂的行徑。因為這（指南非）是一個吸引跨國企業競逐的極大經濟體，與此同時，這個國家十多年來受貪腐及政策綁架的影響之深，可說是蔚為風潮。”
科姆里表示，事實證明，專門的調查報道團隊在揭露空殼公司方面尤為重要，因為該地區的執法機構缺乏這些領域的專業知識和能力。
“ amaBhungane 不同於他者之處，在於我們調查的深度、規模和仔細程度，”。她說，“即使三年過去，有時我還是會驚訝於斯特凡斯及薩姆的雄心壯志，他們不會因為罪行有多複雜或是缺乏消息來源而卻步。譬如克雷格·麥克庫恩（Craig McKune’s）撰寫的 Steinhoff International （南非零售巨頭）調查報道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該調查耗時數月，卻破解了審計人員無法接觸到的複雜境外利益結構。考量到貪污與企業犯罪如今已變得多麼複雜，我認為這才是我們真正能有所作為的地方。”
科姆里建議，非營利模式也可以解決評估調查記者績效時的一個關鍵問題：“多數傳統編輯部的問題是，你的關鍵績效指標（KPI）是看你在幾個月內製作了多少封面故事和頭條新聞，但這確實會變相鼓勵錯誤的調查報道，因為它鼓勵即時熱點、或對爆料快速做出回應。”
毫無疑問地，科姆里近期有關操弄社交媒體的報道，就是商業媒體完全不可能做的那種類型。
她在2019年3月揭露，幾個職業推特網紅團隊正為非洲人國民大會（ANC）幾名備受矚目的政治人物，在網絡上進行聯合造勢活動。
她觀察到的模式是這樣的：在社交媒體上十分受歡迎、但顯然與政治人物無關的人們，會突然同時就一個特定的政治議題發文和轉發，儘管先前沒有任何記錄顯示他們對此議題有任何興趣，而且在發文之後也很少再次關注此議題。
推特上的聯合造勢運動。圖表由 amaBhungane 提供
由於缺乏確切證據，科姆里無法證明上述社群網絡是由某政黨資助經營的。但科姆里揭露了政治社群媒體的網紅動員是如何在南非運作的，並指出倘若不加以理會，他們為何會成為對民主的重大威脅。
“原本我只是基於好奇，在推特上瀏覽讀者對我們某篇報道的回應，然後我開始注意到這些奇怪的趨勢。”她說，“我過去從未看過社群媒體上的數據，我也不會寫程序。但這是我現在正在努力發展的項目，它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從錯誤中嘗試。如果在傳統媒體，我永遠不會有空間做這樣的報道。”
守望相助
amaBhungane 這趟創新之旅，不僅是一個充滿成就的故事，也是一個友愛互助的故事：一路走來，amaBhungane 既被沒有義務幫忙的同行相挺，他們也去幫助其他新創或甚至是競爭對手。
在與 amaBhungane 中止合約關係後的幾個月，Mail & Guardian 仍讓他們繼續使用開普敦的辦公室，幾年來也讓 amaBhungane 使用它的網站及內容管理。另一個與 amaBhungane 有競爭關係的組織 Daily Maverick 則與他們分享了原先交給自家編輯布蘭科·布爾基克（Branko Brkic）的 #古普塔解密文件，他們相信 amaBhungane 能好好地處理這一大堆數據。而他們也確實做到了。
雖然沒有義務，但 amaBhungane 也藉由實習計劃指導 Daily Maverick 的記者，並幫助他們建立自己的半自主調查單位－“天蠍”（Scorpio）。
更不用說，amaBhungane 已免費對外提供大型、有料的獨家報道。
布魯默說:“商業媒體在這裡被政商把持的程度之高，是非營利模式對該地區如此重要的原因。報道經常因為這些對象施壓而遭腰斬，所以 SSC 很重要。但即便我們正在培育它，我們也不想一直管理着它。日後它將發展成完全獨立的單位。”
Rowan Philp 是資深新聞工作者，歷年來獲得逾20個新聞獎項，目前以波士頓為基地。Philp 早年曾在利比亞、海地、中國等近30個國家，採訪有關衝突、公共衛生、科技、外交等不同議題的新聞事件，為 BBC、《衛報》等數十間傳媒供稿，亦曾於南非《星期日時報》（The Sunday Times）擔任首席記者及駐倫敦首席記者長達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