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微鏡下的埃博拉病毒。圖：The Public Health Image Library
從2003年的SARS到今年的新冠疫情，新聞媒體在每一次大規模傳染病的爆發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從最初的預警，到疫情發生時的狀況、人們的反應，再到對疫情何以發生的追問，每一環新聞媒體都無法缺席。記者應如何客觀準確報道流行病，流行病報道中又存在着哪些可以避免的“雷區”？ 全球深度報道網獲 RUC 新聞坊授權，轉載了他們編譯的兩篇反思埃博拉報道的文獻，希望“他山之石”能加深我們對疫情報道的思考。
回顧埃博拉疫情報道
當2014年利比里亞出現埃博拉疫情時，當地很少有具備科學素養的記者積極地進行相關報道。缺乏最新醫學知識的當地記者容易受到社交媒體上流言的影響，一些編輯甚至相信了疫情是為了籌集資金的陰謀論。時任利比里亞新聞聯合會秘書長的丹尼爾·尼亞科納（Daniel Nyakonah）認為當地新聞報道處於“混亂”之中，某些記者的新聞報道或過於煽情、或存在矛盾、或缺乏科學支撐。
與當地記者相比，國際記者在報道埃博拉疫情時也具有一些劣勢：一方面，國際記者缺乏充分培訓和相關背景知識，在埃博拉疫情報道方面經驗有限；另一方面，一些國際記者的新聞報道不夠全面，採訪的大多不是非洲本地人而是美國白人，因此未能納入當地人的觀點。更糟糕的是，美國一些主流媒體對於非洲不斷激增的病例數量沒有報道，反而用聳人聽聞的新聞標題給未受影響的非洲國家的移民造成了困擾。
傳染病的爆發不僅是公共衛生危機，也是信息危機。記者的報道可能建立也可能破壞公眾的信任，可能促進科學知識普及，也可能成為恐慌與謠言的助推器。在當今的數字時代，帖子、視頻等新的表達形式使得流言能夠“病毒式傳播”，科學準確的新聞報道顯得尤為重要。
埃博拉疫情報道中的“雷區”
在過去六年中，出現了很多負責任、對抗擊埃博拉有益的報道，但一些媒體發布的不準確、不科學的報道也給抗擊埃博拉造成了困擾，甚至引發了襲醫事件。在此列舉一些埃博拉報道踩過的“雷區”，為新聞從業者提供參考。
傳言
在進行流行病報道時，切忌誇大其詞。
2014年8月29日，CNN 報道了利比里亞醫生戈比·洛根（Gorbee Logan）的故事。該醫生曾將拉米夫定（一種艾滋病毒藥物）用於治療15名埃博拉患者，他聲稱其中13人倖存，這與同期埃博拉患者30%的存活率相比似乎是一次了不起的成功。但實際上拉米夫定並不是治療埃博拉的靈丹妙藥，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研究人員早在洛根之前就對該藥物進行了測試，但並無效果。在洛根的故事成名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研究人員再次進行實驗，結果依舊確認拉米夫定對埃博拉病毒無效。
那麼該如何解釋洛根的發現？首先，洛根是否真的治癒了13名患者並未可知，因為他是唯一信源，沒有其他佐證；其次，即使洛根所言為真，但15名患者的基數太小，高存活率也可能是運氣使然。
總之，洛根的故事不能證明該葯對治療埃博拉有效。這種類似的證據被科學家稱為“軼事證據”（anecdotal evidence），通常是指只來源於一位醫生或只有少數病人的治療效果做參考的案例。
身為記者，請記住：始終以懷疑態度對待軼事證據。證明一種藥物有效需要很長時間和一系列嚴格的科學測試，當聽到有人聲稱自己在藥物或療法研究上取得巨大進展時，請務必保持警惕和懷疑。
官方言論
軼事證據只是問題之一，“特效藥”傳言的影響要糟糕得多。
2014年8月，尼日利亞爆發了一次小規模的埃博拉疫情，一款名叫“納米銀”（nano-silver）的藥物引起了人們的興趣。據稱，尼日利亞衛生部長丘庫（Onyebuchi Chukwu）宣布該葯由美國醫師利瑪·萊波（Rima Laibow）出售，於8月14日到達該國。萊波聲稱納米銀經過了重重測試，結果證明它是埃博拉“權威性的預防和治療方法”。”
而這一說法被證明是荒謬的：“納米銀”還沒有經過任何檢測，也尚無科學文獻證明其對抑制埃博拉的作用。經過一系列闢謠，8月16日丘庫宣布尼日利亞將不會嘗試使用納米銀來治療埃博拉。
身為記者，請記住：即使是官方言論也不要全盤接受，總是問自己：證據在哪裡？
行為與文化
人類行為、文化和信仰對疾病傳播影響很大，非洲的一些歷史觀念使得某些偏見更加根深蒂固。
在埃博拉擴散過程中，非洲的傳統治療方式和喪葬儀式是重要推手。可能是因為之前一些不成功的治療經歷，許多患者對醫療系統保持警惕，因此他們去尋求傳統治療師的幫助，然而這些傳統治療師並不了解這些患者帶來的風險。在舉行喪葬儀式時，親人們經常清洗、觸摸死者的遺體以寄哀思，但埃博拉患者的屍體也有很強的傳染力。
據世界衛生組織稱，塞拉利昂一場喪葬儀式導致365人被感染喪生。這就是為什麼在流行病初期屍體需要迅速安全地得到處理，但在當地人看來，這種做法不尊重家人的意願、過於冷漠。
身為記者，應該關注到這一問題並對此進行報道。在報道中，不要對當地文化進行價值評判，而要強調傳統的信念或做法沒有錯，只是會帶來很大的感染風險，因此可能需要暫時停止。
謠言與騙局
2014年8月，尼日利亞出現了防疫騙局：有消息稱喝大量鹽水可以預防埃博拉病毒感染。這一信息在社交媒體上被大量傳播，不少人因喝太多鹽水住院，甚至有兩人因此喪生。
幾乎每一次疫情中類似的謠言和騙局都會出現。作為記者，切忌輕信並參與傳播這一類言論，應該主動核查事實，並教人們如何真正保護自己、免受埃博拉病毒侵襲。如果不確定要提供什麼建議，請訪問世界衛生組織網站或所在國家的衛生部門。
陰謀論
每種流行病都有其對應的陰謀論。當20世紀八十年代艾滋病出現時，有人聲稱這是中央情報局設計的一種殺害男同性戀者和非裔美國人的生物武器；當2009年H1N1流感爆發時，有人認為這是世界衛生組織或其他組織減少世界人口、或通過出售H1N1疫苗使製藥公司牟利的陰謀。
在埃博拉疫情中，陰謀論也比比皆是。9月，利比里亞報紙《每日觀察家》（Daily Observer）發表了植物病理學家西里爾·布羅德里克（Cyril Broderick）的一篇文章，他聲稱埃博拉病毒是美國軍方設計的，非洲公民被用作不知情的測試對象；美國歌手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在推特上寫道“我認為埃博拉流行是人口控制的一種方式”。
這種陰謀論的後果是嚴重的，它不僅分散人們有限的注意力，還會使人們迴避治療，並轉向對國際援助人員的指責。
陰謀論往往沒有任何證據可以加以佐證。在報道時，記者應該謹慎審視陰謀論，並時刻發問：證據在哪裡？
過度反應
如果有讀者密切關注美國媒體，可能會認為該國已被可怕的埃博拉疫情所淹沒。共和黨政客指責奧巴馬總統讓局勢失控，特朗普認為在西非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國援助人員應留在當地，而不是被送回美國接受治療。
恐懼和過度反應通常是疾病暴發的副產品。實際上美國只有兩個人被感染，而且都是去利比里亞參與抗擊埃博拉國際援助的護士。普通人患病的比例甚至小於被雷擊的風險，但由於某些政客想在美國大選前展示自己的強硬立場，埃博拉的危險被誇大並引發了大規模恐慌。
一名記者可能無法阻止民眾、媒體和政客的過度反應，但不應推波助瀾。記者應提供有關疾病和風險的準確信息，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懼，並揭穿虛假信息和謠傳。請記住：要冷靜地發出理性的聲音，成為準確消息的來源。
改進報道的建議
鑒於不實信息的潛在負面影響，記者在報道流行病時更應擔負起傳遞科學知識的責任。優質的報道不僅需要媒體人員的專業素養，也離不開媒體與其他部門的信任與合作。
指定在線資源庫，方便記者查證
指定流行病報道的在線資源庫，內容可以包括揭穿傳言的科學信息、在疫區報道的建議、防止污名化患者的建議、避免對患者造成二次傷害的資源，培訓講座和研討會的相關信息，以及科學和醫學術語的詞彙表。理想情況下，在線資源庫應該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訪問，並且能夠指導新聞從業者在新聞報道中避免煽動和偏見。
當地政府需加強與新聞媒體間的溝通
當地衛生部門和國際合作夥伴應考慮當地媒體對疫情模擬活動的反應。例如，在利比里亞爆發埃博拉疫情之後，一個國際非政府組織財團進行了埃博拉疫情模擬，以測試醫療隊的應對能力。幾個小時之內這一信息就泄露給了媒體，媒體以為這不是模擬演習，當真事進行了報道，引發了公眾恐慌。
2019年在塞拉利昂舉辦的一次抗擊埃博拉培訓也讓當地記者和社交媒體誤以為真，產生了類似的後果。如果媒體與當地政府有更良好的溝通機制，這些烏龍本都是可以避免的。
建立媒體與公共部門的信任
為了恢復對媒體的信任，應廣泛建立公共衛生部門和新聞媒體之間的溝通渠道。
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本地記者需要在指定的衛生部領導的新聞協會登記，以獲取與受訪者的聯繫，而政府聯絡人則在需要時使用該網絡與媒體聯繫。除了充當政府與媒體間的聯絡工具，此類網絡還應該用於讓政府聯絡人學習新聞倫理，同時也讓新聞工作者學習醫學術語和醫療倫理。正如臨床醫生有責任維護患者的隱私，新聞工作者也有義務保護其線人免受傷害或污名化，並進行公正的報道。
為報道疫情的記者提供充足資金和設備
據《哥倫比亞新聞評論》（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報道，在1989年至2012年間美國約80%的報紙削減了科學相關的內容，撥給科學報道的差旅預算大幅下降，即便是最優秀的科學記者也常常因為經濟原因難以參與疫情報道。事發國的本地記者最適合填補這一空缺，但他們往往缺乏資源（如充足的工資和設備），而且常常被國際同行視為下屬。
國際記者與本地記者合作
外國編輯在委託當地記者報道或拍攝時，應提供與本機構記者同等的報酬。由於當地記者對本地動態更為了解，他們往往比那些在外國新聞編輯室辦公桌旁的記者更善於講述正在發生的故事。
在疫情期間，電台可以成為專家揭穿謠言、分享科學防疫信息的重要渠道。由於當地電台記者很可能已經獲得民眾的信任，因此他們可以幫助傳播重要信息，共同生產出高質量新聞內容。
國際媒體可以與當地媒體合作，將當地記者確立為信息鏈中的關鍵環節，有助於促進包容互信、防止謠言傳播、形成良性循環。例如，在2014年-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期間，BBC在塞拉利昂與當地媒體一起討論並製作電台節目。
讓醫護人員理解，好記者是對抗疫情的盟友
儘管過去曾發生過不負責任的報道事件，但大多數記者仍與醫生一樣，認真工作、心懷人民。記者的工作風險很大，並且經濟收益也不樂觀。一個有道德、嚴謹的記者和一個好的臨床醫生一樣重要，在疫情危機中醫護人員更應明白記者的關鍵作用，與彼此成為對抗疫情的盟友。
參考文獻：
1. World Federation of Science Journalists. (2015). Tips & Traps
2. Thomas, K. (2020). What Should Health Science Journalists Do in Epidemic Responses?. AMA Journal of Ethics, 22(1), 55-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