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法国女演员阿黛拉·哈内尔（Adèle Haenel，右一）和 Mediapart 记者 Marine Turchi（左一）、创始人 Edwy Plenel 进行对谈。来源：Mediapart
法国如今在围绕性同意的问题上公众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当2011年，法国政客、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Strauss Kahn）被指涉嫌强奸一名酒店女服务生时，法国一位著名记者将这些指控开脱为“troussagede domestique”（意思是指家庭女仆要为男主人提供各种私人服务）。与此同时，在2018年 #MeToo 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法国女星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谴责了这场运动，称要捍卫男性“打扰”女性的权利，以及女人“不会因为一个在地铁里有男人对自己毛手毛脚而感到永远的精神创伤”的权利。而就在不久前，在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的电影《我控诉》（J’accuse）获得凯撒奖最佳导演奖后，几名演员也退场以示抗议，因为波兰斯基曾被多次控性侵。
近十年来，法国调查媒体 Mediapart 通过揭露多宗性侵事件，让性暴力成为新闻业关注的议题。Mediapart 由几位曾在法国《世界报》（Le Monde）工作过的记者于2008年创立，它大胆地押注调查报道，采用付费墙和订阅制模式保持财务独立。在没有公共广告和公共补贴的情况下，它成长为法国新闻界的主力军之一，他们发表的报道直接导致了两位部长级官员和其他几位政治人物下台。
与此同时，Mediapart 还帮助沉默的性暴力受害者发声。
在美国媒体报道好莱坞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被控性侵而掀起 #MeToo 运动的一年半之前，Mediapart 的政治记者 Lénaïg Bredoux 就发表了一篇震撼法国政界和新闻界的报道。
Bredoux 从2010年就开始在 Mediapart 工作，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调查了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丹尼斯·鲍平（Denis Baupin）性骚扰同事的指控。报道发布后几小时，鲍平就辞职了。2019年，鲍平在他高调起诉记者的诽谤案中败诉，法官还赞扬了新闻工作的严肃性。
2019年11月，Mediapart 又发表了一篇关于性侵的重磅报道，报道称法国女演员阿黛拉·哈内尔（Adèle Haenel）在青少年时期被导演克里斯托夫·鲁吉亚（Christophe Ruggia）多次性骚扰。2017年加入 Mediapart 调查团队的 Marine Turchi 花了7个月的时间有条不紊地、系统性地对阿黛拉·哈内尔的说法进行了核实。报道刊发之后，鲁吉亚被控性侵未成年人。
性暴力报道往往会与谈论私人性生活的八卦混为一谈。但 Mediapart 对这两者的区别非常清楚。今年2月，Mediapart 披露，曾有人接洽其独家发布一名巴黎市长候选人的性爱视频，这条视频后来泄露，引发了一场重大丑闻。但 Mediapart 拒绝发布这类视频，他们认为，这些视频的内容属于私人生活的范畴，并“与Mediapart 近十年来发布的关于性别歧视、性暴力或当权者不当行为的报道毫无关系。”
在我们的印象中，调查记者往往会把注意力集中在金钱或政治问题上，但Mediapart却在努力让性暴力成为一个重要的调查调查议题。全球深度报道网（GIJN）的法语编辑 Marthe Rubió 访问了 Mediapart 的记者 Bredoux 和Turchi，与她们一起讨论了性暴力议题在新闻业的位置和调查方法。
GIJN：Lénaïg，你第一篇关于性暴力的报道是十年前发表的。你当时是怎么开始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
Lénaïg Bredoux：我2010年开始在 Mediapart 工作，几个月后写了第一篇关于性暴力的报道。当时，我是一名政治记者，负责报道一宗关于法国社会党的案件。从一开始我就把性暴力纳入到了政治报道之中。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当然，它也得到了供职编辑部的支持和鼓励。获得团队支持是很重要的，因为当你连续几个月为调查同一个题目时，需要有一个团队，我很幸运自己不是孤军奋战。
GIJN：十年之后，你报道了很多领域报道性暴力的问题：政府当局、政党、名校、医院。对你来说，重要的是不仅仅关注名人吗？
Lénaïg Bredoux：是的，我认为不应该只调查名人，发一些能引起轰动的报道。对职业环境的调查也很重要。比如说，我曾在法国一所大学调查了半年，写了一篇一万字的报道。在这篇报道发表后，直接促使一项法律修正案通过。我们要深入各个领域进行调查。性暴力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一个小新闻。它不是只发生在明星和女演员身上的事情，而是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事情。
GIJN：为什么我们要等这么久才有记者开始调查这些议题？
Lénaïg Bredoux：传统的调查团队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个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性暴力并不被认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调查报道行业仍然是非常男性主导的，并不太常会在这个领域思考选题。
调查记者 Marine Turchi。来源：Mediapart
Marine Turchi：长期以来——甚至到今天——性暴力、杀害妇女和恋童癖犯罪都只是出现在报纸“其他新闻”的栏目中，而没有人深入调查这些案件的背景和沉默背后的共谋。其结果之一是，我们很难为这些案件命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在新闻中读到的是恋童癖（pedophilia）而不是恋童罪（pedo-criminality），读到的是“激情犯罪”（crime ofpassion）而不是杀害妇女。在新闻编辑室里，想报道这类话题的记者们长期以来都被告知，这些都是私人事务，被视为“内裤故事”（panty stories）或关于性生活八卦等无需被重视的话题。但在Mediapart，我们很早就意识到这些案件涉及公众利益，我们必须进行深入调查。
GIJN：对性暴力的调查是否需要特定的方法？
Marine Turchi：是的。我们的原始素材是当事人的口述，而不是文件。我们需要和那些被伤害很深的人谈话，所以收集证言时一定是有特定方法的。但我的观点是，我们应该像调查其他方面的选题一样，用一套核查系统（system of checks）来调查性暴力。
我不只调查性暴力案件，还调查政治和金融案件，我认为关键是我们不要把性暴力放在一个单独泡泡中区别对待。与我们的刻板印象相反，在报道这些案件时，我们并不是只听信一面之辞，只是报道A在不停指责B。我们从不孤立地发表证词：我们会寻找其他受害者、目击者、讲述当时的处境和事实；我们会去核查时间、地点、早期的当事人；我们会做交叉验证，寻找支撑事实的文件。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吕克·贝松（Luc Besson，法国知名导演）的性侵案件用了近一年，调查阿黛拉·哈内尔的案件用了七个月。
Lénaïg Bredoux：我们只需要参考1881年的那部法律（法国的新闻法）。我们要寻找消息来源、要核查事实、要提出质疑。我们对性暴力案件进行的事实核查和我们调查 Jérôme Cahuzac 的瑞士账户是完全一样的（编按：Mediapart2012年曾发表报道揭露法国经济部助理部长 Jérôme Cahuzac）。我们要对自己写的东西负责，确保即便它们被呈交法庭也无可指摘。
除此之外，还需要实践一种敢于冒险的精神——即使在案件没有法律诉讼的情况下也要主动发起调查。今天并不是所有的媒体都是这样的，有一些媒体只有在已经有明确法律诉讼的情况下才愿意撰写关于性暴力的报道。以阿黛拉·哈内尔案为例，我不知道还有哪家媒体会在没有法律诉讼的情况下，让记者调查此案几个月。
Mediapart 曾在2019年报道过法国女演员阿黛拉·哈内尔在青少年时期被导演克里斯托夫·鲁吉亚遭性骚扰的案件。
GIJN：证人在你们的故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阿黛拉·哈内尔调查案中，你说你采访了三十多个证人。Marine，尽管你通常都是报道政治和金融案件，你也说你从来没有发现让别人开口说话有这么难？
Marine Turchi：是的，证人往往是最难被说服（开口说话）的。有些人认为在性暴力案件中作证是可耻的，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名字和这些故事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些人看到或听到过某些事情，但并没有认为这些事情有问题，或者他们认为这些事情都是私事，不想掺和进去。在揭发贪腐的案件中，证人们会将自己视为吹哨人，但为什么在性侵案件中就不行呢？
在我调查阿黛拉·哈内尔案件的时候，很多证人一开始都很不愿意用真名说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先试图询问原因，然后支撑他们（不说话）的理据很快就被击碎了。现在的挑战是如何让他们明白，在案件中他们证词的巨大作用。没有证人，调查报道就不可能存在。在阿黛拉·哈内尔案件的证人陈述中，已经可以看到有些人已经在追问自己拍摄影片时导演对阿黛拉·哈内尔的态度。还有一些人——其中也包括一些记者，也在问自己，为什么阿黛拉·哈内尔在接受采访时不愿意谈起这部电影，或者为什么会有人将这个拍摄过程描述成是一次创伤经历？但是，没有人愿意再继续往下说了。
GIJN：在你发表的关于阿黛拉·哈内尔案报道方法的文章中，你说你把几乎所有的受访者的证词都寄给了他们，让他们在文章刊出前再读一遍。这是你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吗？
Marine Turchi：是的，我越来越多地让我采访过的人有机会重读他们的证词，但也有两个条件：第一、我会在报道中提到这一点；第二、我不接受对重要实质性问题进行审查。
在全球范围内，人们正在对记者失去信任。有很多人告诉我：“有一次，一家报纸采访我，他们只保留了一句话，没有任何语境，完全没有反映出我想说的内容。”我不想苛责这些记者，由于时间不足或篇幅限制，今天的许多记者不得不删减或大幅缩短引文，把原本对话中的细节去掉。但结果是，人们变得疑心重重，越来越不愿意接受采访。对我来说，向受访者表明自己是认真的，让他们可以信任我的一个方法，就是给他们重读自己引言的机会。我会和受访者谈很长时间——有时两、三个小时，有时甚至长达五个小时——但之后，他们可以读我要引用的部分。当然，我的想法是不能让他们自己说的话都改了。所以，如果他们要求有重大的实质性改动时我就会拒绝。
我让受访者重读他们的引言的第二个原因是，性暴力调查非常依赖证词。你必须权衡每一个字，并确定受访者不是不经思考就说出这些话的。比如说，有一个受访者曾经说了五次“有毒”（toxic）这个词，我们就这个词进行了大讨论。另外有一位受访者说“受到影响之下”，但事后又告诉我，他想了想还是希望用不同的词来表述，然后我们就进行了讨论。我的目的是让受访者把他们的话看成是对自己的如实反映，但同时我又不想让他们反悔，这就是个挑战了。我认为我们应该给受访者更多机会去阅读他们说过的话，这样他们就会信任我们。但我们必须在报道中提到这一点。
GIJN：关于性暴力报道的另一个特点是，你有时会与经历过非常深刻创伤的人交谈。你和性暴力受害者是种什么样的关系？
Lénaïg Bredoux：我们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他们将自己的一部分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证词时必须负责任，并且要明白我们的报道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绝不是微不足道的，它造成的影响可以是非常巨大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必须关心他们。大多数时候，在他们找我们谈话之前，并没有进行申诉等法律程序，所以他们往往真的是在独自面对自己的经历。很多时候，他们也没有律师或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我经常把非政府组织的电话给这些受害者。但从来没有鼓励他们去求助，这不是我的工作。我们不是法律代言人，我们是记者，报道事实已经足够了，而不是劝人们应该做或不做什么。
需要有时间去倾听，也需要有时间去做事实核查。
GIJN：Mediapart 对性暴力的调查大多是由女性记者完成的。你觉得男性记者在调查这些题材时，是否会比较困难？
Marine Turchi：男性绝对可以从事性暴力的调查工作。在 Mediapart，很多男性记者都乐于接受这些选题。难点是在于如何向受害者提问，以及是提问的顺序——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问，但要有方法。过去，我们也问过女性受害者是否会在向男性倾诉自己的故事感到不适。如果是的话，我们会请一位女同事来做访谈。但事实上，大多数受害者并不在意。最重要的是，她们希望有人能倾听她们的心声，希望有人不会对她们的问题过于苛刻。需要有时间去倾听，也需要有时间去做事实核查。例如，我们第二次回到受害者身边，问他们一些更加精确的问题，或者理清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当然，我们应该时刻记住，男性也可以是性暴力受害者。
GIJN：Mediapart 的编辑部的男女员工人数相当，而编辑部成员也都接受了关于工作中性暴力的培训。您认为这些对于有力报道性暴力案件是否非常重要？
Lénaïg Bredoux：在 Mediapart 讨论这些问题是很容易的，因为在这里性暴力被视为一个有价值的新闻议题。但也不总是那么容易，我们也和大家一样，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学习。不要以为我们是女权主义者的天堂！今天，性暴力在我们的编辑部已经是一个重要的选题方向，这与管理层中男女比例相当有关，但请注意，这并不够——即便你的编辑部有同样数量的男女员工，但他们如果对什么是好的性暴力调查报道毫无概念，那也没什么用。这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
GIJN：现在媒体的公信力很低，在年轻人正远离传统媒体的时候，像韦恩斯坦性侵这样的调查报道能引发 #MeToo 这样的社会运动，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是很令人鼓舞的。你是否觉得自己也在努力推动改变？
Lénaïg Bredoux：无论是韦恩斯坦的报道、丹尼斯·鲍平的报道，还是阿黛拉·哈内尔的报道，都是媒体最先介入的——我的意思是说，它们都是还在没有启动任何法律程序的时候，记者就开始了调查。这些报道的影响表明媒体仍然可以发挥作用，记者仍然可以用他们的能力和工具，通过对人的尊重，通过认真和直率来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而不是罔顾事实地进行煽情或发表未经核实的原始证言。事实已经表明了媒体可以掀起公众讨论、引发社会辩论，作为一名记者，你还能要求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好好做吧！
Marthe Rubió是全球深度报道网法语编辑，她曾在阿根廷《民族报》（La Nación）担任数据记者，并在《世界报》、《解放报》、《费加罗报》等媒体担任过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