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法國女演員阿黛拉·哈內爾（Adèle Haenel，右一）和 Mediapart 記者 Marine Turchi（左一）、創始人 Edwy Plenel 進行對談。來源：Mediapart
法國如今在圍繞性同意的問題上公眾還存在着不同的意見。當2011年，法國政客、時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的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DominiqueStrauss Kahn）被指涉嫌強姦一名酒店女服務生時，法國一位著名記者將這些指控開脫為“troussagede domestique”（意思是指家庭女僕要為男主人提供各種私人服務）。與此同時，在2018年 #MeToo 運動如火如荼之際，法國女星凱瑟琳·德納芙（Catherine Deneuve）譴責了這場運動，稱要捍衛男性“打擾”女性的權利，以及女人“不會因為一個在地鐵里有男人對自己毛手毛腳而感到永遠的精神創傷”的權利。而就在不久前，在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的電影《我控訴》（J’accuse）獲得凱撒獎最佳導演獎後，幾名演員也退場以示抗議，因為波蘭斯基曾被多次控性侵。
近十年來，法國調查媒體 Mediapart 通過揭露多宗性侵事件，讓性暴力成為新聞業關注的議題。Mediapart 由幾位曾在法國《世界報》（Le Monde）工作過的記者於2008年創立，它大膽地押注調查報道，採用付費牆和訂閱制模式保持財務獨立。在沒有公共廣告和公共補貼的情況下，它成長為法國新聞界的主力軍之一，他們發表的報道直接導致了兩位部長級官員和其他幾位政治人物下台。
與此同時，Mediapart 還幫助沉默的性暴力受害者發聲。
在美國媒體報道好萊塢製片人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被控性侵而掀起 #MeToo 運動的一年半之前，Mediapart 的政治記者 Lénaïg Bredoux 就發表了一篇震撼法國政界和新聞界的報道。
Bredoux 從2010年就開始在 Mediapart 工作，她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調查了法國國民議會副議長丹尼斯·鮑平（Denis Baupin）性騷擾同事的指控。報道發布後幾小時，鮑平就辭職了。2019年，鮑平在他高調起訴記者的誹謗案中敗訴，法官還讚揚了新聞工作的嚴肅性。
2019年11月，Mediapart 又發表了一篇關於性侵的重磅報道，報道稱法國女演員阿黛拉·哈內爾（Adèle Haenel）在青少年時期被導演克里斯托夫·魯吉亞（Christophe Ruggia）多次性騷擾。2017年加入 Mediapart 調查團隊的 Marine Turchi 花了7個月的時間有條不紊地、系統性地對阿黛拉·哈內爾的說法進行了核實。報道刊發之後，魯吉亞被控性侵未成年人。
性暴力報道往往會與談論私人性生活的八卦混為一談。但 Mediapart 對這兩者的區別非常清楚。今年2月，Mediapart 披露，曾有人接洽其獨家發布一名巴黎市長候選人的性愛視頻，這條視頻後來泄露，引發了一場重大丑聞。但 Mediapart 拒絕發布這類視頻，他們認為，這些視頻的內容屬於私人生活的範疇，並“與Mediapart 近十年來發布的關於性別歧視、性暴力或當權者不當行為的報道毫無關係。”
在我們的印象中，調查記者往往會把注意力集中在金錢或政治問題上，但Mediapart卻在努力讓性暴力成為一個重要的調查調查議題。全球深度報道網（GIJN）的法語編輯 Marthe Rubió 訪問了 Mediapart 的記者 Bredoux 和Turchi，與她們一起討論了性暴力議題在新聞業的位置和調查方法。
GIJN：Lénaïg，你第一篇關於性暴力的報道是十年前發表的。你當時是怎麼開始對這個話題感興趣的？
Lénaïg Bredoux：我2010年開始在 Mediapart 工作，幾個月後寫了第一篇關於性暴力的報道。當時，我是一名政治記者，負責報道一宗關於法國社會黨的案件。從一開始我就把性暴力納入到了政治報道之中。這是我個人的選擇，當然，它也得到了供職編輯部的支持和鼓勵。獲得團隊支持是很重要的，因為當你連續幾個月為調查同一個題目時，需要有一個團隊，我很幸運自己不是孤軍奮戰。
GIJN：十年之後，你報道了很多領域報道性暴力的問題：政府當局、政黨、名校、醫院。對你來說，重要的是不僅僅關注名人嗎？
Lénaïg Bredoux：是的，我認為不應該只調查名人，發一些能引起轟動的報道。對職業環境的調查也很重要。比如說，我曾在法國一所大學調查了半年，寫了一篇一萬字的報道。在這篇報道發表後，直接促使一項法律修正案通過。我們要深入各個領域進行調查。性暴力是一個社會問題，不是一個小新聞。它不是只發生在明星和女演員身上的事情，而是會影響到我們所有人的事情。
GIJN：為什麼我們要等這麼久才有記者開始調查這些議題？
Lénaïg Bredoux：傳統的調查團隊並沒有認真對待這個議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性暴力並不被認為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話題。調查報道行業仍然是非常男性主導的，並不太常會在這個領域思考選題。
調查記者 Marine Turchi。來源：Mediapart
Marine Turchi：長期以來——甚至到今天——性暴力、殺害婦女和戀童癖犯罪都只是出現在報紙“其他新聞”的欄目中，而沒有人深入調查這些案件的背景和沉默背後的共謀。其結果之一是，我們很難為這些案件命名：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在新聞中讀到的是戀童癖（pedophilia）而不是戀童罪（pedo-criminality），讀到的是“激情犯罪”（crime ofpassion）而不是殺害婦女。在新聞編輯室里，想報道這類話題的記者們長期以來都被告知，這些都是私人事務，被視為“內褲故事”（panty stories）或關於性生活八卦等無需被重視的話題。但在Mediapart，我們很早就意識到這些案件涉及公眾利益，我們必須進行深入調查。
GIJN：對性暴力的調查是否需要特定的方法？
Marine Turchi：是的。我們的原始素材是當事人的口述，而不是文件。我們需要和那些被傷害很深的人談話，所以收集證言時一定是有特定方法的。但我的觀點是，我們應該像調查其他方面的選題一樣，用一套核查系統（system of checks）來調查性暴力。
我不只調查性暴力案件，還調查政治和金融案件，我認為關鍵是我們不要把性暴力放在一個單獨泡泡中區別對待。與我們的刻板印象相反，在報道這些案件時，我們並不是只聽信一面之辭，只是報道A在不停指責B。我們從不孤立地發表證詞：我們會尋找其他受害者、目擊者、講述當時的處境和事實；我們會去核查時間、地點、早期的當事人；我們會做交叉驗證，尋找支撐事實的文件。這就是為什麼我在呂克·貝松（Luc Besson，法國知名導演）的性侵案件用了近一年，調查阿黛拉·哈內爾的案件用了七個月。
Lénaïg Bredoux：我們只需要參考1881年的那部法律（法國的新聞法）。我們要尋找消息來源、要核查事實、要提出質疑。我們對性暴力案件進行的事實核查和我們調查 Jérôme Cahuzac 的瑞士賬戶是完全一樣的（編按：Mediapart2012年曾發表報道揭露法國經濟部助理部長 Jérôme Cahuzac）。我們要對自己寫的東西負責，確保即便它們被呈交法庭也無可指摘。
除此之外，還需要實踐一種敢於冒險的精神——即使在案件沒有法律訴訟的情況下也要主動發起調查。今天並不是所有的媒體都是這樣的，有一些媒體只有在已經有明確法律訴訟的情況下才願意撰寫關於性暴力的報道。以阿黛拉·哈內爾案為例，我不知道還有哪家媒體會在沒有法律訴訟的情況下，讓記者調查此案幾個月。
Mediapart 曾在2019年報道過法國女演員阿黛拉·哈內爾在青少年時期被導演克里斯托夫·魯吉亞遭性騷擾的案件。
GIJN：證人在你們的故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阿黛拉·哈內爾調查案中，你說你採訪了三十多個證人。Marine，儘管你通常都是報道政治和金融案件，你也說你從來沒有發現讓別人開口說話有這麼難？
Marine Turchi：是的，證人往往是最難被說服（開口說話）的。有些人認為在性暴力案件中作證是可恥的，不願意看到自己的名字和這些故事聯繫在一起。還有一些人看到或聽到過某些事情，但並沒有認為這些事情有問題，或者他們認為這些事情都是私事，不想摻和進去。在揭發貪腐的案件中，證人們會將自己視為吹哨人，但為什麼在性侵案件中就不行呢？
在我調查阿黛拉·哈內爾案件的時候，很多證人一開始都很不願意用真名說話。在這種情況下，我會先試圖詢問原因，然後支撐他們（不說話）的理據很快就被擊碎了。現在的挑戰是如何讓他們明白，在案件中他們證詞的巨大作用。沒有證人，調查報道就不可能存在。在阿黛拉·哈內爾案件的證人陳述中，已經可以看到有些人已經在追問自己拍攝影片時導演對阿黛拉·哈內爾的態度。還有一些人——其中也包括一些記者，也在問自己，為什麼阿黛拉·哈內爾在接受採訪時不願意談起這部電影，或者為什麼會有人將這個拍攝過程描述成是一次創傷經歷？但是，沒有人願意再繼續往下說了。
GIJN：在你發表的關於阿黛拉·哈內爾案報道方法的文章中，你說你把幾乎所有的受訪者的證詞都寄給了他們，讓他們在文章刊出前再讀一遍。這是你經常使用的一種方法嗎？
Marine Turchi：是的，我越來越多地讓我採訪過的人有機會重讀他們的證詞，但也有兩個條件：第一、我會在報道中提到這一點；第二、我不接受對重要實質性問題進行審查。
在全球範圍內，人們正在對記者失去信任。有很多人告訴我：“有一次，一家報紙採訪我，他們只保留了一句話，沒有任何語境，完全沒有反映出我想說的內容。”我不想苛責這些記者，由於時間不足或篇幅限制，今天的許多記者不得不刪減或大幅縮短引文，把原本對話中的細節去掉。但結果是，人們變得疑心重重，越來越不願意接受採訪。對我來說，向受訪者表明自己是認真的，讓他們可以信任我的一個方法，就是給他們重讀自己引言的機會。我會和受訪者談很長時間——有時兩、三個小時，有時甚至長達五個小時——但之後，他們可以讀我要引用的部分。當然，我的想法是不能讓他們自己說的話都改了。所以，如果他們要求有重大的實質性改動時我就會拒絕。
我讓受訪者重讀他們的引言的第二個原因是，性暴力調查非常依賴證詞。你必須權衡每一個字，並確定受訪者不是不經思考就說出這些話的。比如說，有一個受訪者曾經說了五次“有毒”（toxic）這個詞，我們就這個詞進行了大討論。另外有一位受訪者說“受到影響之下”，但事後又告訴我，他想了想還是希望用不同的詞來表述，然後我們就進行了討論。我的目的是讓受訪者把他們的話看成是對自己的如實反映，但同時我又不想讓他們反悔，這就是個挑戰了。我認為我們應該給受訪者更多機會去閱讀他們說過的話，這樣他們就會信任我們。但我們必須在報道中提到這一點。
GIJN：關於性暴力報道的另一個特點是，你有時會與經歷過非常深刻創傷的人交談。你和性暴力受害者是種什麼樣的關係？
Lénaïg Bredoux：我們必須保持一定的距離。而他們將自己的一部分給了我們，所以我們在使用這些證詞時必須負責任，並且要明白我們的報道會對他們的生活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這絕不是微不足道的，它造成的影響可以是非常巨大的。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必須關心他們。大多數時候，在他們找我們談話之前，並沒有進行申訴等法律程序，所以他們往往真的是在獨自面對自己的經歷。很多時候，他們也沒有律師或非政府組織的支持。我經常把非政府組織的電話給這些受害者。但從來沒有鼓勵他們去求助，這不是我的工作。我們不是法律代言人，我們是記者，報道事實已經足夠了，而不是勸人們應該做或不做什麼。
需要有時間去傾聽，也需要有時間去做事實核查。
GIJN：Mediapart 對性暴力的調查大多是由女性記者完成的。你覺得男性記者在調查這些題材時，是否會比較困難？
Marine Turchi：男性絕對可以從事性暴力的調查工作。在 Mediapart，很多男性記者都樂於接受這些選題。難點是在於如何向受害者提問，以及是提問的順序——所有的問題都可以問，但要有方法。過去，我們也問過女性受害者是否會在向男性傾訴自己的故事感到不適。如果是的話，我們會請一位女同事來做訪談。但事實上，大多數受害者並不在意。最重要的是，她們希望有人能傾聽她們的心聲，希望有人不會對她們的問題過於苛刻。需要有時間去傾聽，也需要有時間去做事實核查。例如，我們第二次回到受害者身邊，問他們一些更加精確的問題，或者理清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當然，我們應該時刻記住，男性也可以是性暴力受害者。
GIJN：Mediapart 的編輯部的男女員工人數相當，而編輯部成員也都接受了關於工作中性暴力的培訓。您認為這些對於有力報道性暴力案件是否非常重要？
Lénaïg Bredoux：在 Mediapart 討論這些問題是很容易的，因為在這裡性暴力被視為一個有價值的新聞議題。但也不總是那麼容易，我們也和大家一樣，在成長過程中不斷學習。不要以為我們是女權主義者的天堂！今天，性暴力在我們的編輯部已經是一個重要的選題方向，這與管理層中男女比例相當有關，但請注意，這並不夠——即便你的編輯部有同樣數量的男女員工，但他們如果對什麼是好的性暴力調查報道毫無概念，那也沒什麼用。這兩者都是至關重要的。
GIJN：現在媒體的公信力很低，在年輕人正遠離傳統媒體的時候，像韋恩斯坦性侵這樣的調查報道能引發 #MeToo 這樣的社會運動，產生如此之大的影響是很令人鼓舞的。你是否覺得自己也在努力推動改變？
Lénaïg Bredoux：無論是韋恩斯坦的報道、丹尼斯·鮑平的報道，還是阿黛拉·哈內爾的報道，都是媒體最先介入的——我的意思是說，它們都是還在沒有啟動任何法律程序的時候，記者就開始了調查。這些報道的影響表明媒體仍然可以發揮作用，記者仍然可以用他們的能力和工具，通過對人的尊重，通過認真和直率來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好，而不是罔顧事實地進行煽情或發表未經核實的原始證言。事實已經表明了媒體可以掀起公眾討論、引發社會辯論，作為一名記者，你還能要求什麼呢？讓我們一起好好做吧！
Marthe Rubió是全球深度報道網法語編輯，她曾在阿根廷《民族報》（La Nación）擔任數據記者，並在《世界報》、《解放報》、《費加羅報》等媒體擔任過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