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為應對新冠疫情爆發而採取的非常措施陸續執行，對濫用權力和受剝削的弱勢群體的調查與報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在這場迅速蔓延的危機中，調查記者應該從哪裡入手？哪些工具和技術能對新冠疫情的調查提供重要幫助？
全球深度報道網（GIJN）對話全球範圍內的知名記者——其中包括了調查虛假信息、供應鏈和開源工具等領域的專家——詢問他們對記者同行的建議，以及在疫情爆發期間，記者們應該注意什麼。以下是他們的回答：
Miranda Patrucic
中亞地區報道副主編，有組織犯罪和腐敗報道項目（OCCRP）
目前工作居住於薩拉熱窩的 Patrucic 是報道洗錢和商業犯罪領域的專家，曾獲奈特國際新聞獎（Knight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Award）、全球亮光獎（Global Shining Light Award）、IRE獎和歐洲新聞獎。
隨着全球各地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各國政府努力應對疫情蔓延，此時各種新的暴利機會也應運出現。為應對疫情，價值數億美元的緊急採購與不透明支出計劃正在醞釀之中。但這場危機也給了我們問責當權者的新途徑：記者們應該着眼調查政府的支出，確定新的供應商、其貨源與報價。我們應該尋找明顯不正常的「紅標競標者」（red flag），例如那些從未進行過醫療用品交易的公司、通過離岸公司持有的公司、與權貴有聯繫的優先競標者、近年營業額微薄的公司等等。雖然對於記者而言可能很難從政府那裡獲得信息，但也可以轉變思路，去與這些公司的競爭對手、與那些被排除在外採購競標以外的公司交談，也許這樣能夠對記者的調查有所幫助。但即便危機結束後，我們的工作也不應停止。只有在明年報賬清算的時候，我們才會了解到究竟是誰在發災難財。
Malachy Browne
高級製片人，《紐約時報》視覺調查報道組
Browne 和他的團隊正嘗試開創性地將傳統報道與先進的數字取證方法相結合，例如從視頻、照片和音頻中收集和解析信息，分析衛星圖像，以及對犯罪現場進行三維重建。
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正在全世界範圍內蔓延。在無法面對面接觸的情況下，人們通過技術和社交媒體平台進行聯繫。因此，記者們能夠非常清晰地捕捉到日常生活的失衡，因為這種失衡也是普通民眾切身體會到的：海關封關時的混亂場景；原本活力四射的城市在失去人流後的寂靜面貌；衛生專業人員向我們展示了醫院和臨終關懷醫院內的艱苦條件；只能通過 DIY 獲得的防護裝備；市民們在陽台和家中為前線工作人員鼓掌時的團結時刻。
衛星圖像和其他數據可以讓我們監測新冠病毒的影響，並對之進行可視化。對匿名手機數據的可視化顯示了，「社交疏遠」政策實施得更好的地方通常防疫更為成功。飛機追蹤器和乘客數據也可以讓我們看到人們在國際範圍內的長距離移動的減少。科學組織也測量了「排污減少」的情況，並將之可視化。衛星圖像和船舶跟蹤工具顯示出，曾經在中國周邊活動的朝鮮艦隊有多少如今泊回國內，以及此舉可能對其經濟產生的影響。這些數據和許多其他指標數據，都正強有力地說明着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也能幫助我們更深入地分析為遏制新冠疫情擴散而出台的各種政策與其帶來的結果。而且，或許在一段時間內，這些技術手段將可以用於評估並應對類似氣候危機等重大問題。誰知道這次危機中會有什麼創新的東西出現呢？
Eliot Higgins
執行主管, Bellingcat
Higgins 帶領 Bellingcat 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開源調查中心之一。他的團隊成員分布在20個國家，曾曝光過墨西哥毒梟、敘利亞戰爭犯罪和俄羅斯擊落馬航 MH17 航班的事件。
此次我觀察到的一件事是，人們對新冠病毒的事實調查越來越有興趣，因為他們通過各種渠道接受到了不一樣的信息，像來自媒體、政府官員和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不同的說法。以例子向讀者展示事實核查的過程固然很好，但你也可以通過帶領他們一步一步地完成核查過程來吸引他們的興趣。最近我在核實一些照片時發布了一則推特討論串大受歡迎。在討論串中，我向讀者們演示了各種工具和技巧，當中有些人邊看邊學，也一邊參與到了核實圖片的過程中。現在這麼多人被困在家裡，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讓大家參與到我們的調查中、參與到這種在線的現場演示中來。不一定要讓大家去對很大的、很重要的事情進行事實核查。只要帶着大家一起去體驗一次調查的過程就可以了。
Peter Klein
創辦人、執行總監, 全球報道中心（Global Reporting Center）
Klein 在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創辦了非營利組織的全球報道中心（Global Reporting Centre），致力於創新全球新聞報道的方式。他正在與PBS前線和美聯社合作，並領導一項關於醫療供應鏈和此次疫情的調查。
世界各地的新聞界工作者與醫護工作者、政府官員、食品供應商和其他維持社會運轉所需的人員一樣，都被視為「基本服務」（essential service）職業。因此我們需要認真對待這一角色，並站出來迎接挑戰。這是我們反擊「假新聞」的機會，因為假新聞一直在破壞我們的公信力。以事實為基礎的新聞工作在此時前所未有地重要，所以記者要掌握正確的事實，並仔細思考你要向公眾傳遞的信息。
從這次疫情中暴露出的一個重大問題是，我們的醫療供應鏈顯然沒有為這場危機做好準備。許多公共衛生專家多年來一直警告說，全球大流行病即將到來，並將使整個系統不堪重負。可為什麼我們沒有做好準備？是誰在醫療用品交易中獲利，他們在幫助或阻礙醫療必需品的流通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在一個越來越注重知識產權的行業中，知識產權的作用是什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醫療供應鏈對需求的突然變化反應如此遲鈍？
犯罪分子在系統中尋找漏洞，這次危機無疑暴露出了我們的脆弱性。對防護用品的需求會令現有的政府和企業腐敗進一步加劇。我給全世界的記者們的建議是，按照他們過去的報道思路，繼續在那些舊的石頭下面深挖。如果過去有貪官或企業捲入醜聞，那麼現在他們的角色是什麼？像新冠疫情這樣的危機，必定會繼續深化現有的不公平。話語權最大、最富有的國家往往會更容易得到關注——以及醫療設備。那些沒有那麼強大的、資源較少的國家該如何應對這場危機？世界各國領導人又正在做什麼來解決這些不公平的問題？當然，世界上醫療設備的生產國可能也具有優勢，它們有可能囤積設備用於出口，或用於國內度過疫情。在這其中是有許多問題是值得去調查的。
Jinkyung Byun
首席調查記者, SisaIN
Byun在韓國知名新聞周刊 SisaIN 工作。她一直在第一線報道韓國的冠狀病毒危機。
新冠疫情是如何蔓延的？為什麼會蔓延？這確實是重要的問題，但因為它的蔓延傳播速度太快，記者不能停留在「如何蔓延、為何蔓延」上。調查記者應當將注意力放到更為前瞻性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分析原因。當然，調查型記者既非未來學家，也不是算命先生，但我們還是應該努力做到前瞻，做出預測。
預測未來，最好的參考是其他國家在病毒傳播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對我們來說，中國是唯一一個像韓國那樣面臨如此大規模傳播的國家。但中國採取的許多措施對於韓國來說，都不是可考慮的選擇。不過，我們仍可以在一些報道中讀到中國在面對新冠疫情時所面對的挑戰。我認為韓國也可能面臨著同樣的挑戰，於是寫了一些關於如何應對這些挑戰的報道。通過報道這種大規模的傳染病，我認識到，各國人民的生活並沒有什麼不同，我們面臨的問題也很相似。
在進行調查報道的時候，應當對各國政府的應對措施進行比較分析。但這並不容易做到。每個國家面臨的政治、文化和經濟形勢都不一樣，因此，同樣的策略可能帶來非常不同的結果。某一個國家的記者可能已經知道這些背景情況，而其他國家的記者可能並不了解，於是可能會對這些報道作出表面的解讀，然後貿然做出判斷。
調查記者們現在有一個真正的國際合作機會。我目前供職的新聞雜誌《SisaIN》是一家小型機構，我們主要是以報道國內新聞為主。但在目前疫情期間，我們把現有的海外記者網絡（包括新聞會議和海外報道的聯繫人）都集中在一起，尋找故事並進行徵稿。我們還對國際醫學期刊上的刊文進行瀏覽梳理，並據此向公共衛生專家提問。面對新冠這樣的大流行病，記者們應該研究一下政府、醫學專家和媒體之間需要多少國際合作；需要什麼樣的合作方式；具體的合作方式有哪些，以及最佳的合作方式是什麼。擁有國際網絡的調查記者則可以承擔這個角色。
Fabiola Torres
創始人, Salud con Lupa
Torres 是拉丁美洲公共衛生的數字新聞合作平台 Salud con Lupa (「用放大鏡看健康」) 的主管與創始人。平台總部設在利馬。她同時也是著名的調查網站 Ojo Público 的創始人。
為應對疫情，拉丁美洲大多數國家都宣布進入了緊急狀態。其中措施包括出台公款支出的新規則（使其繞過正常的審查程序），關閉邊境，以及各種限制民眾出行的措施。對調查新聞工作來說，這是一個複雜的、充滿挑戰的時代。我相信，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向世界表明，公共衛生領域應該受到重視。公共衛生是社會許多不同部門議程的一部分，與經濟、地方和國際政治都有着密切的聯繫。公共衛生需要成為一個常規的討論主題；如果我們只在生病或發生大流行病時才考慮公共衛生問題，那就太晚了。
首先，我們在做報道的時候，一定要經常問自己。我現在最需要向受眾解釋的是什麼？我們必須牢記，新聞工作是為公眾服務的，尤其是為那些最弱勢的人和政策或企業的受害者，這點我們必須牢記；第二，我們必須捫心自問：在這場大流行病中，存在有什麼利害關係？誰正在這場全球危機中獲益？製藥公司、生物技術公司和生產其他醫療設備的公司需要受到比通常更多的調查。很多時候，有關貿易和知識產權的規則已經違背了保障公共健康和人權的準則。調查記者們還需要看看這種流行病的副作用，新冠病毒已經把世界逼得徹底停擺。這些情況加重了以往的貧困和不平等現象，因此我們必須調查這一流行病的經濟和社會影響。
這場大流行病向我們表明，我們需要在許多議題上進行更好地合作。在 Salud Con Lupa，我們正在與拉丁美洲各地的記者合作，使信息更加透明，分享經過核實的信息，並透過調查報道項目打擊濫權行為。
Martha Mendoza
美聯社調查記者
工作生活於硅谷的 Mendoza 是兩屆普利策獎得主，因為她的報道曾幫助了約2000名在泰國海鮮行業被奴役的男性重獲自由，並將朝鮮戰爭中發生的老根里屠殺公諸於世。
我給記者們的一般建議是，如果可以的話，請大家團隊作業。在這段緊張的時間裡，有親密的同事一起工作，既能提升你的工作效率，又能給你的日常交往帶來幽默和溫暖。
讓那些話語權很小的人們發出聲音十分關鍵。無家可歸者，被監禁者和被邊緣化的移民群體在此時更需要得到幫助。在工具方面，我一直在使用 ImportGenius, Panjiva, USASpending, trac.syr.edu, MarineTraffic, PACER 等工具輔助調查報道。
在調查供應鏈的時候，要用數據說話，避免夸夸其談。小道消息就只是小道消息，不要讓你的結論建基於真實數字之外的任何事情上。此外，這是一宗全球性的事件，所以要在保持大背景下將報道本地化。
Natalia Antelava
Coda Story 創始人
前 BBC 記者 Antelava 是 Coda Story 的創始人。Coda Story 是一個創新的非營利組織，對科學戰爭、虛假信息、LGBTQ 和移民等不同議題進行深入研究。
我對調查冠狀病毒的記者的建議是，要像調查其他題目一樣對待它——跟着錢走，講述人的故事。虛假信息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因為它正在改變我們的社會。和其他危機一樣，它也有受害者和加害者。我們的工作就是揪出加害者。有哪些需要我們詳細調查的題目？自我隔離對我們的心理健康造成的影響，以及疫情對隱私問題帶來的影響都可以成為調查的題目。
陳婉瑩
香港大學榮譽教授、全球深度報道網顧問編輯
陳婉瑩是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的創始人及首任總監，曾任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曾領導過對瀕危物種販賣、人口販運和有組織犯罪等一系列著名的調查。
首先，記者要遵循「跟着錢走 」這句格言，從「跟着錢走 」開始。 深入探究在疫情的生死問題背後，企業和特殊利益集團所扮演的角色。例如檢測用品與醫療用品的短缺，背後牽扯到的企業利益是什麼？現在，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全球範圍內都有很多檢測。哪些企業和廠家在生產檢測工具？大批量檢測遇到的阻礙是什麼？當然還有口罩的問題。我們需要對全球供應鏈、公司利益和中間商的角色進行更完整的調查。路透社有一篇很好的報道，《紐約時報》也報道了中國的口罩生產供應情況。但這些只是整個故事的一小部分。
在防護用品方面，美國媒體報道了聯邦政府從中國運來的醫療物資中，有一些已經流入到了私人市場，並有政府官員承認其中有「不正常的行為」。「不正常行為」是什麼？面對每天都在不停發展變化的事態，記者們需要對其進行及時的回應與緊密的追蹤。我們需要更好地進行合作，調查在此次疫情暴露出的系統性問題。
Susan Comrie
調查記者, amaBhungane (南非)
Comrie 在南非的非營利調查新聞室 amaBhungane 工作。她是該團隊 #GuptaLeaks 項目的核心人物，揭露了南非多年來最大的腐敗醜聞。
緊急狀態法案下的採購為腐敗、暴利和權力濫用提供了大量的滋生空間。因此，我會密切關注這段時間內簽署的任何緊急合同或合同續約。在南非，首席採購官辦公室每個季度都會公布所有的合同增長和偏差的情況（可點此查看），但這些數據通常需要很久才能取得，會存在時間差。所以如果要想獲得更直接的結果，你必須依靠內部人士的小道消息。
記者還需要注意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例如環境法規因為新冠疫情而被擱置在一邊。Webber Wentzel 律師事務所兩周前發布了一份備忘錄，強調了南非國家環境管理法（NEMA）的部分內容是如何在「緊急狀況」期間發生變化的。我們現在被認為是處於「緊急狀況」中。因此，就環境問題而言，我會留意有哪些條例以疫情的名義被批准了。同時也會留意當執法部門正忙於應對疫情時，還有哪些其他事情正在發生。
Syed Nazakat
創始人及主編, DataLEADS (印度)
Nazakat 目前經營數據新聞創新機構 DataLEADS。該組織開展數據新聞相關的培訓工作，並運營着印度第一個以數據為中心、專門用於醫療衛生報道的網站。作為 The Week 的通訊記者，他獲得了印度著名的 Ramnath Goenka 卓越新聞獎。
在瞬息萬變的情況下，記者們承受着巨大的壓力。但調查記者的關鍵是要保持住自己的勇氣，不要被日常事件和新聞發布會分心，堅持潛心調查、深入挖掘。
現在有很多很多的數據。關於這場正在發生的危機，這些數據告訴我們了什麼？公共記錄、文件、政府採購單、醫療用品的審計報告又告訴我們什麼？是否有官方的失職或不作為的個案發生？提出問題，然後找到能回答問題的人，這是調查報道的起點。說到工具，我認為此時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學會通過使用不同的在線工具去進行事實核查與驗證。例如 InVID, YouTube DataViewer, Yandex, CrowdTangle, 反向圖片搜索和語言音頻驗證工具等。對你收到的一切內容進行事實核查，以識別網上誤導性的內容。永遠記住：沒有事實，我們就沒有真相。
鑒於新冠疫情和其他許多人畜共患疾病都是由野生動物引起的，因此，記者需要更多關注的一個選題是全球野生動物貿易。這些年來，野生動物活體貿易（包括合法與非法的）的數量持續增加。而我們卻仍尚未清楚其規模和對人類健康的影響。
Musikilu Mojeed
主編, Nigeria’s Premium Times
作為尼日利亞著名的調查記者之一，Mojeed曾報道過腐敗、人權和人口販運問題。他獲得的榮譽包括全球亮光獎、Wole Soyinka調查報道獎和一項數據新聞獎。
現在，各國為抗擊這一流行病而花出了數以十億計的資金，而我認為對於調查記者而言也是去追蹤這些錢的去向的時候了。以尼日利亞為例，一個私營部門聯盟日前向聯邦政府捐贈了約150億尼日利亞奈拉（約合3900萬美元），用以支持政府建立設備完善的隔離中心，並採購必要的急救包和藥品來抗擊疫情。這種大量資金的籌集與支出，有可能是一些官員密謀非法斂財的機會。
我相信大多數國家都存在有類似的情況。記者必須繼續緊密跟蹤官員的支出和採購程序。在這樣的緊急情況下，官員們總是有管理不善或公款私用的傾向。有些國家還將資金投入到研究和臨床試驗中。如果能追蹤這方面的支出，以確定整個世界從這些支出中獲得的資金價值，那將是一件好事。還值得記者們注意的一點是，這場疫情繼續讓一部分懶惰的教授們腰包鼓足：他們拿到了研究經費，但卻什麼也沒有研究出來。
Rawan Damen
執行總監，阿拉伯調查新聞記者協會
工作生活於安曼的 Damen 領導着中東地區知名的阿拉伯調查新聞記者協會（ARIJ）。作為一名電影製片人，她在20年的時間裡為半島電視台等媒體導演並製作了30多個小時的紀錄片。
新冠疫情無疑是2020年最大的新聞，甚至可能在未來很多年內都將會如此。關於新冠疫情的報道不僅局限於健康新聞或科學新聞的範疇，它與社會、政治、經濟，也與人權、種族和文化的息息相關。我的第一條建議是，要確保你在現場報道這個題目的同時，不要冒着自身健康的風險將「自己變成報道的一部分」。無論現在或將來，新冠疫情的報道將會被廣泛地閱讀，所以保證信息的清晰度是非常有必要的。而這也是一個很好的跨界合作的機會，因為記者們都在報道同一個故事，而絕大部分的記者都無法離開自己的國家。與此同時，要問自己，是什麼讓你的報道與眾不同，這一點很重要。情況瞬息萬變，所以記者可能既需要保證產出周期短、時效性高的快稿，也需要着手深度的長期調查。
對於那些目前只能在家做調查的記者，以及目前沒有機會進行現地採訪的記者，在寫稿時需要注意不能光只告訴讀者專家知道什麼，而還需要告訴讀者專家是怎麼知道的；不要僅僅報道專家建立的模型，還要論證這個模型背後的動機；不僅要報道數字，還要結合其背景進行討論。認真分析衛生官員和政客們說的話，並對他們進行問責。另外重要的是，要慢慢適應用電話與數字工具（如 Signal、Jitsi 或 Zoom 等）與你的消息源交談。在這種特殊時期，要儘可能多地與新的消息源建立聯繫，使你的消息來源多樣化。最後，要注意不要在報道中污名化那些受感染的人，也不要在報道中帶有種族主義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