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是如何將美國手機追蹤產業可視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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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紐約時報》

編者按:自從這篇專訪最初在2月份發布以來,全球新冠疫情的爆發進一步揭示了位置追蹤數據的收集方式和使用方式的潛在風險。為顯示人們的移動模式在全球範圍內的變化,谷歌公司正在發布匯總的位置數據報告;同時政府試圖從電信公司獲取更多的位置數據。而隱私保護的倡導者則對此敲響了警鐘

一個你從未聽說過的手機應用,它背後的公司卻很可能知道你現在身在何處——你的這些隱私信息正在暗地中被買賣。這些應用和他們的「合作夥伴」們犧牲了智能手機用戶們的隱私,打造出了一個利潤豐厚的行業。這是一個關係到國家安全的問題,而且目前幾乎沒有受到任何監管。

《紐約時報》的 「隱私項目」(Privacy Project)引起了人們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從五角大樓、白宮到舊金山的街道。在《1200萬部手機,一個數據集,零隱私》(Twelve Million Phones, One Dataset, Zero Privacy)一文中,Stuart A. ThompsonCharlie Warzel 將人們手中的智能電話想象成了全國各地被追蹤的對象,

Storybench 採訪了《紐約時報》的觀點版撰稿人 Warzel 和視覺新聞負責人 Thompson,談了他們為什麼選擇製作這些可視化的故事,以及在製作這個由數據為主導但又非常人性化的故事過程中所面對的挑戰。

文章開篇映入讀者眼帘的就是在不同建築地圖上閃爍的光電。這樣的視覺效果看上去像是應該在諜戰片中出現的場景。為什麼你決定把這個作為人們第一眼看到的東西?

Stuart A. Thompson: 是這樣的。《紐約時報》在一年前的時候就已經接觸到了這個選題,而這次的項目便是在當時的基礎上做的。對於究竟有多少數據擺在這兒,我們從來沒有一個很準確的概念。因為我們擁有的數據是幾個城市的數據,而且密度超高,涵蓋了所有方面。我們想給讀者帶來某種本能的反應:這些數據不是一個人或一些陌生人;這些數據是無處不在的一切。我們很早就有這樣的想法,從一個點開始,然後將圖景拉遠,得以看到城市的全貌。我們的想法就是這樣,從一個點然後繼續一直這樣拉遠,一直拉,一直拉,永遠不會結束。我們想要讓你對你對永遠看不到的東西產生情感上的聯繫,這就是我們的想法。

Charlie Warzel: 外面有多少信息,有多少手機,有多少隱私被泄漏了出去,的確是一件讓人難以完全釐清的事實。我本來認為這個故事在追求視覺效果之前,必須要有很多文字輔助說明;可當我一看到 Stuart 做的東西,我就在想,「我們甚至不需要文字。可視化將會更好地講述這個故事。」

你們是否特意要求用圖表輔助報道,而並非用照片或視頻?

Thompson: 新聞編輯室過去就是這樣搭建起來的,而很多新聞編輯室至今仍然如此:有做採訪和寫文字的記者;還有一群做圖的美工,他們有時單純地做一些柱狀圖,有時會則做更多的視覺化的東西。只不過,多數時間美工差不多只是坐在新聞室角落裡某個黑暗的柜子里(笑)。過去十年間,《紐約時報》一直在努力把記者和視覺團隊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就是我目前的團隊,也就是觀點版視覺新聞團隊的源起。

與其用視覺上的東西把一則報道做成像櫥窗陳列一樣地漂亮,還不如去找那些除了用可視化、別的方法都講不了(或者幾乎講不好)的故事,然後由我們講出來。打個比方,就像你可能寫這個故事的時候可以不加任何視覺效果,最後出來的效果讓人看了也會覺得很好。但真正的衝擊力來自於看到故事和可視化結合在一起的時候。這時你會發現這一切都是結合在一起的,它們並非互相獨立的東西。

寫作的時候,記者可能會為報道的標題而冥思苦想;而我們在起筆前可想到的是將要主導這篇稿子的視覺設計,因為這會影響到報道的內容。在第一篇純文字的草稿中,重點的統計數字處會標註有一些氣泡點,並附有小批註,這樣編輯們就會知道我們要在那裡做什麼。我們將這一稿給他們看,告訴他們你要用這些圖片來讓讀者明白報道傳達出去的概念。無論視頻還是動畫,某種程度上都是附加的東西。但它們也確實會把讀者慢慢地拉進去一點。

能告訴我們,你們是如何介入這個選題以及你們的調研過程嗎?

Thompson: 「隱私計劃」用了一年時間研究相關的隱私條例和技術手段,之後帶着數據找到了我們,因為他們擔心這些數據揭示出的意義重大。他們認為,需要一個說話能被聽見的人來主張變革。我們於是去逐步了解這個相當不透明的行業。因為這個行業是完全不可見的,所以很難理解。當你在手機上時,你無法看到發生了什麼。行業里很多交易都是不公開宣布的。不同公司之間的聯繫,以及他們用數據做了什麼……這些東西都尚未曝光。這是一項巨大的研究工作,有大量的數據需要處理。

Warzel: 這種情況就屬於數據主導一切。在製作這篇報道的過程中,很多採訪都是為了確認事件是否發生,並要從數據里記錄的事情中獲得更多的聯繫與情報。這是一個有趣的報道過程,因為很多時候,你要打電話,或者去拜訪別人。為了其中一個故事,我們去了帕薩迪納(Pasadena)。這剛好是對通常報道過程的一個反轉。

通常情況下,你去到別人那裡,然後說,「請你告訴我這件事。我需要知道關於這件事的信息。」而這次,我們實際上已經有了所有的信息,而我們要的是讓人們看到它。這是一種奇怪的模式。它是由數據主導的的,在這個意義上,數據幫助我們建立了這些可視化內容;而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它給我們提供了線索。而報道過程只是試圖分析處理這些數據,確保它是有意義的,或者說是準確的。

你一開始看數據的時候就知道要如何組織這個故事嗎?故事的構思是當你開始與人交談的時候就成型了的嗎?

Warzel: 在與從數據中發現的人物交談之前,我們已經有了故事大綱。我們已經對提出假設的公司進行過研究,而我們的提綱就是據此而定。在這一點上,我們遇到了問題。因為它們提出的其中一個假設是,數據是匿名的;而我們有充分信心說它不是匿名的。[這些公司說]要保持這些數據的匿名性和安全性真的很難,而我們手頭現在有這些數據,那麼它怎麼可能是安全的呢?

我們手頭有關於華盛頓的數據,所以我們知道國家安全將是我們系列報道的一部分。最終我們將這個故事安排在七個故事中的第二個。我想我們對整個故事的的界限有了相當好的把握。那個帕薩迪納的故事直到很晚才出現,差不多就在幾周前。我們在主要章節里里有關於我們的人的故事,但當你把一個地區單獨拿出來談的時候,似乎還有一些故事要講……第一個故事是個級別相當高的故事,涉及到商業,該行業本身以及國家安全機構。而這些數據同時也是社區、城鎮的故事,關於人們的生活、去百思買、去教堂的故事。有足夠多的內容,我們可以把它做成一個完整的故事。我們想把這些數據歸總到一個區域,在那裡,各種不同層面、不同角度的故事都可以講。

截屏:《紐約時報》

有沒有出現過有人不想和這個報道扯上關係的情況?這種情況你是怎麼處理的?

Warzel:常常如此。這其實也是我們去帕薩迪納的另一個原因。起初,我們不知道會有多少故事可寫,但我們通過走訪帕薩迪納發現了很多人,並希望與他們聯繫,讓他們談一談作為這個數據集其中「一個數據」的經歷。這是我們的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我們在政治集會上找到了一些人,可能曾經在政府中任職的一些人,還有一大堆的人,從相對出名的人到沒什麼公眾名氣的人。不過沒有多少人想和我們聊。

很多人認為這可能是個騙局。人們看到以《紐約時報》為後綴的郵件地址發來一封郵件,內容像是「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已經追蹤到了你的所有行動。我們為《紐約時報》工作。」之類的,聽起來怎麼都有點離譜。很多人都覺得,「這是電郵詐騙吧?」或者人們認為他們被騙了。我想這也是我們選擇鎖定一個社區的原因之一吧。我們選擇去到現地取材,去敲他們的家門,貼人的冷屁股,並向他們尷尬地解釋整件事情。

有的人在面對面的時候不想說話。有的人身處宗教組織或其他社區組織中,覺得自己出於不利的位置,不想說太多。而當我們能夠向某些人展示我們手頭有的數據,傳達出這個項目的主旨與目的,並且對此進行宣傳時,就會有更多的人感興趣。

你在文章提及了加入了使用數據採集服務的公司,以及他們的公司Logo。你是否覺得這是一個有必要做的決定?

Thompson: 關於這一點,我們談了很多次。我覺得指出這些公司讓人知道的確很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們在幕後的運作相當多。他們實際上隱藏在你下載的應用程序中。我已經找到了80家公司,他們的主要業務都圍繞着這一點展開。我們必須對我們在報道中指出的公司有足夠底氣保證其準確性,並保證它是公平的,因為有些雖然在本行業內工作的公司,可能並不會參與到我們在故事中提到的那些信息交易。他們可能有其他優先的業務,可能這種隱私信息交易在他們的業務中占的比重較小,所以我們最終選擇了那些我們覺得最符合標準的公司。

Warzel: 我並沒有怎麼參與到這個過程中。直到我們的項目已經推進到非談這件事不可的地步。我們想要調查哪些公司?哪些公司需要被在文中提及?我們需要找哪些公司談?哪些公司需要被仔細審查?這也許是整個報道中最令人沮喪的部分之一,因為過程中確實清楚地向我們展現出了廣告業是多麼不透明,展現出了他們操縱語言以保護自己的方式。

有一些公司,當你聯繫他們,告訴他們要在移動數據定位的相關文章中提到他們,他們說不,我們不做這個……相反,他們說他們跟蹤某些客戶的「移動路徑」。他們把詞改了一下,所以他們並不符合我們提到的「移動數據定位」這個類別。但實際上是一樣東西。這一點是非常困難的,因為這個領域的技術非常的專業。差別如此細微多樣。一個普通消費者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面對他們是沒有勝算的。

圖片:《紐約時報》

因為這整個過程太讓人沮喪了,尤其考慮到這些公司強調這麼多次自己做了什麼。有沒有什麼是你小心翼翼地注意不去聲明的?

Thompson: 我們想要識別 App 的另一個原因是,當你看到一堆名字的時候,它們都是這些奇奇怪怪的公司。然後你可能就會想,「等等,這些公司都掌握有我的位置?」它們不像谷歌,我們理解谷歌可能掌握以切。可這些公司更像是你不知道的一些創業公司。我們在涉及到 App 的時候都是很謹慎的。但在談論應用程式和公司時,很難做到保證沒有遺漏。你想把所有符合條件的程式和公司都包括在內,而這也正是人們想知道的。當我們發布這個故事的時候,就會說:「好吧,我需要在文中刪去哪些應用的名字?」而這真的很難說。這也是整個體系的一部分。我們很難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我跟 Foursquare 談了一下,帶了一份接收位置的應用列表給他們的 CEO 看,上面還包括了他們是如何向人們披露這些信息的。CEO 說,他們確實收到了位置信息,但你知道,基本上這些行為我們都是在特定的方式下做的,而且我們並不使用它。我們短暫地保留這些信息,然後處理掉…..在報道這個行業相關新聞的時候,你必須非常小心,因為該行業是如此複雜,而且這些公司的公關應對是如此的熟練。他們的業務的整個基礎就是「要讓人們感到困惑」。例如隱私政策和信息披露篩選的誤導,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們控制着所有的表述語言,他們盡量把它做得精雕細琢,以此獲得他們想要的一切。總的來說,我們在談論公司和他們所做的事情時必須保持審慎,直到有自信它可以完全被讀者理解——這才是報道時的正確思路。

這是否正是文章發表在觀點版的原因?

Warzel:線人來找我們,是為了「隱私計劃」,也是為了支持我們在該領域堅持不懈的工作。同時,也是因為對這些信息的去向有真切的擔憂,希望推進改變,並向立法者、科技公司和廣告行業施壓,讓他們意識到眼前的確有問題亟待解決。這就是觀點版很適合做的事情。

有時候,一個新聞室受掣於這種缺乏主見的新聞製作思路:「讀者需要自己決定自己對這件事的看法。」但我們的文章沒有這樣做。文章很清楚地表明,我們想讓你知道,這就是論點。情況已經失控,它們正在侵入我們的生活,而這亟需改變。我們以幾種不同的方式發布系列中的最後一篇文章,其中一種就是作為社論發表在《紐約時報》的觀點版上,文章明確指出,立法者需要對此採取行動。

美國人並未為此簽署某項法律,而美國現在需要聯邦隱私法。以報道推進立法一事,並非一般的傳統的新聞室有信心能做到的。我認為這需要嚴格報道、審核,謹慎使用語言和責任心……這就是《紐約時報》的報道標準和公平性。我們的宣傳能力也是他們來找我們將文章發表在觀點版上的真正原因。

截屏:《紐約時報》

在觀點版中,你有能力去呼籲變革。你希望讀者從這篇文章中,從你製作的新聞項目和展現出的信息中理解到什麼?

Thompson: 我希望他們感到害怕。就像我一樣地感到害怕(笑)。也許他們會改變自己的一些行為,但最後對整個世界來說並沒有什麼作用。我認為有些東西是需要一個過程來慢慢建立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國會現在因為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要處理而很分心,所以我不認為這則報道會在下周就會推動新法誕生。但我希望這則報道能推動關於隱私的對話,探討隱私有多重要,大公司在一個隱私不受保護的商業機制中究竟已經走了多遠,他們真的可以為所欲為。

你可以提議禁止所有這些東西,但對於那些像「我真的不在乎。我沒有什麼好隱瞞的」….. 我認為,你可以沒有什麼可隱瞞的,也可以選擇去對這些公司可以做的事情做一些限制:例如他們可以保留位置信息多久,對信息可以有多大的精確度——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可以精確定位你的位置,誤差只在幾英尺的範圍內——以及他們可以這樣做的頻率。

我最終的希望是,人們要對此事有所關注。就像 Cambridge Analytica 改變了人們對 Facebook 的看法一樣,這篇報道可以改變人們對手機這個領域的看法。我以前看手機的時候就會想,「我走在披薩店附近就能收到相關的推送,這是個多麼有趣又方便的小把戲啊!」我在幾年前就是這麼天真,希望大家看完之後能改一改,這已經不是什麼天真的事情了。這並不是什麼好玩的把戲:這是一門生意,而商品就是你。

Warzel: 從我的角度來說,雖然責任不在消費者身上,消費者沒有義務去自我監督,但我希望人們在讀完我們能夠展示的內容以後,第一次能夠明白他們自己選擇了什麼。要改變的是這些公司。而立法者是那些需要向這些公司施加壓力的人。我最樂見的情況是,我能夠幫助人們理解,在他們不知情的情況下,他們隨身的電子設備上究竟發生了什麼。我認為,一般來說,清楚知道自己所要面對的是什麼,對於我們將是非常有幫助的。

我認為從 Cambridge Analytica 事件之後發生的所有事情——我認為「隱私計劃」是其中的一部分——都是對我們的設備和隱私以及信息的安的一場更深刻的反思。這個過程是緩慢的,而我認為在這場鬥爭中最大的工具之一就是要清楚知道你將面對的是什麼。這就是為什麼我很高興看到 Stuart 和他的團隊能夠以這樣的方式來展示這個問題,因為我認為它能讓人們了解到自己自身正身處的是怎樣的一個環境與機制。


本文首發於Storybench全球深度報道網獲授權翻譯轉載。

Erin Merkel曾就讀於東北大學新聞學院新聞學專業。2014年,東北大學新聞學院的媒體創新研究生項目創辦網站Storybench,旨在為媒體從業者提供一本「數字故事的烹飪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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