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穀雨計劃-騰訊新聞（微信公眾號：guyuproject）出品，未經允許不得轉載，作者夏偲婉，編輯李媛；全球深度報道網獲授權轉載。
由《人物》作者李斐然撰文、朱柳笛編輯的作品《李開復：最大化戰爭的倖存者》，獲得了2019年11月穀雨公共寫作獎。
對採訪者來說，李開復有自己的一套標準敘事，要攻進這套系統之中，並建立新的——真實而非完美的對話，很難。在這篇報道中，我們看到了一個標準敘事之外的李開復。關軍也在點評此文時表示，“受訪無數的李開復，其程序化應對這一次被大大消解。”
不過，李斐然卻仍然感到遺憾。她認為，對於李開復的“打開”，依然不夠。此外，受篇幅所限，為了呈現給讀者一個更真實的“人”，她和李開復關於技術上的討論被放棄了。
但必須承認的是，能打破李開復的“程序化”，就是一場小小的勝利。某種程度上，李斐然和李開復有點像，一個是對技術感興趣的作者，一個是“技術商人”，他們都喜歡“思維較量”，心裡都裝着“最大化”的讀者。當李開復遇上李斐然這樣一位作者，在彼此較量的過程中，細節被極致細化，真實得以呈現。
李斐然自述
找到一個最接近事實的立意
我之所以會對李開復感興趣，是因為他在很早之前就提出了AI（人工智能）的概念，他的很多想法都很有前瞻性，有點像是技術商人。最早我對他更多的好奇在於技術想法方面，後來我有了對話機會，更多是從人物角度關注他，包括最後落筆，寫的也是一個技術領域中關於人性的故事。
當時李開復開放的所有採訪都是公關類採訪，只給半個小時或者40分鐘，聊不到什麼程度。寫一個人不可能只靠資料，一手採訪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對於這樣有爭議的人物，所以我們一直很希望能夠爭取到更多時間。我們主編太給力了，這個題因為主編的聯繫，所以定下來了。
在第一次與人物對話前，我會做資料收集和進行預採訪，先去采一些和他特別熟的人，慢慢找我要寫的方向，在操作過程中不斷細化、清晰化主題，希望能在對話過程中，找到一個最接近事實的立意。
最初我想記錄在技術變革的三十年里，一個像李開復這樣的人物會如何做出抉擇的故事。在一個技術劇烈變革的時代里，舊的玩法還在，傳統產業的盈利模式依然有效；但新時代已經到來，商人們開始用新的方式去做生意，技術人員的地位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關村方圓一公里以內所有人的命運都發生了劇烈變化。
但在和李開復共事十年以上的同事對話時，有一個人提到，李開復身上有特彆強的確定性，即他做任何事情都極其精準。
李開復。攝影：尹夕遠
我覺得這很有趣。因為在商業領域，尤其是技術這一塊，不確定性是共性，確定性極其罕見。而李開復是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場域里，竭力尋找到他的確定性。如果這是他熟識的人對他的認知，我認為細化這個細節，會比我自己最初想的方向更精確，更符合這個人的真實人生。
帶着這些功課，我見了李開復。但第一次對話現場非常慘烈。
第一次對話遇挫
第一次對話，基本就是 “持續的挫敗和絕望”。大部分採訪對象防禦性很強，但我相信只要對他很了解，知道一些攻克他的方法，是可以打開他的。
第一次見面是在他的午餐會，李開復的時間非常緊張，他吃午餐，我坐在旁邊問他問題。我對李開復解釋我這個選題要做什麼，我有哪些想法。他也很認真地聽我說話，但依然處在一個接受採訪的狀態。我就和他分享了一個故事，希望他能理解我想要什麼。
2016年，我對話剛退役的吳敏霞。她對我說，“我的生活就是三點一線，從訓練館到宿舍，再到理療的地方，這三個點來來回回、走來走去。”我開始問她更本質的一些問題，比如“你怎麼理解你的工作？工作給你帶來最大成就感的時刻是什麼？” 我需要反覆問，不斷變換提問方式，幫助她回想這種狀態究竟是什麼樣子。
她想了很久，然後告訴我大概這麼一段話。她的生活很多東西是自己不能掌控的，比如訓練時間、宵禁時間。而當站上十米跳台往下跳時，頭朝下往下墜，所有人都會恐懼，但這件事讓她着迷，在那幾秒時間內，她可以非常精準地控制自己每一塊肌肉，還能對抗住那種恐懼感，準確達成目標。雖然生活有很多的限制，但那幾十秒內，她能夠完全掌控自己的人生。
我說完這個故事後，李開復有了一些細微的表情，眼神也有了變化。那一刻，我想，太好了，他受觸動了，這一刻馬上要打開了，他現在會跟我分享一個真實的故事了。
結果，他就“哦”了一句，吃了一口飯，說，“你說完這個例子後，我覺得我說的例子都無法超越這一個，我需要好好想一想。”我就想，完蛋了，這個人又回去了。我好不容易把一個很重的門推開，結果他“咵”一下又給關回去了。
但這個故事觸動到他另外一點——他是一個極其完美主義的人，在那一刻，他有一種競爭性，類似“我如果說不過這個例子，就還是給你一個完美的回答”。但他已經有了固定的表達方式，不習慣用真實細節去表達自己。那一刻，你會覺得自己的“對手”特別難對付。
第一次對話幾乎沒有達成任何預想的目標。結束後，我感到特別迷茫。
思維較量
第一次對話結束後，我去找了很多做投資的人。他們最後沒有成為稿件里的人，但幫助我理解了李開復的工作環境；他日常打交道的是什麼樣的人；他作為投資人，平時是怎樣說話的。
我還找到他每一任私人助理，了解他的日常習慣。所有細節都要聊：李開復喜歡吃什麼喝什麼？在紐約出行，是坐車，還是坐地鐵？玩紙牌遊戲，贏的時候是什麼樣的反應？是否特別在乎輸贏？每年去幾次大董？哪些菜是他必點的？哪些菜是他會給別人點的？各種細節。
李開復的助理提到，他的記憶力很好，能記得三十年前的論文里一個注釋中的一個公式。他會為此“洋洋得意”，覺得這件事自己能做到，其他人都做不到。我聽到後想，我不能讓他覺得我和他不是一個level的，在他面前，我不能有任何漏洞。
我在第一次對話時意識到，李開復會不停考我。當他說“我之前在哪本書里也提到過什麼”，我馬上會把這句話接上去，“對，你在那本書上寫過細節”，然後會感覺到他的表情發生一些變化。我看了他所有的書和演講，還找他的CTO幫我去解讀奧賽羅棋和隱馬爾可夫模型那兩篇論文。他還有一部紀錄片，裡面的細節我也清楚。在對話前，我要對這個人了如指掌。
我抱着“必死”的決心進行了第二次對話。
那次對話中，我對他說，“我覺得你的生命當中，信對你來說好像很重要，我希望這個話題咱們能多聊一些。”
聊到和父母寫信時，他說這些信件從來沒有公開過。我說，“有公開過，我有一封你的父親寫給你的信。”然後我背出了那封信的內容。他很震驚，問我是怎麼知道這個細節的。
在李開復的紀錄片里，有一個這封信的特寫鏡頭，我把這個畫面截圖了。他看到這張截圖時，慌張了5分鐘左右，說“怎麼能拍特寫，我沒有答應過這個能拍特寫”。但在這之後，我問一些問題，他不會再“冠冕堂皇”地回答。他終於可以放鬆下來，真實地和我進行聊天。
作者需要去知道訪問對象生活里很小的細節，然後讓他感受到，我是了解你的，不要那麼害怕，我不是陌生人，我就是你的一個朋友。要和採訪對象達成一種信任關係，讓他一點點接納你。
第三次對話是李開復主動提出的，那天他需要去參加一個活動，邀請我和他一起坐車過去，車上的時間大概有四十分鐘。
在和他一任助理聊天時，我問，“李開復衣櫃里全部都是西裝嗎？”她說：“開復是特別有着裝品位的一個人，他連領帶都會認真搭到。”
在車上相對更輕鬆的環境里，我和李開復閑聊，“您今天的領帶也是認真挑的。”他說是隨便穿的。助理在旁邊說，“您不用哄斐然，她已經對你了如指掌了。”
李開復聽了，身上那種競爭性又冒出來，就跟我說，“你知道嗎，我的領帶是愛馬仕的，因為所有品牌里，只有他們家領帶做得比其他領帶窄1厘米。”他還參考了學設計的女兒的想法，自己建了個模跑了一下，發現電腦上出來的視覺效果果然更顯瘦一些，因為他覺得自己逐漸變胖了。
這種“思維較量”也頻繁出現在我們之後的對話中。有一天我們聊到裝修時，我發現李開復特別樂在其中，就和他聊吃一樣。一般情況下，人們在自己愛聊的事情上，比較容易展露出真實的自己。
我和他說，我裝修時連一厘米的誤差都受不了，所以我給自己房子建了一個模，確保沒有一厘米是浪費的，所有空間都嚴絲合縫，所有物品都精確收納。他聽了就問，那你做Excel表了嗎？他裝修時做了一個Excel表，發給我看，再次非常明確地表現出他身上的那種精確感。
他是一個特別喜愛思維較量的人，我還挺喜歡這樣，大家在一個領域裡不停攀比，不停細化一些細節。意識到他這個特質後，我會採取一種新的方式，比如跟他分享一些其他事，他一旦聽到別人的事後，就特別希望能說一個更厲害的。
我跟他說，和原研哉聊天也挺有趣的。我和原研哉討論紙張時說，“你在中國出的書摸起來不一樣。”原研哉就說，每一張紙都不一樣，有些摸起來是雞蛋殼那種效果，有的摸起來很輕，拋到空中，能飄三秒才掉下。
李開復聽了後說，“你知道我的錢包有多小嗎？”他的錢包非常小，只是一個卡包，但非常厚。我問，“你這個錢包放在口袋裡不會不舒服嗎？”他便開始展示他的口袋，“我的口袋也是一個你想不到的厲害設計。”他的口袋能恰好裝下他所有東西，坐下來的時候，深度剛好不會讓手機掉出來。
這些細節，都非常能體現他的特質。
在一個很緊的罐頭邊上，悄悄地撬開一點
很多報道把李開復形容成一個商人、投資人、暢銷書作家，但李開複本質上是一個科學家，看他的論文讓我感覺震撼。“AI”這個話題，科學家研究了幾十年，一直不被關注，沒有落地，直到近幾年，AI才流行起來。
李開復就是最早研究AI的那批科學家。他本來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大學教授，拿着終生津貼，過一個很多人拼搏一生想要的安逸人生。但他看到了AI，認為這個領域是有前途的。再後來他離開學界，去了全世界最好的公司，並且在這些公司里做了實事。他是一個有真本事的人。
很多人對李開復有一些誤解。李開復出太多暢銷書，塑造出一個商人形象。我和他討論過，我說，“如果你寫一些技術類的稿件，會有更多的影響力，並且贏得更多的尊重”。但這也是他的困境。他早年間寫過很多學術稿件，但沒有有效傳播。他希望這個領域在最大化的受眾中實現最大化價值，而發表一篇學術論文沒有辦法實現最大化傳播。但另一方面，大眾傳播沒法傳播一個技術類的故事，所以他研究了一下勵志類的故事和暢銷書的寫法，再用最大化的市場推廣方式推廣，這是他實現自己目標的一種方式。
這是非常典型的深度機器學習，他在模擬人的思維方式，但他內心深處是非常希望和別人討論技術的。聊天過程中，聊到他的論文時他最開心。當聊到一些偏商業或者偏科技倫理的話題時，他又回到一種套話語境中。我認為這是因為他內心不想和你聊，於是就自動切換模式。
同時，他的暢銷書讓他人在理解他時，會基於李開復給自己構建出的那個人設，從而產生信息上的偏差。我希望我的讀者能夠更全面、更多維度地去理解一個真實的他。
但成文後我依然感到非常遺憾，我覺得這一次打開的這道縫隙依然不夠大，可能對於李開複本人以及他身邊熟悉他的人已經非常大了，但作為寫作者，我覺得不夠。只能說我儘力了。
我能夠感受到，在對話過程中，李開復已經沒有內心障礙，但他內心深處非常不“熟練”。當問到通往更深處的問題時，他依然不習慣打開內心。比如關於他的書房，我很希望能知道他真實的內心是怎麼想的。我甚至浪費過一次採訪機會，那天我下定決心，那一天只討論這件事。但當時他又回到了那種狀態——對你的態度特別好，但不斷在抗拒。我很明顯地看到採訪對象在逃避，就好像追到了一個房間里，兩人不停地跑來跑去。
“這個地方不能寫，這個地方很亂的，那個地方什麼也沒有”，當我拋出一堆問題時，李開復這樣回應我。我勸說他，這個細節特別重要，你要相信我，咱們是可以聊的。但我能感受到他的收縮，他包裹住自己的內心。目前文章里最後一小節的信息，是那一天最後的結果。
我就像在一個很緊的罐頭邊上，悄悄地撬開一點，只能看到他一點。
當然，我也很理解李開復的這種狀態。他打過大概是這個世界上最艱難的官司——和比爾·蓋茨的那場世紀官司。這是一場非常殘酷的鬥爭，如果輸了，就會葬送他的整個職業生涯。那個階段，哪怕是他對同事一個問題隨口“嗯”的回復，都可能成為呈堂證供。所以當時在美國最好的律師團的“訓練”下，他知道哪些話可以往外說，哪些話絕對不可以說，哪些話又最能保護自己。上了這樣一次法庭，經歷這樣一場長達幾年的官司，這個人會發生變化。
從這個角度，我很理解李開復呈現出來的那種難。他吃過苦頭，如果他願意打開自己、敞開聊，說明他真的做了一個很勇敢的決定，因為一旦他這樣做，他的內心是會有恐懼的。這種殘酷的經歷把他塑造成一個多麼小心翼翼的人。
業界都認為他表達能力特彆強，但在我看來，他是最不會表達的人——那種真實的、真心的表達。李開復的本質是一個工程師，他與世間的溝通方式是人機對話，他像機器學習一樣，學習了一種效率最高、安全性最高的人類表達方式，並不斷使用。但他的內核，是不知道如何和外界對話。
對話李斐然、朱柳笛
穀雨：最開始為什麼決定做李開復的這個選題？
李斐然：我是一個對科技很感興趣的人，所以很早就覺得李開復這個人很有趣。他不是一個純粹的技術商人，很多想法都非常有前瞻性，很早就提出了AI的概念。但過去能跟他對話很困難，大部分的商業人物都需要一個漫長的磨合過程。一直到創新工場十周年，在主編的幫助下，我們爭取到了這次採訪。
朱柳笛：一開始定下這個題目，是創新工場正好十周年的契機。李開復在商業世界裡還挺有代表意義的，是一個符號性的人物。近一段時間也沒有看到關於他非常好的報道，對他還是有一些求知慾。
穀雨：面對這樣一位採訪對象，前期做的功課會不會相對更多？
李斐然：我其實采誰都差不多是這樣。我早期做很多科學報道，科學家也很難攻克，他們有自己的專門領域，那個世界裡有獨特的一套專業術語、專業邏輯和專業的背景，對話門檻非常高。所以科學家普遍認為你是一個外行，就拿入門級的東西和你“隨便聊聊”。不是因為他們傲慢，而是覺得沒有辦法跟你建立對話。
所以我習慣對話前必須了解他所有的背景，尤其是學術背景，學會和他感同身受，明白他在做什麼，他做事的邏輯是什麼。如果第一次見面，他們明白作者懂他們在幹什麼時，就會變得很願意溝通。
科學家的世界有點像一個孤島，一方面很孤獨，很希望建立溝通，但很少有能和他們進行思維較量的人。所以要特別努力地讓他們意識到，這是一個有能力和我儘可能平起平坐聊天的人，有時候我的一些提問方式，也能激發他們新的想法。
穀雨：你說對話過程像一場思維較量，這是你對於李開復這個人物採取的一種對話技巧嗎？突破李開復這種程式化的關鍵是什麼？
李斐然：是的，面對不同的採訪對象，要用不同的對話策略。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這個行業不會失業的緣故，是因為AI無法微妙地觀察人，以及理解人的細微之處。
每一次對話都是對一個真實地活着的人的理解，首先讓對方放鬆下來，讓他認可你，實現一種平等的對話，然後獲取準確的信息。
在采李開復的時候，我要不斷去學習他的對話方式，觀察他喜歡用哪些詞，喜歡聊什麼樣的事，在聊哪些事時會打開自己，然後利用打開的小窗口，引到你想要去聊的話題上。
朱柳笛：當作者能夠讓李開復覺得“沒見過比她佔有資料還多的作者”，或者“有人可以理解我說的這個問題、對技術很了解”的時候，他會對作者更尊重，這個口子就打開了。
穀雨：“最大化”這個點是什麼時候定下來的？
朱柳笛：應該是快要接近成稿的時候。但斐然寫完第一稿後，“最大化”這種意向已經非常明顯。
李斐然：在和李開復對話的時候，我意識到他身上有特彆強的要把一切做到極致的特點。他身上這種對於極致的追求，全部都是為了實現最大化。
我就拿着這個點在之後的對話中慢慢和他碰，比如鏡櫃要做到什麼程度，Excel表要細化到什麼程度，論文里的棋局推演是如何進行的。後來我們也聊了一下我觀察到的這個“特質”，他仔細想了一下，認為這也是一個準確的特質，包括創業，其實也是一種實現人的最大化的方式。這個主題就是在對話當中的一種感受。
穀雨：這次操作的過程中，有什麼是讓你感到遺憾的？
李斐然：我對這篇稿子其實挺不滿意。它達成了一個目標，就是比較客觀、貼近真實地去表現李開復的生存狀態。但我對於這個人的本質並沒有挖掘到最深的程度，所以寫的時候，我感到異常遺憾。李開復經歷過更複雜的人生，他有更複雜的人性，而我並沒有真實地挖掘到。
過去三十年的技術變革，讓很多人獲得了技術的紅利。這種技術變現很容易讓人迷戀。但李開復不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實現了技術變現，但還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技術世界，渴望更大的技術邊界。
我與一個人對話時，希望能理解他所處的時代和他同時代的人。但對於李開復，那些年他在國外，其他的同齡人和他沒有同頻共振，那他和我們的讀者的共鳴感又會來自於哪裡？
後來我意識到，我們共同經歷了一個技術奇蹟的時代，比如雙十一、微信紅包、網絡直播，這些都是我們共同的記憶。而最早李開復進入蘋果公司工作時，就已經意識到技術可以實現變革。他一次次經歷這種事情，着迷其中，我很希望能把這些寫出來，但遺憾的是，我在想我們的讀者可能都不知道李開復的真實模樣。在八千字體量的文章內，我需要捨棄掉一些野心。
穀雨：出稿前，李開復團隊有沒有審稿？
李斐然：我是一個不給別人審稿的作者，迄今為止，在發稿前沒有人看過我的稿，我只會答應給到對方直接引語。我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採訪對象沒有權利去審稿。我對我的事實負責。
穀雨：你覺得李開復是一個自由的人嗎？
李斐然：我認為李開復覺得自己是一個非常自由的人，他所感知的世界就是和我們所感知的世界不一樣。他處在一個純粹理論技術的世界裡面，技術就是他的人生樂趣。技術能把一件很小的事情做得很大，能把無序的世界變得有序，把弱小的事情變得強大，顛覆甚至創造一個新的世界，這件事情讓他着迷。
李開復在用技術實現這種最大化的時候，也是我所理解的他所最着迷的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