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非最嚴格的“第五級”封城期間，約翰內斯堡高人口密度的希爾布羅區（Hillbrow）居民聚在陽台和屋頂上尋求社會救濟。照片來源：瑪德琳·克朗傑（Madelene Cronjé）
在全球深度報道網的採訪中，六位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攝影記者為我們描述在拍攝這場病毒大流行時，他們應對健康疑慮、拍攝限制及技術問題的不同方法。
今年5月，攝影記者大衛·戈德曼（David Goldman）對自己所讀到的新聞感到難以置信，在美國東北部的一個州營退伍老兵安養中心，新冠肺炎致死的人數已經攀升到失控的程度。
自疫情爆發以來，該中心已有100人死亡。在這場即將成為全國性悲劇及醜聞的事件中，這群曾在二戰中為美國奉獻的麻州霍爾約克士兵之家（Massachusetts Holyoke Soldiers’ Home）的老兵，接連在疫情中淪陷，而他們被隔離的家屬們只能向護士詢問他們的臨終情況。
根據後來的一項獨立調查，該安養中心指示將已感染和未感染的院民集中在同一個病房，而這只是造成這場災難的眾多錯誤之一。
該安養中心的管理者拒絕受訪及合作，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全球事業攝影組成員大衛·戈德曼，從死者訃聞中整理出該機構及疫情的相關信息，並在臉書上找尋死者家屬。
當他終於找到一些悲痛的家屬時，由於社交安全距離規定，他也無法直接接觸他們。
因此，戈德曼向家屬提出了一個他自己從未見過、所以也不確定是否可行的攝影計劃：他會以某種方式將亡者的大型照片投影在他們的房子上，並拍攝家屬站在窗戶邊的畫面。
這個計劃帶來了其他問題：如何確定這些家屬的臉上的光線是足夠的？在戈德曼甚至不能進入他人屋內插電時，他要怎麼給投影機供電呢？
在接受採訪時，戈德曼承認，他一開始對這些問題的解決辦法毫無頭緒，也擔心自己可能會加深參與拍攝的家屬的痛苦。但這項與十幾個老兵家庭的合作攝影項目，卻成為美國最令人難忘、最莊重的疫情特寫之一。
因新冠肺炎去世的二戰老兵詹姆斯·沙利文（James Sullivan）的照片被投影在他兒子湯姆·蘇利文（Tom Sullivan，圖左）的家中，右邊站的是他的兄弟約瑟夫·蘇利文（Joseph Sullivan）。照片來源：美聯社/大衛·戈德曼。
因感染新冠肺炎享年73歲的美國空軍護理師康斯坦斯·“坎迪”·皮納德的照片被投影到她童年的家中。她的姐姐塔米·佩特羅維奇（Tammy Petrowicz，圖左）、兄弟保羅和布萊恩·德里斯科爾（Paul and Brian Driscoll）站在窗前。照片來源：美聯社/大衛·戈德曼。
在世界各地，攝影記者們不得不尋找新的策略，在全球封鎖期間接觸及記錄這場疫情，同時還得保護他們的拍攝對象不被感染。
他們拍攝的照片也產生了影響。在印度尼西亞——反應遲緩的政府淡化了疫情的嚴重性——攝影記者喬舒亞·伊萬迪（Joshua Irwandi）通過一張醫護人員為了防止傳染而將感染者遺體全身包裹起來的照片，引發公眾對於疫情的緊迫危險性的新一輪討論。這張照片被用於《國家地理雜誌》8月刊的封面故事。而伊萬迪在一篇吸引了34萬7千個贊的 Instagram 貼文中寫到這一幕，他標舉醫護人員的英勇行為，並寫下：“我只是覺得這個人身上發生的事很可能會發生在我愛的人、以及我們深愛的人身上”。這張照片反映疫情時期的極度孤獨感，在國家地理的 Instagram 上，一天之內就吸引超過100萬個贊。
與調查記者合作
在秘魯，獨立攝影師奧馬爾·盧卡斯（Omar Lucas）與全球深度報道網成員組織 IDL-Reporteros 的調查記者合作，試圖證明秘魯政府給出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數遠遠低於真實數字。
盧卡斯的照片幫忙證明了這一點，他和私人火葬場的工作人員一起到死者家中收集屍體。身穿個人防護裝備，盧卡斯即便穿越狹小巷弄，也確保與他人保持半徑6英呎的距離。
“現場有很多挑戰，但最主要的是得把恐懼拋在腦後，進入屍體所在之處”，藉由翻譯，盧卡斯用西班牙語對全球深度報道網表示：“這並不容易，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得等一段時間，直到對的那一刻才能拍照。跟他們在一起時，我必須穿上他們使用的防護衣、戴好口罩及用酒精定期消毒。在技術方面，則是要攜帶輕量設備並隨時準備好。”
“與調查記者一起工作會更仔細，不會遺漏任何一個細節”，他說，“我認為不同之處在於，跟他們在一起，你就可以進入並不總是對媒體開放的空間。”
利馬當地衛生部門發包的火葬場工人正在收集屍體。照片來源：奧馬爾·盧卡斯/ IDL-Reporteros。
在那之後，盧卡斯花了好幾個星期記錄新冠病毒對利馬一些最貧困的社區的影響。
“除了保護自己而戴口罩以及保持安全謹慎的距離，我還是一如既往地做我的工作——與人建立一種有感情和同理心的關係，這樣我才能贏得他們的信任、進入他們的生活，也才能拍出他們的樣子”，他說，“我儘可能輕裝上陣，帶着相機和一個35毫米的鏡頭”。
他在利馬北部科馬斯（Comas）區的 Belaúnde 公墓待了幾天。在這裡，盧卡斯在死者親友邀請下，參與一名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的委內瑞拉人的葬禮。
“他們決定打開棺材，看看裡頭是不是他們的家人，但當他們打開棺材時，卻看到屍體被裝在袋子里而且…被封死了”，他回憶，“死者的女朋友走近棺材，哭了起來，對天空哭得肝腸寸斷，那真的是一個非常傷慟的時刻。”
盧卡斯拍的另一張照片是死者的表親試著為死者無法到場的父母直播葬禮，那名女子因情緒激動而彎下腰來，無法繼續直播。盧卡斯說：“我把相機放下了一段時間。”
在發現由於利馬當地的疫情規定，已故親人已經被防護塑料包住後，送葬者的反應。照片來源：奧馬爾·盧卡斯。
一名女人為因疫情而無法出席葬禮的親人直播時，情緒激動。照片來源：奧馬爾·盧卡斯。
盧卡斯決定為新冠肺炎對秘魯的委內瑞拉社區的影響，製作一系列攝影圖輯。
“他們受到了嚴重的影響”，他說，“在疫情發生前，他們有八成的人從事非正式的工作。政府頒布的隔離令使他們失去了每日收入，所以絕大多數人付不起房租，被驅逐出境。他們有許多人現在正步行回委內瑞拉。”
他記錄了34名委內瑞拉人在利馬某個避難所的生活。他也在街上捕捉了一些動人的瞬間，比如，當兩名秘魯婦女意識到年輕的委內瑞拉母親瑪麗埃拉·德爾·瓦萊（Mariela del Valle）的困境（她因疫情時期商店暫停營業而被當地一家購物中心解僱），於是將她帶到了利馬市中心的聖羅莎教堂。在那裡，盧卡斯拍下了她們用毯子接住一個修女從二樓窗戶丟下的食物的畫面。
委內瑞拉籍母親瑪麗埃拉·德爾·瓦萊（右一）在利馬看着一名修女從二樓窗戶丟下食物。照片來源：奧馬爾·盧卡斯。
在47歲的瑪麗蓮·莫羅（Marilin Muro）的紡織廠工作因疫情影響而結束後，她與33名委內瑞拉同胞一起搬到了 Sin Fronteras 避難所。照片來源：奧馬爾·盧卡斯。
在家拍照
在巴黎，前戰地攝影師、世界新聞攝影獎得主托馬斯·德沃扎克（Thomas Dworzak）嘗試騎自行車拍下這場疫情，但幾天下來卻沒什麼收穫，於是他決定完全放棄到現場攝影。
他認為自己受感染或傳播病毒的風險很高，於是決定用筆電拍下世界各地在封城時期以遠程會議軟件 Zoom 進行的視頻會議的截圖和照片──比如，他會讓護理人員將他們的筆電朝向某個方向並讓它運行幾個小時。
德沃扎克的想法是：如果調查記者可以通過電話搜集關鍵信息，為什麼攝影師不能用電腦來搜集動人的影像呢？
“在疫情極初期，我就決定將目光向內轉”，他表示，“我想，因為每個人都待在家裡，那才是世界開放之處，世界在 Zoom 上開展。這是第一次我沒法去現場，不是因為人們不想讓我進去，或我被警戒線擋住了，而是我可能會害到別人。當然，Zoom 的靜態圖片看起來不大好，有點扁平，但還是非常有趣。”
德沃扎克說，在疫情期間，他參加了近千次的 Zoom 會議。他還沒發表這個攝影項目，但在一次紀念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一名死於明尼蘇達州警官之手，且過程被完整拍下的非裔美國人──的線上追思會中，德沃扎克注意到屏幕上的某一格與會者畫面中有火焰。當他將畫面放大，他意識到“Zoom 轟炸者”（Zoom bomber，即在 Zoom 會議中鬧事的人）以三K黨燒十字架的種族主義畫面闖入了這場紀念活動。在這群鬧事者被趕出會議前，德沃扎克拍下了哀悼者的反應。
喬治·弗洛伊德的線上追思會被三K黨焚燒十字架的種族主義畫面所入侵。照片來源：托馬斯·德沃扎克/ Magnum Photos
德沃扎克從推特搜索找到公開的會議，也曾獲得參加私人會議的邀請。有時，官方如以色列、新西蘭、加蓬和法國等國的官員也會配合，將筆電攝像頭開幾個小時。
“昨晚我就在加蓬拍攝了一場令人驚嘆的宗教儀式”，他說。“還有另一處是法國的養老院。我會用 Zoom 打給該院的經營者，請她將筆電放在他們用餐的房間中間，讓它運作幾個小時，有時還把它挪來挪去。拍出來的東西都很有氣氛，這不是多深入的新聞攝影作品，但我有點喜歡用這種電影式的方式來呈現生活。”
只要在蘋果鍵盤上按下 Command-Shift-3，德沃扎克就能捕捉到動人瞬間，或者僅僅是封鎖時期的日常生活。
一張截圖捕捉了法國一家養老院的居民和工作人員的“新型日常”。照片來源：托馬斯·德沃扎克/ Magnum Photos
拍下暴行和疫情爆發
在南非，攝影師詹姆斯·奧特威基本上採用了戰地攝影師的作法，來報道與疫情相關的暴力事件。他經常穿着防彈衣、佩戴醒目的“媒體”字眼徽章，每天都在進行戰術決策。
奧特威拍下了封鎖期間警察和安全部隊的暴力行為，比如為 New Frame 拍攝的這張照片，這有助於證明儘管政府在疫情期間暫停驅逐作業，但警察依然故我。
在約翰內斯堡南部的 Lakeview 非正式居住區，警方向抵制驅逐的居民發射橡皮子彈。儘管政府在封城期間暫停驅逐行動，但警察依然故我。照片來源：詹姆斯·奧特威/ Magnum Photos
“我的方法很靈活──你可以稱它為結合新聞和紀錄片的計劃方式”，奧特威說，“有時我會對傳來的消息作出反應，有時會與非政府組織搭上關係，有時會四處巡邏觀察，然後就遇上警察向人們發射橡皮子彈。我穿了一件上面有‘媒體’字眼的防彈背心，因為我想確保我很容易被當作記者，畢竟我們不知道警察會有多嚴格，而這降低了他們找我麻煩的機會。些許運氣和對消息來源的一點點準備都會有所幫助。”
在網站上自稱為“保全、搬家及驅逐服務公司”的紅螞蟻（Red Ants）安保人員，在約翰內斯堡附近一個非正式居住區沖向居民。照片來源：詹姆斯·奧特威。
融入社區
同樣在約翰內斯堡工作的攝影師瑪德琳·克朗傑（Madelene Cronjé）發現，封城迫使她對拍攝對象、甚至作為一名記者提供人道主義協助的道德觀念進行不同的思考。
克朗傑是 New Frame 的資深攝影師，她說，一開始報道疫情時，許多南非攝影師都感到困惑。警察──甚至記者本身──經常不確定新聞攝影師和記者是否被視為必要的工作人力，得以免於遵行旅行禁令及宵禁。
“在第5級封鎖（南非最嚴格的隔離等級）期間，警察暴力是最嚴重的，他們驅逐居民以及進行宵禁管制”，她說，“許多人一開始很難遵守規定，警察就把目標鎖定高人口密度地區，他們真的對人很糟糕，痛毆、打死人都有。”
克朗傑表示，思考自己居家隔離的經驗，幫她為同胞們如何面對疫情，訂出拍攝策略。
“它逼你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影像——逼你從窗戶和門口看這世界，思考隔離帶來了什麼”，她說，“我們自問：我們真的應該拍攝嗎？重要的是去呈現現在發生的事，但你也不會想因為出門而使他人處於危險中。於是你跟自己辯論：我有在努力嗎？如果沒有，我是因為負責還是因為懶惰？”
克朗傑住在約翰內斯堡的一棟公寓大樓里，她注意到大樓里幫傭的孩子因為封城，白天的生活只能待在一個小小的水泥地上。於是她記錄了這些住在僕人宿舍的孩子——他們沒法上學，也不能回家——是如何被迫在那片荒涼的水泥地上玩耍、跟人打交道和做作業，時間長達數月。
幫傭的孩子——既不能上學也不能回家——在約翰內斯堡的一個水泥地玩耍。照片來源：瑪德琳·克朗傑
之後，在一次正式拍攝任務中──對象是政府在疫情時專為遊民提供的安置項目，她在附近的另一個項目發現了另一群被忽略、極度貧窮且很可能染上病毒的人。
“我在一個叫作溫布利（Wembley）的地方看到這個為遊民設置的緊急防疫營區——它非常好，有新的軍用帳篷和設施——但在同一處的另一側，還有一個臨時搭建的區域（叫作韋默避難所，Wemmer Shelter），是約翰內斯堡市三年前為那些因佔領建築而被驅逐的人設立的”，克朗傑說，“那個地方太破舊、太可怕了，沒有衛生設施或是服務，一群人就睡在外面，犯罪行為層出不窮。這些被忽視的人大多是移民。那裡也沒有人有消毒水或口罩，也沒人來幫他們。”
三年前，優素福·蒙巴（Yusuf Momba）在約翰內斯堡住的那棟大樓被燒毀了，然後他住的帳篷又被縱火犯燒了。現在，蒙巴住在韋默避難所，一個因為附近設置了一個新的緊急安置營區而被政府官員遺棄、忽略的營區。照片來源：瑪德琳·克朗傑
克朗傑聯繫了一個慈善組織，他們隨後向捐贈者尋求幫助。捐贈人為韋默難民營的住民提供了400條毯子和價值約3000美元的食物。
後來，克朗傑放下相機，開始在廚房為居民煮湯，每周兩次，持續約四周的時間。
“你應該當一個中立的記者，但這些人真的一無所有。冬天要來了，他們還有孩子要養”，她說，“我們經營廚房經營了一段時間，但後來我認為我們有點太投入了。”
無家可歸的南非人在吐魯番坦科維德營（Turffontein Covid Camp）遵循運動指示——這是約翰內斯堡為幫助減緩疫情蔓延而設立的眾多避難所之一。照片來源：瑪德琳·克朗傑
能改變刻板印象的圖片
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美聯社攝影師傑奎琳·馬丁（Jacquelyn Martin）將焦點放在新冠肺炎如何使市區內的有色人種社區陷入飢餓和悲傷。
為遵循編輯部指示，避免在室內拍攝，馬丁修改了她的拍攝方式，例如她從敞開的大門外拍了一名拉比進行線上祈禱儀式的照片。
但是，面對感染疑慮，她定下野外作業時的“制服”，以及回家後進行的消毒儀式。
“無論我要去拍什麼，我都會戴上口罩和手套”，馬丁說，“我為每次拍攝任務結束後制定了一套消毒程序——使用洗手液、用酒精擦拭相機和電腦、一回家就洗澡，然後馬上洗衣服。這時期比較困難的是，在我回家洗澡和換衣服之前，不能擁抱我的小兒子。如果我去一個人比較多的拍攝地點，我還會戴上N95口罩，而不只是一般醫療口罩，並增加眼部防護。我們很幸運，美聯社一直非常支持我們。”
馬丁拍的照片的一個重大影響是挑戰了疫情期間出現的某些種族成見，包括誤認有色人種更容易感染冠狀病毒，因為他們沒有遵循防疫措施。但她說：“那跟我看到的不一樣。”
今年5月，她在這篇攝影專題報道中拍攝了一場美麗的葬禮——家屬為了疫情在打扮及布置上做出許多別出心裁的調整。
而且，在疫情初期——甚至在當局建議戴口罩之前——馬丁就拍到了一個關鍵的畫面，一名12歲的非裔美國男孩在華盛頓東南部的一個食物捐贈中心排隊，他的母親幫他穿上了全套的防護裝備。
三月份時，12歲的西里·威爾遜（Cire Wilson）穿着防護衣，在華盛頓 D.C東南部的一個食物捐贈中心排隊等候。圖片來源：美聯社照片/傑奎琳·馬丁
“有關黑人社區的感染死亡率較高的統計數據還沒有出來，但你可以看到人們愈來愈越關注這件事”，馬丁說。“西里的照片很有力量，因為他太年輕了，而且他是周圍唯一穿着那種防護裝備的人。除非他得到充分的保護，否則他的母親不會讓他出門。我覺得這張照片預示着黑人社群的苦痛是被排擠的。新冠肺炎使人們對我國的不平等有了更廣泛的認識，因此，對此進行報導至關重要。”
圖像作為情感橋樑
“在這場疫情中，攝影師們面臨的挑戰是，他們的拍攝遭遇極大的阻礙”，美聯社的戈德曼說。“因為《健康保險隱私及責任法案》（HIPAA，美國的醫療隱私法規），以前在醫院和療養院拍攝就已經夠難了，現在幾乎變得不可能。但我真的很想做些什麼”，他表示。
戈德曼在臉書上聯繫了訃聞中列出的“在世”家屬，發現有12個家庭願意參與拍攝。
“我想到了這些老兵的一系列肖像，但同樣讓我感興趣的還有家屬在孤獨中傷逝這件事”，他說，“所以我想把這兩種元素結合起來。”
為了達到這個項目的視覺效果，全部12張照片都需要一套共同的特徵：一張已故退伍軍人服役期間拍的檔案照片；拍攝時間都在天黑前的幾分鐘；家屬們點着燈，能在窗戶旁被看見。
戈德曼說，當家人翻看舊照片並打電話與他溝通拍攝時，他聽到了關於這12名已故老兵的感人、有時令人震驚的故事。
例如，他得知93歲的埃米利奧·迪帕爾馬（Emilio DiPalma）在二戰後曾對德國最惡名昭彰的納粹分子之一低調地伸張正義。安靜而謙遜的迪帕爾馬被派往紐倫堡看守因戰爭罪受審的囚犯，當時納粹德國黨政軍領袖赫爾曼·戈林（Hermann G?ring，納粹德國黨政軍領袖）抱怨水不好喝，於是迪帕爾馬將他杯里的水換成了廁所的水。在後來的一次採訪中，迪帕爾馬回憶，戈林更喜歡廁所水，“當時我想：哈！你被我耍了！”。還有84歲的弗朗西斯·福利（Francis Foley），一名軍人、木匠以及4個孩子摯愛的父親，他光用聽的就能唱出歌來，還能讓護士們笑着下班回家。
最重要的是，戈德曼了解到這12名退伍軍人都是他們家庭生活中的傑出人物，他決心向他們展示這一點。
戈德曼的投影機無法單靠一台發電機供電，於是他買了一條100英尺長的電線，並欣慰地發現所有家屬屋外都有外部插座。戈德曼隨後從超市買了一個簡單的夾燈，用高樂氏漂白水擦過，並指導家屬如何將它固定在窗框上。
“這些家屬幾乎成了我的遠程攝影助理，他們都做得很好——為了在窗旁拍照，他們甚至還搬動傢具”，他說，“我以前從沒操作過投影機。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我知道我不想拍那些拿着親人照片的人。”
每次拍攝結束後，戈德曼都會將投影肖像留在房子的牆上，並邀請家庭成員走到前院看看。
“那真的很感人，因為他們多數人走出來後就開始哭了”，他說，“他們從來沒有這樣見過他們的父親或母親。他們對我說，這某種程度彌補了他們因為疫情而無法好好告別的遺憾。擁有這場儀式讓他們終於得以宣洩。”
與此同時，在秘魯，盧卡斯正在努力尋找一種方法來同時反映新冠肺炎的壓倒性死亡人數，以及每個逝去的生命的意義。
他說下面這張照片是他能呈現兩者的最貼近的照片：
Rowan Philp 是全球深度報道網的記者。他曾是南非《周日時報》的首席記者。作為一名駐外特派員，他報道過全球20多國的新聞、政治、貪腐和衝突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