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Wayne S. Grazio / Flickr
美国的政治两极化到底有多严重？和平与冲突研究机构 Beyond Conflict 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新研究显示，民主党与共和党都有四分之一的人支持对另一党有害的政策，即便这些政策也会对国家造成伤害。
而这种不信任感有多普遍呢？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发现，55%的民主党人和49%的共和党人都对对方感到“害怕”。
这与宗教主义很像，也改变了新闻业的游戏规则。因为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这种“负面党派立场”，导致媒体受众选择性地忽视或夸大记者呈现的事实。
对立的党派愈来愈少接收到相同信息，而且由于心理过滤机制，例如坚守的宗教价值观、地域性，特别是“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人们会自动倾向支持他们现有观点的证据，使得人们会对相同事实作出不同反应。
而两极对立本身，理所当然地，也已经被好几家新闻媒体选作核心商业模式。
截图：负面的党派立场如今是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最关键商业模式。
“感到威胁时是不可能保持好奇心的。在这种高度戒备的状态下，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觉得需要悍卫自己这一方、攻击另一方……无论如何，再多调查报道或解密文件都不会改变我们的想法”。这是记者阿曼达·雷普利（Amanda Ripley）在她的 Medium 文章 《叙事复杂化》（Complicating the Narratives）中，对最极端的美国选民心态的描写。
举个例子，两年前，《纽约时报》的一篇普立策获奖报道揭露，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财产是其实是他帮忙双亲逃税而获得的。这篇报道被一些专家誉为史上最完美的调查报道之一，但它丝毫没有动摇共和党认为特朗普是白手起家的坚定信念。
让保守派接触新的或令人不悦的事实是更大的挑战，因为大多数共和党人以及倾向共和党的独立人士，在美国30家最老牌的新闻机构中仅信任其中7家。自2014年以来，这个群体对媒体的信任度也普遍下降了15%。三分之一的共和党人仅仅依靠单一信源——福克斯新闻（Fox News）来获取选举信息。相较之下，多数民主党人对这30个新闻来源中的22个表示信任，并仍然普遍相信记者提供的事实。
更糟糕的是，特朗普总统还将媒体称为“人民的敌人”。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温和的“中间派”——包括摇摆选民——一直在萎缩。但政治学者对一种现象更加担忧，即美国人越来越不惜代价地想要让对方输。布朗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最近的研究显示，这种被称为“情感式两极化”的负面党派对立在美国的增长速度比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快得多。
因此，在11月3日这场影响重大的美国大选前，无论记者的报道有多完美，他们可能都无法影响大多数党派色彩明显的美国人。但记者可以通过避免刻板印象及不要按下助长分化的的按钮，来接触更广泛的受众。
首先，他们应该认知到，在对手党有多少人抱持极端观点这件事上，媒体助长了这份夸张的误解。研究组织 More in Common 的报告显示，媒体难辞其咎，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读新闻的美国人的观点，比起那些“只是偶尔”读新闻的人扭曲了三倍。他们的调查指出，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美国右翼电台主持人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以及肖恩·汉尼提秀（the Sean Hannity Show）对于对手党的态度的误解最多。
也许最惊人的是，49%的民主党人和47%的共和党人都误解对方只是因为党派色彩所以不喜欢自己。但事实上，最近的研究表明，双方只有18%的人真的不喜欢另一派的人。
做出一些聪明的调整可能有助于让一些党派人士、一些在美国政治中不断缩小的中间派、以及一些本来可能不会投票的人，接收到一些新的事实──而这可能会有重大影响。
通过采访记者以及研究受众参与的编辑，全球深度报道网找出十几种记者可以使用的技术，来增加不同受众至少“接触”或吸收事实的机会。
用复杂性和坦诚杀出重围
“当我们……就一个复杂的议题提供一篇复杂的报道时，我们真的看到了读者的参与度”，《大西洋》（The Atlantic）的受众研究资深主管艾米丽·戈利葛斯基（Emily Goligoski）说。“这听起来可能与（尽量精简轻巧）的数字报道指南相反，但针对我们的新冠疫情长篇深度报道的来信数量之多，显示读者对这类复杂报道的反应；一封邮件上写：‘我本来不想读这个，但我很高兴我读了’。”
戈利葛斯基还指出，读者对报道中的假客观和平衡报道感到恼火，比如笼统地说，任何被报道的不良行为“双方”都会发生。
“我们听到的是：‘当你诚实地告诉我你的立场，这让我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理由去信任你’”，她说。
专家表示，媒体对于看似中立的努力——就像这个《纽约时报》的标题——只会加深两极化和对媒体的不信任。愤怒的进步派人士痛批这个标题，称其严重断章取义、不正确，而一些保守派则说它假客观。《纽约时报》后来改了标题并且道歉以作为回应。《纽约时报》网站截图。
提高报道的复杂度与透明度——以及少用敏感词汇、虚假的平衡报道的和情绪性的字眼——成为受访专家在接触两极化的美国人时最常见的技巧。他们还建议：只需要问一句“还有什么是你想让我们知道的吗？”，调查记者也可以成为公众的独立调查员。
雷普利曾为《大西洋》和《时代杂志》写过有关人类行为的文章。当被问及记者能否在11月3日的选举前触及立场极端的美国民众时，她表示悲观。她说，因为信任不可能在两个月内重建。
相反地，她说，媒体需要确定哪些观众仍然信任他们，并确保他们能接收到那些真相与事实。
“研究显示，人们读愈多（美国）新闻，他们就愈不了解彼此——我们应该非常担心这件事”，她说，“美国人认为这个国家比实际上还危险得多；他们的对手也比实际上来得更可恶。在某种程度上，记者必须为此负责。”
雷普利说，有一些“技巧”可以让读者理解那些他们可能不想听的事实。
“一个短期的解决方案是：‘什么都不要说——只要做一个信息图表就行了’”，她指出，“我们从研究中了解到，人们似乎更相信用视觉呈现的信息，而不是以文字传达的数据。”
雷普利指出了政治学者布兰登·尼汉（Brendon Nyhan）的研究，他任职于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他的研究显示，在确认偏误时，信息图表的效果更好。“我们倾向于相信自己发现的、而不是别人告诉我们要相信的东西”，雷普利说。“有了一张很好的图表，你就能得出对这个议题或候选人的结论了。”
她补充，“另一个技巧是，作为一名记者，你得拥有强烈的好奇心——因为如果你真的对某样东西感到好奇，它是会传染的。”
民主党和共和党针对检察官穆勒对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调查所得出的相反结论，说明了确认偏误的问题。图： Morning Consult。
倾听读者为何有帮助？
但是你要如何在不攻击对方的情况下，让更多的保守派接受不悦的事实呢？在田纳西州的《今日美国》（USA TODAY）网络编辑部的互动部门主管大卫·普拉萨斯（David Plazas）说，有蛮多小方法。例如：记者可以考虑用“shooting deaths”（射杀）这个词来代替常用的“gun deaths”（枪杀），后者在美国是一个敏感语词，会让保守派不想读这篇报道。
自2017年推出专门的“倾听运动”以来，《田纳西人报》（The Tennessean）的订阅量便有所增加，这也证明了，在不同的政治光谱中人们对事实的接受度增加了。运动包括了创建 Civility Tennessee 的网页，以及由 Plazas’ Diversity 及 Inclusion Task Force 规划的社群论坛。
该媒体邀请了各种社群——从年轻的穆斯林到年长的枪支拥有者——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和关注，并且参与新闻选择、信息收集和社论。
“2016年，和我的许多同事一样，我没有看到特朗普获胜的过程，”普拉萨斯说，“2018年，我走遍了整个州……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投票给特朗普了。那是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一种被忽视的感觉。我们必须找到新的倾听方式。”
准确性仍然至关重要，媒体需要积极纠正选举中的错误信息。但是普拉萨斯说，中立不一定得是核心目标。新闻对话一直以来都是单向的。“我们的媒体大楼已经成为孤立于社群外的堡垒。我们需要走出去与人们在一起。这次选举显然已经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我认为我们的目标是提出困难的问题并认真倾听。”
提出逆耳忠言的12个小技巧
- 写复杂的故事。虽然对立会削减好奇心，但复杂或反直觉的报道可以增加好奇心和媒体信任度。相较之下，受众参与专家表示，简单的“好人坏人”故事可能会激怒读者，即使报道本身支持自己的基本立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埃米尔·布鲁诺（Emile Bruneau）博士的实证则发现，复杂的叙事会增加好奇感，简单的报道则会让人们感到被看不起。
- 要明白极端的选民的声音可能是真诚的。记者很容易认为那些说疫苗不好的自由派——或是说气候变化是骗局的保守派——是不诚实或骗人的，因为相反的证据有这么多。但研究表明，这些人虽然政治不正确，却可能是诚实和诚恳的。事实上研究表明，美国人比民意调查和政治新闻显示的要“好得多”。
- 避免假公正和平衡报道。研究人员和记者一致认为，观众往往知道像“双方皆然”（on both sides）这样的短语通常是不准确的，并且常被用来当作媒体的政治掩护，而不是为了指出真相。
- 要透明。为了查核特朗普总统对慈善机构慷慨解囊的说法，《华盛顿邮报》的大卫·法伦霍尔德（David Fahrenthold）在推特上直播了他的问题，这样每个人都知道他在做什么，所有可能的消息来源都被邀请发表声明。他报道时的透明度提升了两党对他的报道的信心。此外这件事也很有帮助：告诉观众为什么记者会得出某些结论，以及记者不知道什么，就像《洛杉矶时报》在该报的新冠病毒追踪器中坦率地声明他们对新冠肺炎的了解有限一样。
- 避免不必要的敏感词汇。如果你有理由使用带有政治色彩的“敏感词”——比如“伊斯兰恐怖主义”、“国家权利”或“枪支暴力”——那就用。否则，考虑用其他词汇来代替，因为研究表明，它们会导致一定比例的两极化受众立刻丧失阅读意愿。如果你在选择“抗议”（protest）或“暴乱”（riot）这样的词语时感到矛盾，那么请向你的受众说明这种矛盾。
- 专心倾听。专家说，编辑部应该主动问受众：“你还想让我们为你报道什么？”他们说，记者的认真倾听可以包括与不同群体坐下来交流、问开放式而不是引导性问题、并邀请消息来源来开展他们的答案。
- 避免一概而论。像“大多数保守派说”或“大多数民主党人坚持”这样的归纳被发现具有造成对立的效果，也对媒体信任度有负面影响。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应该避免引用不具名的消息来源。
- 在敏感主题上使用信息图表。研究指出，以视觉呈现的数据可以用文字无法做到的方式突破确认偏误。
- 避免零和式的报道。一个群体获得了什么，就意味着另一个群体失去了同样的东西。这种新闻风格是2016年选举报道的一个常见错误。
- 阅读您的读者评论。“记者能做的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是，去读读者的评论，不仅是对报道的意见，还有对政治报道和新闻平台的”，公共诚信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的受众参与编辑克里斯蒂娜·维拉纽瓦（Kristine Villanueva）表示。“这让你能从字里行间体会人们真正想知道解答的问题。”
图片: Coda Story
- 避免用轻蔑的语气。头条新闻有时会用诸如“超现实的”、“离奇的”和“荒谬的”之类的轻蔑字眼来描述政党行为。研究表明，这种语气会完全疏离潜在的受众。新闻网站 Coda Story 在对脸书假信息运动的调查中展现出自制的影响价值，该运动声称 5G 技术以某种方式传播了新冠病毒。记者发现该运动的核心人物在他的地下室管理那个大规模的脸书专页，而且只靠便宜的辐射探测器来确保他不受辐射波影响。记者大可以表示轻蔑，但相反地，他以同理心对待对方──他发现探测器“对他（受访者）非常重要”──并且下了一个很克制、不极端的标题。
- 关注在地。我们知道，两党已经集结在各自信任的全国媒体周围。但研究显示，在那些地方报纸仍存在的城镇，交叉投票──即人们会在同一张选票上为不同职位投给不同党派──的比例更高──的比例更高。换句话说，人们还是会因为在地议题的新信息而改变想法。
为什么记者需要理解“我们 vs. 他们”的心态
除了前述的小调整外，专家们表示，关键是记者得去了解造成负面党派立场的大众集体心理。
这种分歧不是想法上的分歧。研究指出，美国人在政策上的分歧并不比30年前多多少。不同的是，美国人现在更害怕另一派。
社会科学家解释，尽管存在一些尖锐的意识形态差异，但这种“我和你”（ “you-and-me”）的集体心理之所以在20世纪后半叶得以维持，原因包括当时只有三家主要的电视新闻网、民主共和两党里头各有自由派和保守派，以及为了共同敌人苏联而保有妥协的空间。专家表示，社交媒体和谈话性广播节目的兴起、地方报纸的崩溃、对多元性的强烈反弹，以及从个别群体价值观而不是结盟利益的角度重新规划政治，已经使两极分化陷入恶性循环。
更糟糕的是：主流媒体难辞其咎。在2016年竞选季，所有有关美国大选的报道中，只有约10%著重于政策议题。大部分报道都在谈“赛马”问题和候选人之间的个人恩怨。还有一个庞大而惊人的偏见是民众对丑闻的感受。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恩中心（Berkman Klein Center）针对《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千篇报道的分析发现，写到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丑闻”的句子数量是写她的政策数量的四倍，而谈及时任候选人的特朗普的政策的句子数则多于对他的丑闻的句子数。
去年公布的一项调查特别发人深省，在美国15个最两极化的品牌中，新闻媒体就占了12个。
还有证据表明，这些对党派的恐惧和仇恨甚至比过去被认为是不可妥协的“宗教价值观”更强大。例如，在2011年，只有30%的白人福音派教徒认为，行为不道德的当选官员仍能履行他们的职责。但到2016年，这一数字飙升至72%，因为福音派凭借着对民主党的恐惧来合理化他们对特朗普的支持。
针对美国边境该如何开放，共和党和民主党选民对彼此的看法是非常不正确的。事实上，研究表明他们的立场有许多重叠之处；只有一小部分共和党人希望完全关闭边境，也只有一小部分民主党人希望完全开放。图片：Beyond Conflict。
“我们在美国看到的负面党派对立和日益加深的对立，让我想起那种“我们 vs. 他们”的毁灭性思维。这种思维助长了许多国家的冲突和暴力，从北爱尔兰到巴尔干半岛皆然”，国际和平非营利组织“超越冲突”（Beyond Conflict）的创办人蒂姆·菲利普斯（Tim Phillips）说。“当愈来愈多人把光谱上的其他人视为敌人而非同胞时，我们就有麻烦了。”
然而菲利普斯表示，对记者来说的“好消息”是，很大一部分的分歧是来自于人们对于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错误认知。他坚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错误的认知能用可信的事实来纠正。
在两极化的竞选活动中，有些现象令记者感到困惑──尤其是，为什么许多聪明、诚实的选民和消息来源，会从很显而易见的数据中得出明显错误的结论。为此，心理学家已经找出了有用的解释。从众的惊人力量是其中一个原因，心理学家所罗门·亚许（Solomon Asch）在一项研究中发现，有三分之一的人会同意群体中的假受试者给出的明显错误的结论。
在所罗门·亚许针对从众力量的实验中，约99%的人知道，与左边这条目标线长度相近的长度是 C。但当假受试者们第一次假装相信 A或B是正确的答案时，有32%的人也选出了明显错误的选择。
其他解释还包括：“事实认知竞争”——敌对的运动迷真的在同一场赛事转播中“看到”两场不同的比赛；以及负面偏见──我们往往会在几个小时内忘记一句赞美，但却对批评耿耿于怀好几天。
雷普利提到了内特·科恩（Nate Cohn）在纽约时报这篇关于堕胎的报道，来示范如何在不疏离任何一方的情况下，在最极端的问题上进行信息报道。
科恩是这么写的：“最直接的解释可能是，民意调查是不准确的，因为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堕胎是一个困难、甚至是痛苦的问题，人们自己都没法轻松解决，更不用说国家了”。对此，雷普利表示，这写得恰如其分，“既透明、细致入微又富同理心。这个故事并未过于简化，相反地它很详细；我猜想对这议题有不同立场的读者在读完后都觉得自己知道了更多，也更信任这名记者。”
Rowan Philp 是全球深度报道网的记者。他曾是南非《周日时报》的首席记者。作为一名驻外特派员，他报道过全球20多国的新闻、政治、贪腐和冲突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