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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到 Black Lives Matter 運動所引發的討論，種族衝突、社會撕裂讓各個組織都在反省自身的角色，新聞媒體也無法置身事外。在美國的一些主要新聞出版機構，有員工為工作環境欠缺種族多元性而提出抗議，甚至請辭。
當然，這並非美國獨有的問題。路透研究所近日審視來自美國、英國、德國、南非及巴西的一百間新聞機構，發現這些主要媒體的高級編輯遠比它們的讀者要“白”。整體而言，五個國家的合共88位高級編輯當中只有18%是非白人，但五國人口當中卻有41%為非白人。在巴西，非白人佔總人口的大多數，非白人高級編輯卻只有一位；在美國，則有兩位。
至於全球調查新聞行業的種族結構，則鮮有確切數據。不過，考慮到調查新聞是許多人的理想職業，而且不少業內人士德高望重，人們憂慮這個領域依然由過於單一的族群把持。美國國家新聞俱樂部最近就舉辦論壇，探討業界如何能夠招募更多元的調查新聞團隊。
以下的訪談，受訪的世界各地新聞工作者不約而同地提出，調查新聞行業仍然難以吸引、培訓及留住有色人種的、以至其他多元背景的記者。
“我渴望投身調查新聞行業已久，但也總被自己的這個想法嚇怕。”南非調查新聞團隊 amaBhungane （一間非營利新聞調查機構，全球深度報道網此前有對其進行報道）前記者 Zanele Mji 表示：“現在我明白為什麼，因為我從未見過一位跟我一樣的調查記者。”
南非調查記者 Zanele Mji. 受訪者供圖
Zanele Mji 今年32歲，是一位南非黑人女性。早在種族隔離時代，南非已有黑人記者蘇馬洛（Henry Nxumalo）和那卡沙（Nat Nakasa）名留青史，但 Zanele Mji 回想起自己投身調查新聞行業的2017年，業內赫赫有名的有色人種、特別是有色人種女性仍然寥寥無幾。路透研究所發現，南非新聞編輯以非白人占多數，比率為68%。
Zanele Mji 參與的調查報道，披露了印裔南非商人古普塔家族與南非前總統祖瑪政府之間的利益關係，揭示了南非土地所有權制度依然對黑人充滿偏見。然而，當所謂的“古普塔文件”佔據南非各大報章的頭條，但 Zanele Mji 的報道仍被人視為出自“受了委屈的可憐黑人”之手，“我這才了解到，南非這樣的運作方式是極度的不公義的。”
2018年，Zanele Mji 關於土地強制拆遷的這系列調查報道獲得 Taco Kuiper 調查新聞獎的特別獎。然而，即使是草草地瀏覽這些重量級獎項的近數年入圍名單，也能發現它們欠缺多樣性。
從美國、歐洲到南半球，關於多樣性的問題以不同的方式呈現，橫跨種族、族裔、宗教、性別、社會經濟地位、語言，甚至城鄉差異。我們想要了解在世界各地的新聞編輯室之間，這些問題以怎樣的形式被提出，以及新聞機構如何重構平衡。
印度“新浪潮”：讓農村女性的聲音被聽見
不只有揭示跨國貪污勾當的調查報道才稱得上具影響力，本地故事也非常重要。印度調查新聞機構“新浪潮”（Khabar Lahariya）發現，遭貧困農民遺棄的流浪牛，原來是氣候與社會問題的徵兆，順藤摸瓜可以了解印度北部氣候危機為何持續惡化，以至國家政策如何忽視貧苦大眾。
“新浪潮”聚焦於邊緣化土著及賤民婦女的故事，那是一個在印度種姓制度中被排斥的種群。讓“新浪潮”創辦人 Meera Jatav 為之自豪的是，關於流浪牛的這項調查報道發表過後，議題持續發酵，甚至上升成為北方邦議會及印度議會的辯題，促使邦政府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中撥出44.7億盧比，用於協助農民維修牧場、在村落之間分配流浪牛隻等，從而解決流浪牛所衍生的各種問題。
“新浪潮”的僱員團隊幾乎是全女班，號稱讀者數量已有八萬；至此，Meera Jatav 進一步創辦女性主義媒體機構 Chitrakoot Collective，機構正正以所在地奇特拉庫特縣命名。
“父權制度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從家居到社會，我們對抗他、應付他，還與他討價還價。”Meera Jatav 續道：“要有一份工作，要能自由地外出，甚至要從事新聞報道，這對我們女性來說是日復一日的漫長鬥爭。即使在今天，女性在這個領域的聲音依然沒被聽見。”
在橫跨二十年的職業生涯當中，Meera Jatav 曾經被嘲笑、詆毀，也反覆被官員查問她的種姓階層及專業資格，只因對方不相信一個賤民女性能夠擔當調查記者。
當 Meera Jatav 和“新浪潮”、Chitrakoot Collective 的其他女性以記者身份向官員問責，官員總要求知道她們的姓氏、或者她們父親的職業，從而確認她們的背景，再判斷她們是否值得給予認真回復。
在新聞編輯室，這類偏見也非常普遍，只是它們往往以比較微妙的方式出現。Chitrakoot Collective 編輯 Priyanka Kotamraju 表示：“每一家機構都有看門人。不論是非牟利組織還是全國性媒體，賤民或所謂土著記者的存在都微不足道。即使在今天，幾乎沒有人能帶着賤民、土著這類背景而坐上高級編輯之位。”
“即使有色人種或邊緣化族群的女性躋身媒體機構，她們的角色和成長依然受到限制。”Meera Jatav 續道：“她們的身份通常會被抹去，永遠不以來自邊緣化族群這個面貌而為外界所見，她們在工作崗位所面對的諸多制度性種族主義，也因此無法進入大眾視野。他們不會談論你的身份，自然也不會談論身份所帶來的遭遇。”
為了克服主流媒體的無形障礙和等級制度，Chitrakoot Collective 的女性新聞工作者決定另起爐灶，而巴西調查新聞機構 Agência Pública 也一樣。
Agência Pública 聯合創辦人 Natalia Viana . 受訪者供圖
Agência Pública 應巴西國內人權新聞的需求而誕生，成為該國第一家非牟利調查新聞機構。聯合創始人 Natalia Viana 談到，Agência Pública 初期募集記者團隊時，已有許多女性記者加入：“我們明顯地看到，女性更熱衷於參與建立新事物，而女性的需求和議題也自然地決定了工作流程、機構關係、報道範圍，以至機構的身份定位。”
換言之，Agência Pública 從一開始就想要關注性別議題，而包攬邊緣化族群的聲音也是編採方向之一，特別是在調查巴西農村和叢林地區貪污腐敗及濫用權力的事件時。Natalia Viana 認為，最了解企業、政客和政府如何濫用權力及侵犯人權的，非邊緣化族群莫屬。
今年，Agência Pública 與十間機構合作，將新聞傳播予更龐大和多元的觀眾，通過 Instagram 傳播這些新聞故事，由年輕的黑人及土著擔任主播。
要在編輯領導上實現多元化，Natalia Viana 還提到了關鍵的一點——該調查哪個故事，該將關鍵資源投放到哪個項目，太多時候由坐在桌前的管理層決定；要解決紙上談兵這個問題，就要引入更多元的記者團隊。
“作為記者，決定在某個時機應該優先處理哪一項調查，也是我們的天職之一。”Natalia Viana 表示：“為了更好地分配資源，並且獲得最大的影響力，我們會專註別人沒有報道的，以及當下對巴西最有影響的故事。”在全球逾1300間國際新聞機構當中，Agência Pública 已多次脫穎而出獲得獎項。
當今大馬：對多元化社區保持關注
對馬來西亞網絡媒體“當今大馬”的員工來說，關於多元性的議題以不同的方式呈現，首先是讀者。“當今大馬”聚焦於貪污腐敗、邊緣化社群等新聞故事，以馬來文、中文、英文及泰米爾文共四種語文發表報道，盡量接觸最廣泛的讀者。近期關於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報道，更加進一步翻譯為緬文、尼泊爾文及孟加拉文，以覆蓋馬來西亞龐大的外來勞工社群。
“當今大馬”的特別報道編輯 Aidila Razak。受訪者供圖
接下來是在族裔結構如此多元豐富的國家（馬來人佔62%、華人佔21%、印度裔佔6%、其他不同族裔佔11%）從事報道的實務操作。就此，“當今大馬”的管理層一直致力維持編輯部的族裔多元化。
“當今大馬”的特別報道編輯 Aidila Razak 曾經深入調查砍伐林木帶來的影響，也曾追蹤那些與家人失散的移民兒童的旅程。
Aidila Razak 承認，她有時候仍然需要戴着希賈布（Hijab）來採訪某些故事，有時候甚至要委託男性記者代為採訪某些敏感議題，藉此避免自己成為新聞故事的一部份。不過在某些案例，譬如跟隨相對保守的土著嚮導徒步穿越叢林，她還是會放手一搏親自上陣：“我視自己為記者，而不是女記者。”
讓 Aidila Razak 更加憂心的是，社會上對女性的種種限制，以及調查新聞行業的長工時、低薪水文化，特別是在“當今大馬”這種規模相對較小的獨立媒體，女性可能被迫退出長期調查項目。
如何在行業挑戰中推廣多元？
新聞行業經歷了殘酷的十年，傳統本地報社紛紛倒閉、或者在嚴峻的財務危機中掙扎求存。數字媒體也難倖免，儘管工會長期敦促資方制定應急計劃，以避免進一步裁員，但每年仍有數以千計的新聞工作者被解僱。專家指出，這對新聞行業的多元性也有負面影響。
“當整個行業像自由落體般衰退，招聘工作自然就被擱在一邊。”美國《坦帕灣時報》副主編 Maria Carrillo 今年在《調查記者和編輯期刊》發表文章，寫道：“而媒體也沒有像過去一樣繼續作出培育新人的承諾。”
在編輯部或記者團隊，占極少數的多元背景新聞工作者，往往是他們所屬種群、性別、社會經濟地位的唯一代表。他們因此感到孤立無援，同時被迫作為所屬種群的代言人。在美國，這些新聞工作者被限制於報道自身種群的故事；這些故事當然重要，但也令新聞工作者無法貢獻更多更廣。
“黑人記者無法獲得參與主流報道的機會。”Ron Nixon 此前在《紐約時報》任職記者，專門跑國土安全條線；今年3月，他在美聯社晉陞為全球調查新聞編輯。在成長過程中，Ron Nixon 一直以揭發“水門事件”的伍德華（Bob Woodward）為目標，但真正讓他感到投身調查新聞行業的夢想可以成真的，是兩位黑人記者——CBS 記者布拉德利（Ed Bradley）和普利策獎得獎記者佩恩（Les Payne）。
Ron Nixon 認為，不讓更多元化的記者參與調查新聞工作，有如自行放棄良機。Ron Nixon 同時是“艾達・貝爾・韋爾斯調查報道社”（Ida B. Wells Society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的聯合創始人，該社以提升有色人種記者的職級、在職率及認受性為使命。
Ron Nixon 提到埃及記者 Maggie Michael 關於也門內戰的“壞蛋”系列報道。Maggie Michael 和她的美聯社同事在也門進行為期一年的調查，詳細報道了當地內戰中的各種暴行，包括盜竊國際機構的配給糧食、招募童兵、虐待囚犯等等，贏得2019年的普利策國際報道獎。
“當你將有色人種排斥於這個領域之外，就會錯失這些好東西。只有敞開大門，才能帶來不同的觀點、角度、想法和世界觀。”Ron Nixon 表示。
Lynsey Chutel 是生活在南非約翰內斯堡的作家、記者和製片人。她撰寫和製作了關於非洲性別、身份、發展和文化的報道。她的報道出現在美聯社、《石英》（Quartz）、《衛報》、《紐約時報》以及南非電視媒體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