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康臣在2016年举办于尼泊尔的“亚洲调查报道大会”（Uncovering Asia Conference）上发言。照片来源：GIJN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与世界各地数百名成员密切合作。在其每月的「认识调查记者」（Meet the Investigators）系列文章中，ICIJ 与我们介绍了这些努力不懈的调查记者们。
本文主角是日本的调查记者泽康臣（Yasuomi Sawa），他是日本最大新闻媒体《共同通讯社》（Kyodo News）调查部门的资深记者，并且在东京的研究所教授调查报道。他也积极倡议开放资料及信息自由，最近正协助 ICIJ 将其文件搜寻平台 Datashare 翻译为日文版。
你为何会进入新闻业，尤其还做调查报道？
我相信沟通、说故事及分享信息的力量能把世界变得更好。若这世界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必需要知道。
三十年前，我的大学朋友绝食抗议《国家保密法》草案。我帮他们发传单给学校同学，但他们根本没什么兴趣，不理会那些运动者，也不想拿传单。当时是1980年代末期，日本正处于欢乐的泡沫经济中。
但日本大报《朝日新闻》（也是 ICIJ 的成员）报道这场绝食抗议的那天，学生们却开始索取传单，显示出对抗议行动的兴趣了。我很震惊，不敢相信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能造成这么大的改变，对于新闻业的影响力我是又害怕又钦佩。
然而，我也意识到新闻业的另一个面向：我常因为新闻媒体没有善尽职责而沮丧，他们太着重于让当权者发声，而不去倾听那些没有发言权的人的意见。
我认为，新闻应该服务人民，尤其是那些有需要的人。当时我年轻，也很有企图心，决定自己成为一名记者，致力让新闻业重回正轨。
现在，30年过去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做得很好——也许还不够吧，但我还是尽我全力做着。
最近你和同事在你主导的另一项调查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泽康臣（中上）与ICIJ的亚洲合作伙伴开会讨论 “医疗植入物档案”（Implant Files ，2018年对于医疗器材的调查项目）。照片来源：ICIJ
我们追踪了法院文件被任意销毁的情形，这项调查揭露了日本法院处理法庭记录的糟糕程度。一般情况下，法院在民事案件结案五年后会将其记录销毁。我们发现，在137个具代表性意义的案件中──包括与言论自由、平等相关的案件，以及其他被著名宪法案例书籍引用的案例──有118份记录已经不可考了。虽然概述法院结论的最终判决书还在，但我们却无法再仔细检视整个过程。
我们的报道引起许多人关注，包括一名日本国会议员，也使法院遭受严厉批评。在新的文件归档流程建立以前，目前法院已经暂停销毁法院文件了。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改变或强化了你处理调查报道的方式？
我的一位调查记者朋友日下部聪（Satoshi Kusakabe）曾说，当我们能用开放信息进行报道，我们就不需要依赖某人，也不需要刻意与消息来源保持良好的关系。
这番话使我大开眼界。使用开放信息不涉及与任何人互动，你可以清清白白地，不必礼貌地要求任何人为你开门，因为门已经对大众开放了。由数据驱动的调查报道可说是解放了记者。
我在2015年开始搜集日本主要城市的移民儿童的入学率及居住情形的数据，借由分析这些信息，我发现在学校注册的学童人数与实际居住在当地的人数间有著惊人的差距。
我也发现绝大多数的移民儿童──超过1万人──都被当地学校忽视了，学校并没有像对本国儿童那样，追踪移民儿童的就学注册情形。即使户口登记数据可能因不少移民家庭在离开日本时并未告知当地政府而有偏差，但本国儿童与移民儿童间如此大的差距显示，地方教育单位忽视了这些移民人口。
而除了使用数据来支持我的报道外，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材料是“人的元素”。
“报道一定要与人有关”，一位英国记者曾这么对我说。他在一家小报担任犯罪新闻相关的编辑，但他的话影响了我。从那之后，我便一直努力使我的故事更加人性化。
你在日本最知名的其中一所大学教授调查报道，什么是你希望他们能在毕业后带到新闻职场的？
我教他们实际进行调查报道，希望他们对独立挖掘议题和运用自己的新闻感变得更有自信。在他们进入新闻业后，他们会被分配到一个负责的区域，可能是一个警察辖区或是某市政府。
在新闻的 5W 要素（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为何）中，关键问题是“为何”？为什么这个意外受伤的移民工人来到日本？为何这场离奇的车祸会发生？为什么这个老人会因为偷一小块食物被捕？这类故事背后可能有严重的社会问题。
如今有企图心的记者比较想用电子邮件或其他数位方式与人联系，而不是面对面交谈。我在想这现象是否只存在于日本极度害羞的年轻一辈……这很容易没错，但我不认为这是了解人们的好方法。你看不到你的消息来源皱眉或微笑，听不到他或她的语气。你也可能失去建立彼此信任、与潜在吹哨人培养关系的宝贵机会。
日本的深度调查新闻业面临什么挑战？
首先，日本缺乏开放数据的概念。日本有《信息公开法》（或称 FOIA），但我不认为它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许多豁免条款削减了它的功能。几年前，我试著调查私立大学极高的外国学生比率。许多日本私立学校都受到少子化影响，使一些学校试图靠大规模的海外招生求生存。
当然，学校国际化是件好事——只要它们能好好教育学生。但假如学校的辍学率高得令人怀疑呢？学校有没有可能只为了获得一张外国签证，而不教育学生？
我需要能说明辍学率的可信文档，所以我通过 FOIA 申请查阅这些信息。但日本政府拒绝提供数据，称这会“对大学造成不必要的损害”，这在日本法律是有豁免权的。我上诉，但还是输了。他们为了大学的名声选择保护信息，而不是将它公开进行公平辩论。
第二个挑战是日本新闻媒体过于重视“抢快”而不是深度报道。这意味着，为了抢即时，记者不得不依靠那些能让他们立即获得信息的来源。因此，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们有时会更在意是否与消息来源保持“良好关系”，而不是保有批判性。
日本的调查性新闻正在发展中，但速度不够快。可能就像日本社会的其他部门一样，这个国家的编辑有些保守，偏好选择走安全的路吧。
日本最近通过了《国家保密法》等实际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这类法律会如何影响日本调查报道的质量？
我担心《国家保密法》对调查报道有负面影响。虽然在一项保障条款中──即该法第22条规定，“其法律解释不得扩张至侵犯公民基本人权”，以及“必须适当考量新闻自由”，因其“有助于保证公民的知情权”，但该法律并未对那些基于公众利益提供机密的吹哨人给予特定协助。我负责国安及国防的同事便表示，他们的消息来源感到一种潜在的寒蝉效应。
但我个人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于2003年通过）对新闻自由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当时法律出台后，“保护个人信息”成为一个常见的词汇，时常与隐私相混淆。现在，它就像一个用来逃避不利审查的万用公式，远远超出了它的合法规范。
你擅长法院相关的报道，而您最大的战役之一也与开放数据及公开法庭文件有关。当前的系统有什么问题？
日本宪法规定“审判应当公开进行，判决应当公开宣布”。所以我们可以像在其他民主国家一样去法庭观审，法庭记录也是公开的——但这都只是理论上。实际上，在日本，查阅法庭记录受到极大限制。
民事案件记录很快就会被销毁，案件结案后，法院仅保留民事案件记录五年。即使是五年内的法庭记录，你也不能复印这些文件，除非你与该案件有特殊利益关系，例如，曾当事人签订商业合约。在这规定上，做记者没什么特权。
另一个问题是刑事法庭记录不是由法院而是由检察官保存和管理的。法律写人民可以自由取得，但也有例外：在案件结案三年后，检察官可以拒绝提供记者文件。
记者江川绍子（Shoko Egawa）曾针对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及其罪行（包括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进行了缜密报道而闻名，但连她都无法查阅涉及该教成员的死刑案件记录。日本法庭就是用这个三年豁免条款拒绝了对该案了解最深的记者。
有一次，我获得日本第一起因仇恨言论被定罪的案件查阅许可，但文件上的信息非常有限。几乎所有的姓名都被删除了，包括受害者的身分、他的家人、律师，甚至是犯罪者使用的互联网业者。这让我非常生气。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三年前我和一些朋友——包括江川小姐——成立了一个名为“真·开放法庭计划”（ほんとうの裁判公开プロジェクト，Real Open Court Project）的讨论群组。我们对自己应该拥有什么权利进行讨论及研究，并与记者和法律专业人士分享我们的想法。
你最近发起的另一个倡议行动是J论坛（J-Forum），这是什么？
J论坛，或称新闻从业人员论坛（Journalism Practitioners’ Forum），是一个发展新闻技能及知识──尤其是调查报道相关──的活动。在美国“调查记者暨编辑协会”（IRE）及全球深度报道网（GIJN）等组织的促使下，我数十年的老友及 ICIJ 的成员奥山俊宏（Toshi Okuyama）兴起了在日本举办这类会议的想法。
2018年于东京举办的“新闻从业人员论坛”。照片来源：ICIJ。
我们第一场年会办在2017年5月的某个周末，共有8场会议和100名与会者。票很快就卖完了，让我们非常惊讶。从那之后，越来越多来自日本各地的记者对J-Forum感兴趣：第二年，我们有15场会议和250名与会者。2019年，已经有30场会议和370名与会者。现在 J-Forum 已经是国内最大的新闻盛会之一。
日本报纸的发行量位居全球之最，但不是因为他们的“大胆”或“具攻击性”的新闻报道而闻名。当我住在日本时（2007年至2014年），我注意到所谓的传统媒体倾向于自我审查，他们对企业广告和政府压力非常敏感。现在还是如此吗？
我同意你的观点，大致说来，日本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媒体。尽管传统日报或电视台有这么多精彩的报道，我还是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最近，让政客下台的大多是八卦小报式的周刊，而不是日报或电视了。
在纸媒或电视台工作的人是很努力工作，但我想，有时候他们可能比较优雅吧。我们被教导要顾虑报道是否让不该被关注的人觉得尴尬，这一切都源于日本人的“知耻”（meiwaku，汉字写作“迷惑”）概念。在一个重视和谐的文化中，避免为他人带来困扰是很重要的，它比炮火猛烈的新闻自由和令人不舒服的公开辩论更受日本人青睐。
我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保持敏感或礼貌，但我想引用《卫报》2015年7月23日的评论:“日本主流新闻界并不腐败，但它太有礼貌了，就像它周围的文化一样……但礼貌也有可能转变成对权力的那种无动于衷的尊重，而正是这种尊重让丑闻泛滥。”
这种行为可能导致日本人民对媒体的不信任。媒体在这方面的责任是什么？他们能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牛津大学的路透新闻学研究所2019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48个国家中，日本的媒体信任分数是35分。这成绩并不好，但最大的问题是，调查发现，记者对自己作为监督者角色的认知与观众对该角色的评价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尽管91%的记者表示监督政治领导者“极其重要”或“非常重要”，但只有17%的观众对我们的监督工作感到满意。
因此，我们的补救方法应该很明确：我们需要更独立、更尖锐的新闻报道，也就是更多的调查报道。
本文首发于ICIJ的网站上，全球深度报道网获授权编译转载。
Scilla Alecci 是 ICIJ 的调查记者和视频记者。她是 ICIJ 亚洲分部的负责人，负责协调 ICIJ 在亚洲的合作伙伴和成员的工作。
